山西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叶挺向好友发去一封电报，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新四军行动迟缓，再这般拖延，中央恐怕会觉得我故意违抗命令。实际上，我一心想要落实中央指示，却实在力不从心……”
从这封电报的片段，能看出两个关键要点：其一，叶挺对中央的北上指示全然赞同；其二，叶挺在新四军中并无实际指挥权。
叶挺身为堂堂新四军军长，本应是新四军的“一把手”，然而为何却指挥不了新四军具体的军事作战行动呢？
这一切根源，需追溯到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1927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幸失败。大革命本质上是在国共合作框架下，国民党人依靠苏联支持，针对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发起的一场暴力斗争。其终极目标，是把西方列强及其代理人彻底赶出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且强盛的国家。
起初，在孙中山先生的坚定引领下，这一伟大理想与抱负沿着正确轨迹稳步推进。
但孙中山先生病逝后，局势陡然改变。
由于孙中山先生临终前未明确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部初期形成汪、蒋共治局面。汪精卫主管党政，蒋介石掌控军队，双方对外一度表现得颇为融洽。
然而，伴随着最高权力争夺的白热化，蒋、汪二人分道扬镳，蒋介石在这场权力角逐的大戏中，除了以黄埔军校为依托，巩固自己的阵营，还果断抛弃苏联，摇身投入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门下。
此时，疾风骤雨的大革命早已让西方帝国列强以及它的代理人们心惊胆战。他们害怕红色苏联支持下的国民革命运动，会摧毁他们多年在华积攒下的丰厚利益。
而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递来的“拜山帖”，正中西方列强的下怀。因此，在他们的要求当中，铲除一切红色革命力量，从根源上杜绝第二个红色苏联的出现，便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蒋介石的主要条件之一。
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为尽早稳固其在国民党内的权势，索性也毫不含糊地答应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这个条件。
很快，“四一二”、“七一五”等针对中国红色革命的事变爆发，广大共产党人在蒋介石的疯狂白色恐怖之下，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自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彻底分道扬镳，完全沦为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华代理人的统治代言人。
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共产党人之所以不能有效反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除了内部判断、决策出现严重偏差，最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共产党人，在军事上没有一支绝对武装力量做后盾，更没有一支完全“党指挥枪”的部队给共产党人撑腰打气。（当然，这是单纯从军事层面而言的。至于其它方面也有很多因素，在此限于篇幅，姑且不表）。
所以，后来的共产党人制定了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即只允许“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后来的历次革命实践证明，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举措。
而叶挺后来出任新四军军长，却无权调动新四军，与之也有一定的关系。
叶挺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虽出生时的条件并不优渥，但好在少年时代的叶挺学习出类拔萃，在家人竭尽所能地支持下，他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粤军。
从叶挺懂事起，他心中便深深埋下一颗炽热的种子，怀揣凭借军事力量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坚定信念。岁月更迭，阅历的增长如同一把钥匙，为他开启更为广阔的认知之门。此时，他愈发清醒且深刻地意识到，拯救中国绝非仅靠军事手段就能一蹴而就，军事手段只是宏大拼图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要想收获胜利果实，恰似建造一座坚固大厦，广大各阶层民众的积极参与，如同不可或缺的基石。
加入国民党后，叶挺以敏锐目光，亲眼见证党内诸多顽疾与陋习弥漫。这些弊病犹如隐藏在肌体中的毒瘤，侵蚀着政党的活力与根基。尤其是大革命浪潮汹涌袭来，在与共产党人日渐频繁且深入的接触中，他如拨云见日，逐渐清晰看清国民党的本质。此刻的国民党，在历史洪流中，已然失去扛起拯救国家于危亡边缘、引领民族迈向伟大复兴这一沉重历史重任的能力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