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英 ：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中的认知基础

作者：刘文英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卓有特色的学者，但其思想和立场相当复杂，为防止论述结论的偏颇，必须具有大体确切的认知基础。这需要在整体掌握研究对象的资料、稔知学界已有成果的前提下，首先对其学术渊源形成明晰、妥当的认知。其次，要了解章学诚的哲学观念和学术宗旨，认清其思想是在程朱理学的体系之内。章氏所言之“史意”，就是指著史意图或学术宗旨。最后，应当准确认识章氏的“校雠学”和方志学等学术见解，并且与其史学创见结合起来考察。对章学诚学术的研究，虽然仅是历史学中一个具体的专题，但对其百年成果的回顾仍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章学诚；认知；方志学；史意

清朝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在私家史学普遍热衷于历史考据的学风背景下，全力投入对文史理论的探求，获得颇多创见，在清代可谓独树一帜。自近代起始，对章学诚研究渐成为学术热点，尤其在中国史学史学科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更成为探索古代史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章学诚其人其学，既具精要之论，也甚多局限，其思想和立场，有远比当时学者更保守、落后和迂腐之处。因此，研究者须抓住章学诚研究中的要点和关键问题，形成大体确切的认知基础，方可避免对章氏著述的错讹理解，防止结论的过度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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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学诚其人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为了准确解读章学诚的著述，也必须对章氏其人做较多的了解，孟子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全面了解章学诚，对精读其著述、分析其学术思想是有很大辅助作用的。

章氏家族祖居本为上虞道墟，其祖父时移居绍兴府城。章学诚的父亲章镳，字骧衢，又字双渠，号励堂。章镳在少年时代，家境已经相当贫穷，但坚持读书，并且在乾隆七年（1742）中了进士，随后近十年都在乡间教书。乾隆十六年才得到做官的机会，任湖北应城知县。章学诚此年14岁，跟随父母离开家乡，前往应城，自此漂泊40年，老迈时才归乡闲居。中间曾仅有一次路经家乡小住，旋即离开。

在应城时，章学诚依照自己的性情爱好泛览不少书籍，但后来被其父严格限制，择师学习举业，但他却对史学开始偏好，广读史书并且试行改写《左传》等书，这为后来研讨史学理论准备了知识基础。

乾隆二十一年（1756），时章学诚19岁那年，章镳因疑狱判决失误被革职，又因赔补亏空，贫困到不能归乡的程度。好在人缘关系不错，他仍可以在应城做教师度日，当然，在书院内获得讲学职位，也就没必要回家乡去。而章学诚若干年来，无论举业、学术都不大长进，20岁之后，自我感觉见识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特别是在史学方面，初步形成一些新颖的想法。这些反映于他后来追忆往事的家信内。章氏于23岁、25岁两次北游京师，应顺天乡试，皆落榜不举，遂入国子监读书，以图进取。26岁时回湖北省亲，次年值其父应聘整修《天门县志》，遂参与修撰，形成对于方志的比较系统的看法，写成《修志十议》一文。28岁时，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仍不第，再入国子监，从古文大师朱筠学文，得朱筠赏识，从而有机会结识一批文化名流与官僚。乾隆三十三年（1768）章学诚31岁，其父卒于应城。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靠朱筠介绍，应聘纂修《和州志》，这是一次重要的治学、修书锻炼，意义很大。但方志修成之后，时任安徽学政秦潮不喜欢章学诚纂修《和州志》的体例、内容安排，予以否定，不予刻印刊行。章氏也就再不能在和州谋业，游移各处依附他人，或为幕僚，或为书院教师。乾隆四十二年（1777）40岁，入京再应顺天府乡试，文章得到主考官梁国治赏识，中试为举人，次年即中进士。但“自以迂疏，不敢入仕”，没有等待铨选，即去投靠永清县县令、友人周震荣，受聘纂修《永清县志》。自此著述显著增多。但这部方志修成刊行后，章学诚又过了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全靠友人接济，如寄居于周震荣家、梁国治家、张维祺处。乾隆四十八年（1783）病于京师，同乡友人邵晋涵将之接到家中诊治疗养。还经这些官员或聘请或介绍，章氏得以主讲直隶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冬，因周震荣推荐，章学诚到河南拜谒巡抚毕沅，会面交谈后得其认可，遂留于其幕府，主持纂修《史籍考》。为了维持全家20人的生活，同一时段他还兼任过书院讲席与几处地方志的纂修，其中重要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纂修的《亳州志》、约乾隆五十七年（1792）开始纂修的《湖北通志》。两种方志都未能刊行，《亳州志》是因为地方官更换而未刊行，《湖北通志》则因湖北巡抚惠龄不喜章氏之文，趁总督毕沅入京觐见，挑起体例和写法上的纷争，既而毕沅降调，章学诚也只好离去。但乾隆五十年之后，是章学诚学术思想成熟和深化的时期。

