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消费结构上,也反映在消费偏好与消费行为的调整中。面对这些动态特征,深入分析消费趋势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基于这些新兴的消费偏好,探讨未来政策引导的方向与具体举措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程实,文章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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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2025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九项重要工作,其中首要任务是全方位扩大内需,并特别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消费不仅对短期经济托底至关重要,还对长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具有核心推动作用。
在对消费问题的讨论中,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悲观预期或焦虑情绪,主要聚焦于消费升级向消费降级的潜在转向。然而,深入观察当前的消费现象,我们需要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探讨和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尤其要捕捉不同人群消费心理与消费偏好的差异性特征,唯有如此才能消除焦虑、保持客观。事实上,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消费结构上,也反映在消费偏好与消费行为的调整中。面对这些动态特征,深入分析消费趋势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基于这些新兴的消费偏好,探讨未来政策引导的方向与具体举措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消费模式的转变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社会老龄化与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背景下,中国的消费模式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与日本相似的趋势。然而,若深入至微观层面,其特征与细节更加复杂且多样化。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市场庞大且多样,从东部沿海地区到西部边陲,不同区域之间的消费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区域间消费偏好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在近几年,消费者的个体偏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既受疫情影响,也受全球文化趋势演变的潜在推动,对消费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消费结构呈现出新的动态演进特征。从过去相对稳定的住房支出,到当前对于食品饮料的精挑细选,再到外出娱乐支出的减少与个人健康成长支出的增加,反映出消费者偏好正在逐渐由炫耀性消费转向个体内在需求满足的变化。这种“由外炫走向内娱”的趋势,表明消费者愈发注重个体精神愉悦与生活质量的提升。
在这一趋势下,消费偏好呈现出更为个性化、务实化、简约化和质量导向的特征。相较过去,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是产品带来的愉悦体验,而非产品的外观设计或品牌声誉。同时,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定制化、体现个人风格的产品,而非标准化或广受欢迎的产品。此外,消费者更追求最高性价比,而非简单选择促销折扣商品或高价格、高品质的商品。
总体来看,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正随着人口代际更替和社会氛围演变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与中国经济从相对贫穷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密切相关。消费者更加关注个体内在需求与精神满足,追求理性、务实与个性化的消费体验。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消费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效用最大化。然而,这种效用的实现形式不应简单地被归结为消费“升级”或“降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变化反映了消费者内在需求的动态演变以及消费趋势所呈现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特征的新趋势。
二、扩大消费的两大重点
围绕当前消费模式从外部炫耀向内部愉悦的转变,中国内需体系建设中扩大消费需求需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释放服务消费的增长潜力,二是进一步发挥财政支出的杠杆效应与挤入效应。
1、服务消费的增长潜力
在服务消费潜力方面,研究表明,新务实主义消费日益强调务实品质。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消费者对商品价格和质量的关注,还体现为对商品配套服务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服务消费有望成为中国内需体系中新的增长点。
基于服务消费数据的分析,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13年的39%上升至2019年的45%。尽管受2020-2021年疫情影响,该比重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42%以上的水平。近年来,随着疫情干扰逐渐消退,服务消费比重的持续回升态势得以延续。
根据测算,预计到2030年,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有望超过50%,实际增速将达到3%以上,并逐步接近历史中枢水平。同时,考虑到当前中国物价涨幅较为温和,服务消费有望成为整体消费结构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
收入增长是推动服务消费扩容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两大方面。在宏观调控的支持下,政府致力于保障工资性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甚至略高于经济增速。同时,通过进一步激活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为财产性收入的提升创造更多条件,从而为服务消费的扩容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科技进步正为服务消费带来显著的新动能。例如,服务机器人在餐饮、教育、医疗等领域持续迭代升级,2023年上半年其产量同比增长22.8%。科技的不断进步不仅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还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服务体验。这种优质供给将进一步激发消费者对服务消费的需求,表明供给端的创新对于挖掘和激活消费潜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尽管这一趋势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带来一定压力,但从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的变化来看,老年群体对于多层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逐步显现,成为未来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养老服务的开发与优化将是服务消费潜力挖掘的关键方向之一。
为了充分释放服务消费的增长潜力,需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同步发力,采取多方面的努力和措施。首先,要优化基础性服务消费供给,提升基础性服务领域(如餐饮、住宿、家政、养老等)的服务质量,扩大有效供给,增强服务消费的可及性与吸引力。其次,要激发改善型服务消费活力,重点推动文化娱乐、旅游、体育、教育等领域的消费升级,打造消费新场景与新业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此外,要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加速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等新兴消费领域,推动消费结构优化与升级。
2、财政支出的杠杆效应与挤入效应
财政支出在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长期看,财政赤字率的上升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具体而言,财政赤字率上升1个百分点,长期消费支出有望上行0.2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财政赤字的扩大不仅对投资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其对消费的长期正向效应同样值得高度重视。可以预见,党中央、国务院在2025年进一步提升财政赤字率,将对消费与投资这两大内需引擎产生短期与长期的双重积极效应。
财政支出在释放消费潜力方面主要体现出两个重要效应。首先是杠杆效应。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支出的短期乘数效应基本接近于1,而长期累计折现乘数可显著超过1,甚至接近2。这表明,扩大财政支出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消费扩大的杠杆效应尤为显著。其次是挤入效应。尽管传统经济理论中常提及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但实证发现财政支出对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财政支出通过多重传导机制显著释放消费增长潜力,增强经济内循环动力。具体来看,政府支出通过传导机制作用于居民消费,这一过程呈现为一个逐步强化的动态演变。初期阶段,财政支出需直达家庭部门与民营企业,进而通过提振社会发展预期与市场信心,逐渐增强政策的传导效果,并最终扩展至消费领域。因此,财政支出所引致的挤入效应具有渐进性与累积性,在初始阶段需要保持一定的政策耐心。 ■
文章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责任编辑:刘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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