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书：“脑腐”能够治愈吗？

　　我第一眼看到“脑腐”这个词，便扭头向一同读报的爸爸惊呼：“短视频！”

　　那天晚上，我和爸爸坐在书桌旁翻看12月3日《参考消息》，爸爸突然指给我看一则消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2月2日援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牛津英语词典》出版机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从庞大数据库里的许多候选词中，挑出意指认知能力衰退的“脑腐”（Brain rot）一词，作为本年度潮流热词。

　　爸爸说，不知为何，“脑腐”这个词会让我联想到“脑残”。

　　我说，“脑腐”（Brain rot）与“脑残”（Brain demage）还是有些区别的。“脑腐”是一个缓慢而几不可察的脑子生锈过程，而“脑残”是一击致命的脑子病变。用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讲，“脑腐”就像高血压、高血脂，是慢性病，有些人并不会为此改变生活习性；而“脑残”就不同了，它是不易治愈的癌症，得了便意味着要长期出入医院进行治疗。

　　然而，“脑腐”就不需要医治吗？慢慢生锈的脑子不需要重获灵光吗？我觉得不仅需要，而且必要。

　　“脑腐”一词最早出现于1854年。它由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率先使用。大约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由马铃薯晚疫病导致的爱尔兰大饥荒给了他灵感，于是梭罗便在其大作《瓦尔登湖》里吐槽：“英国尝试治疗土豆腐烂，难道就不努力治疗脑子腐烂？”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精神鸦片”能比短促、高强度的错误信息输入，更有效地腐化人类的认知。

　　我在做机械劳动类的实验时，常常喜欢顺便听点时政要闻、历史故事或者电影拉片解说。作为B站（哔哩哔哩网）网龄超过十年的元老用户，我习惯观看长视频，所以即便在短视频的风口期，也没有一缕风吹动我点开看看。我完全不好奇短视频平台能播放什么节目。

　　毕竟与其听路人甲3分钟讲一段时政要闻，还不如看信息来源可靠的电视新闻，或者翻翻时政报纸。3分钟，甚至容不下一些大型历史事件的故事梗概。即便是看一场电影，有两个小时的时长，讲一个小故事也许可以，故事结构稍微复杂一点，就得拍成系列片——何况是短视频呢！

　　短视频的“短”，注定了单位时间内的信息容载量有限。若平台想要留住用户，维持流量并持续盈利，就得想办法整点“花活儿”。这就使得某些短视频的内容，怎么吸睛怎么震碎三观怎么来。所以，我拒绝那些质量无法保证，内容全靠刺激，信息源又难保真切可靠的短视频，免受其害。不过，长期观看长视频的我，就能够规避频繁使用电子产品，从而导致认知衰退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退行障碍”吗？

　　不能。而且，我悲伤地发现，观看长视频，于我而言，已然成瘾。

　　我习惯了耳朵旁边有固定量的信息流动。当我的世界恢复安静时，觉得不适应，并无法很快进入深度思考。我习惯了大量的信息输入，却罕有梳理这些输入的信息流并转化为输出的过程。尤其当这些输入的信息本身质量还不错时，我还会为自己学了点“新知识”而沾沾自喜。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变成了一个容器，装着一些不确定有什么用途的看上去很“高端”的知识。它们并没有变成能够随意取用的精神力之箭，反而随着时间流逝，慢慢风蚀，在脑子里渐渐地“腐烂”了。

　　我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大脑越来越难以高效地处理多变量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我像一只文火慢炖的青蛙，最终没能躲过信息化时代温水的蒸煮。

　　爸爸妈妈的突然到来，很快便治愈了我的“脑腐”。

　　戒断方式非常简单——没收手机。基本操作是，我在写论文或其他文件时，手机被妈妈“收在”爸妈的房间里。除了一些必要回复的紧急消息，我无权摆弄它。这种戒断，初始阶段是很痛苦的，我的世界不再像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台，站台大厅也不再熙来攘往。突然拉了电闸的火车站，一下子变成了无人光临的深夜广场。

　　我走在自己的“识海”里，开始一件一件翻检广场上的知识摆件。在这个过程中，我写完了拖延了很久的几篇稿件，解开了困扰已久的工作谜团，同时恢复了睡前阅读的习惯。我明显感觉自己的意识日渐清明，在洗澡时更是妙思泉涌，常常出了浴室就奔去找iPad电子笔记本，记录洗澡时突发奇想获得的科研新思路。

　　戒断期间，我有什么难解的科学问题，便拉住妈妈，强行给没做过科研的妈妈分析讲解。妈妈并不嫌我絮烦，而是很有耐心地听我讲解，并在我缺乏逻辑时，帮助我梳理思路，说，这样试试你看如何？很神奇，每次我给妈妈分析完问题之后，解题思路便突然灵光一闪钻进我脑中，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爸妈来深圳期间，我每天只和爸爸、妈妈以及科研为伴，还有导师的及时指导研究。此外，我几乎不再有信息过载的繁杂问题，大脑带宽足够轻松处理日常遇到的科研问题。

　　这使我深受启发。“脑腐”源于不知疲倦地获取质量参差不齐的信息，就像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那样：“少则得，多则惑。”是啊，困惑越积越多，我便成为一只困惑容器，过载信息湮灭了我思考的余力。减少信息负载，我“识海”中裹着种子吹过山野的狂风，就变成了柔细的和风，将思绪的种子吹落在土地上，有了生根发芽的机会。

　　我想，探索隐居的佳妙之处的梭罗，一定有相似的体验，才能问出脑子腐烂当治与否？

　　如今，年轻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脑腐”来形容一个人的精神或智力状态衰退，尤其是由于过度消费琐碎的网络内容，从而导致精神和智力衰退。无论是英伦还是中国以及N国，“环球同此凉热”，问题急切而普遍且严峻。

　　叔本华曾断言，生命的本质是一团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得到了就会无聊。信息化时代，人的欲望被信息洪流切碎，变成一个一个细碎的即刻满足机会，手机里各式各样的软件像“投机成瘾”的商人团体，随时满足这些零碎渴望，把人操纵如天平的摆针，在产生欲望的短暂焦虑和马上获得满足的无聊间反复摆动，让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心力，逐渐地“脑腐”化。

　　今年春天我和爸爸妈妈有过一次关于手机的专题对话，后来爸爸写成一篇题为《放下，立地！》的杂文，讲的就是放下手机，超度自己。

　　放下，立地！说得真好！当我们立志要做点事情的时候，首先要让自己摆脱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科技产品的诱惑枷锁，不再将自己的欲望从资本社会提前设计好的欲望抽签库里抽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摆脱渐进性“脑腐”之魔怔。

　　换言之，治疗“脑腐”，要从放下手机，远离信息过载开始。

　　李雨书，出生于山西省阳泉市，5岁随父母进京。北京大学学士，牛津大学博士。现在中国科学院深圳某研究院，做合成生物化学方向研究的博士后工作。好读杂书，爱看电影、动漫和学术期刊，偶尔也喜欢写点随笔杂文。2018年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期间，与父母一起创办《谚云》公众号，并撰写《牛津日记》系列文章。

来源：谚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