乾隆末年至嘉庆初，章学诚的好友多有谢世，他自己已经年岁垂老，活动空间和可倚赖、求助的人越来越少，晚年回家乡居住，方注意到黄宗羲等前辈乡贤的著述，大为赞赏。嘉庆六年（1801）去世，享年64岁。

章学诚的治学路径与当时盛行的考据学不相符合，这还不是大的问题，他得到朱筠、梁国治、毕沅等高官的赏识和援助，也有周震荣、邵晋涵等很要好的朋友。唯其好为议论并且好为争辩，又理学思想浓厚，对人常常片言启衅，纤芥不容，仅在学术范围，就很容易树立对立面。而他激烈抨击甚至谩骂当世名气很大的袁枚、汪中等人，多是出于腐朽“卫道士”的思想和心理。在戴震逝世后，斥责戴氏口头上贬低朱子是“害义伤教”，声称其造成极坏影响：“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戴震自有应当批评的问题，但出于维护朱熹的议论，在当时已属迂腐。

章学诚与汪中都曾同时投身于朱筠、冯廷丞、毕沅幕府，但二人不和，这在洪亮吉的诗作自注中有所说明，柴德赓《章实斋与汪容甫》一文有详细评析。章氏《述学驳文》是专门反驳汪中论点，特别是攻击汪中对《周礼》“奔者不禁”的解说，认为汪中“聪明有余，识不足也”。汪中是扬州人，他自认为是扬州当代的名学者之一，而章氏因此在《论文辨伪》中直接斥曰：“汪中恬不知耻。”章学诚攻击袁枚尤为激烈，《妇学》《妇学篇书后》《诗话》《书坊刻诗话后》等都是针对袁枚的，“乃有不学之徒，创为风趣之说，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哉?”“今之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有小慧而无学识矣，济以心术之倾邪，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这是因为袁枚招女弟子教习作诗，又在《随园诗话》里提出诗歌的“风趣”之说，并且以此解说《诗经·国风》，于是被章学诚指责为“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斯乃人首畜鸣，而毅然笔为诗话，人可戮而书可焚矣!”章学诚不善于写诗，但给《随园诗话》题十二首恶狠狠的诗，如“江湖轻薄号斯文，前辈风规误见闻，诗佛诗仙浑标榜，谁当霹雳净妖氛”，这真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态。

章学诚的性格，可以从著名学者洪亮吉的讥刺诗内略见一斑：“鼻窒居然耳复聋，头衔应署老龙钟。未妨障麓留钱癖，竟欲持刀抵舌锋。（君与汪明经中议论不合，几至挥刃。）独识每钦王仲任，多容颇詈郭林宗。安昌门下三年住，一事何尝肯曲从。（君性刚鲠，居梁文定相公寓邸三年，最为相公所严惮。）”章学诚与洪亮吉也矛盾很深，为了无关紧要的文字、学术问题争论到互不相让，直接影响他在毕沅幕府中对《史籍考》的纂修。

学者具有一些不完美的性格也是人之常情，但章学诚的问题在于名教观念浓重、激烈，而且不能容忍他人略有离经叛道之嫌。对于像汪中、袁枚等人的行为，当时多数学者、官员都是相当的宽容，清廷也并不追究和责难，唯章学诚视之为道德败坏的仇敌，俨然是一副卫道士模样，这不能不作为评价章学诚学术思想时所引为参考的要点。基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立场，对学术思想会发生制约性影响，特别是涉及宏观性的学术问题，乃是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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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学诚著述的版本、流传

章学诚一生纂修多种方志，又撰成目录学理论著作《校雠通义》4卷（今存3卷），还撰写大量文史议论之文，并且规划集结为《文史通义》一书，《校雠通义》与《文史通义》是章学诚最重要的著作。《文史通义》是陆续撰写和筛选的论文集，章氏生前曾选择一些篇目刻印，但未及最后完成编定，临终托付浙江萧山学者王宗炎校订。王氏逝世后，章学诚后人着手整理编辑，清道光十二年（1832），勘定《文史通义》内篇5卷、外篇3卷并附《校雠通义》3卷成书，其外篇乃由章氏所撰各种方志序例组成，由章华级撰序刻行于开封，是为后日通行之《文史通义》大梁本。张述祖《文史通义版本考》一文，进行了综合的考述，指出大梁本之后尚有篇目、编排次序有所不同的多种版本，如咸丰年间的《粤雅堂丛书》本、光绪初的贵阳刻本、光绪二十三年的补编本、志古堂本等十几种。可见自道光年间始，章学诚的著述已渐渐流行，并非人们所常说的直至近代其学方显于世。孙次舟撰著的长文《章实斋先生著述流传谱》，按年代顺序排列了章氏著述的流传状况，资料甚为详细。

章氏的遗作散存于后嗣、书肆和藏书家，辗转流寓，有多种抄本。王宗炎曾编辑章氏遗稿30卷。光绪后期桐城文人萧穆，曾经购求与整理，并与王宗炎编次目录核对。民国时期，浙江图书馆据会稽徐氏抄本，于1920年校订和印行《章氏遗书》24卷。另有山阴何氏抄本，经马夷初转抄后由杭州日报、中国学报刊印。传本之中，王宗炎编辑本最为重要，其逝世后遗稿归沈曾植，1922年刘承干嘉业堂从沈氏处获得该本，更搜集补充20卷，刻行《章氏遗书》50卷。同时，世间尚有武昌柯氏抄本，藏前燕京大学图书馆；章华级抄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翁同稣旧藏朱氏椒花验（吟）舫抄本，藏北京图书馆。刘氏嘉业堂本《章氏遗书》收录较全，校订亦精，对章学诚学术的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至1985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嘉业堂刻本《章氏遗书》，并且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章华线抄本与北京图书馆藏翁同稣旧藏抄本之中，搜集十几篇遗文加以补充，出版题为《章学诚遗书》的新书，是迄今收载章氏著述最为丰富的版本，但是仍然未能将可以检索到的章氏所有撰述完全收载，而留有遗憾。

刘氏嘉业堂刻本《章氏遗书》中《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内篇已与大梁本有所出入，外篇竟完全不同，为文章、序跋和书信。《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曾经刊印单行，与大梁本形成两种同时流行的版本。当代学者仓修良先生对章学诚的学术研究和文籍整理情有独钟，他合并已有的两种《文史通义》版本，并且又以己意从《章氏遗书》中择取一些文篇，编汇成另一版本的《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随之，仓修良教授又致力搜求章学诚之未曾发现、未曾出版的散存撰述，编纂《章学诚全集》。天津博物馆藏有章学诚进士殿试的答卷，因属于珍贵文物，仓先生虽得知而无法获得其文。后在努力之下辗转获得高清晰度的拍照服务，复制品存上虞县章学诚纪念馆。至今，仓修良先生已经过世，而尚未见《全集》的出版面世，这是十分遗憾的。

从上述版本流传上看，我们若精读《文史通义》，其实没有完全标准的版本。因此，研究章学诚的学术，不仅要对《文史通义》的各种版本兼顾，最好是尽力全面阅读章学诚的著述。章学诚的有些文章不容易读懂，所以不同研究者对其的论述有不同的理解，这样一来学术分歧就多，争论很大，关于章学诚的研究也就经久不衰。我们研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应参考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不要局限一家之说，需要将不同意见对照参考，更不可自己随便阅读《文史通义》的几篇就轻易地得出结论。力求认知的全面性，在这里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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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学诚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研究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与著述，首先应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树立正确的认知，才能使具体问题的探索少产生太偏颇的结论。这些重要的问题，大多已经有学者做过探讨，然而言人人殊，见解分歧，须全面思考和抉择。

第一，关于章学诚的学术渊源

章学诚何以在考据学风最为兴盛时期创明史学理论?姚名达说：“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学，则颇疑他的环境不易产生他这种学术，最后乃断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姚名达试图考察邵念鲁的学术，以研究章氏的学术成因。实际上，梁启超早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经提出清代有个浙东学术统系，黄宗羲为首要人物，其下有邵念鲁、章学诚等。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认为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完成者”，是清朝史学真正有功的建设者。陈训慈的文章《清代浙东之史学》、何炳松的专著《浙东学术溯源》、陶存煦的《章学诚学案》与苏庆彬的《章实斋史学溯源》等都做出探讨，具体见解虽有分歧，但皆认为浙东学术源远流长，这种观点原本就是基于章学诚《浙东学术》一文的启示。

关于浙东学术问题的认识，对章学诚学术渊源问题的研究影响甚大，但也有不少学者否定“浙东学术”的提法，例如金毓蔽、钱穆、何冠彪等。这个问题牵涉对清代学术史总体的研究，即是否应当按地域划分学术派系，值得在更大范围进行认真、反复的讨论。

笔者认为，章学诚在考据学风最为强劲之际，独辟蹊径地进行学术理论的探讨，成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史学理论家之一。对于章氏成学的原因，史学界曾提出许多论述，诸如有的从刘知幾《史通》的影响、邵念鲁《思复堂文集》的影响寻求根源，有的置于“浙东学术”的传承统系中考察，等等。诸说虽各言其理，然皆未触及问题的根本，为什么刘知幾《史通》也好、浙东学术也好，单单影响章学诚一人呢?至于浙东学术传统是否真的存在尚且有所争议，即使存在，也与章学诚关系不大，因为他自少年时即已离开家乡，他自己在乾隆六十年说过：“鄙人久役于外，故乡文献，不甚周详。”至年老回乡闲居，才注意到黄宗羲等人著述，撰写了《浙东学术》一文，章氏并未自认是其中一员。相反，章氏在思念邵晋涵的文章中说：“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也明显表达了自己并不属于“浙东史学”。

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成因，应当从他的治学实践活动中、从他思想意识的修养历程中探寻。校雠（目录）学的知识基础、程朱理学的思想基础与纂修方志的实践基础，乃是章氏史学理论形成的三项根基，其中纂修方志的实践，是最主要的因素。章学诚很早就开始纂修方志，而且修志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实际学术活动，从27岁至57岁，修志活动经历了30多年，所修方志中尤以《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最为重要。章学诚编纂方志，既要使之成为一家著述，又欲为国史提供详备的资料，这使他的修志活动面临方志的著作性与资料性的矛盾。在探讨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他形成将学术分为著述和比类的重要创见。章氏编纂方志，遵循“方志乃一方全史也”的理念，必如同史书那样来设置门类，因使修志中可以体验和检测史书既有的义例，亦使修志的经验直接上升为史学义例的理论。方志又有为地方官提供行政参考的功能，因而需要详今略古，重于实务，这有助于章学诚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形成。在编纂方志的活动中，章氏总是受到持异议者的诘难和攻击，正如他自己所说：“历聘志局，频遭目不识丁之流，横加弹射，亦必补录其言，反复辨正。此则虽为《文史通义》，有所藉以发明，而屡遭坎坷，不能忘情。”在与不同意见的辩驳中，为了争取地方官的支持，必须通过论说史学义例来表明见解的正确，这就起到推动章氏史学理论发展和成熟的作用。事实上，章学诚的史学创见，也确实是随着他编修方志的历程逐渐成熟，每修方志，章氏都在各篇序例中总结此次修志所得出的史学见解，至乾隆五十五年纂修《亳州志》后，史学创见才取得成熟化的进展。《亳州志》修成，同时进行了和州、永清二志原稿的删定，是章学诚编修方志方法上成熟的标志。这迅速带来治学理念与史学见解的成熟，这首先表现于《家书》七封和《答客问》《释通》等文中，尤其是《答客问》三篇，高唱“独断之学”，纵论学术类别，表述精辟，气势雄壮，是章氏最具个性之文。家书七封，将自己的治学历程、学术主张、治学特点等做了总结，亦为史学理论成熟的代表作之一。隔年即乾隆五十七年撰成的《方志立三书议》与《书教》三篇，仍是对《亳州志》编纂实践的理论总结。而此时章氏的史学见解，不仅从修志实践中总结概括，也受到程朱理学之理念的制约，《答客问》三篇撰写后转年，章氏著《史德》一文，自称“近撰《史德》诸篇，所见较前有进，与《原道》《原学》诸篇，足相表里”。而实际上是从理学思想出发，给“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的论点拉向后转，来一个“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限制，即要求符合“天理”，而不能无顾忌地“孤行其意”。其后章学诚还编修过《湖北通志》等方志，亦遭持异议者的攻诋，最终未获刊行。辩论中章氏申明史学与方志学见解，对此前的理论稍有调整、修补而无大的发展。章学诚这一创新成学历程，学术线索十分清晰。

第二，关于章学诚哲学观念与学术宗旨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细致分析了章学诚关于“道”“器”关系的议论，认为他基本属于唯物主义思想家，将之列为清代的启蒙思想家。刘汉屏《章学诚是清中叶启蒙思想家的前驱》一文的基本思路，是发挥侯外庐的观点。仓修良《章学诚的历史哲学》也认为章氏在哲学上基本属于唯物主义，而且在认识论上也基本是唯物主义的。俞兆鹏甚至认为章学诚的思想是“唯物主义反映论”。李凌阁、三英《章学诚的正统观》认为：“章学诚是程朱理学的改良派”，本体上是唯心思想，“他把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作为史学的唯一作用和目的”。罗炳良《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一文立论特殊，没有涉及是否属于理学体系等问题，而是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史籍演变‘奇’‘腐’互化”等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章氏“形成了朴素辩证历史观”，“章学诚的史观中闪烁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光辉”。乔治忠在《章学诚“史德”论思想评析》一文中认为：章学诚关于“道不离器”的论述，并没有“道”从属于“器”的语义，乃与朱熹“道与器之未尝相离”的思想一致，“即器求道”不过是“格物致知”的另一说法。因此，章氏“未能从哲理上脱离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章学诚在《原道》上篇一文声称“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在《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中，他把“道”比作“日月光天，终古不变”，而万事万物“各以质之所赋而被其光……所得光影各有大小高下之不齐”，这仍是强调“道”的本原性、第一性，等同于朱熹“理一分殊”的观念。

章学诚思想的主体仍是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不应误解或夸大他的个别论点而轻许以唯物主义思想家称号。章氏自己多次斥责戴震等人反对理学的行为，赞扬“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坚信“程朱之学，乃为人之命脉也”，声称重新编纂《宋史》，要“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这表明了章学诚的理学精神。学术界多将章学诚归之“浙东学术”的统系，从而有学者认为他是由陆、王心学入于史学。这种看法并不恰当，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本来与朱熹理学有相通之处，章学诚又反对在学术上严立门户，所以不能完全排除他受心学的影响，但章氏通过朱、陆之辨，明言“朱子之流别优于陆、王”，可见“正程朱而偏陆王”才是其学术思想的根基。

章学诚两次标举自己的史学特色是“吾言史意”，并且说这是他与郑樵、曾巩、刘知幾的根本区别。对于“史意”的诠释，必然涉及章氏的学术宗旨。金毓敝《中国史学史》第八章将章氏所谓“史意”等同于“史义”，又解释为“别识心裁”，即特殊的史学见识和史学方法。王树民解释“史意”，也认为就是“对于史学所具有的别识心裁”，与“史识”“史法”等“实际的涵义则无从区别”，仅重点有所不同。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第十六章认为“史意”就是史学理论。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八章也认为“史意”本于“史义”，代表着史家的思想体系，要点是明大道、主通变、贵独创、重家学，而积极精神在于创新，其生命力是史家的“别识心裁”。

其实，章学诚所谓的“史意”，是指史家著史的“意图”“意旨”，即目的性，并不等同于“史义”。乔治忠在《章学诚史学思想新探》中认为，“史义”乃是史籍中已经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而“史意”则是史家撰史所要达到的意图、目的，二者虽有联系，却不全同，“撰史要通过别识心裁而达于史意，但史意并不等同于别识心裁，而是属于别识心裁背后的意图与目的”。章氏标举的“史意”，是从学术角度出发的经世宗旨，即要挽救当时已经偏颇的治学风气。

第三，关于章学诚的其他学术贡献

对于章学诚的史学建树，早期综合论述的论文有何炳松《章学诚史学管窥》、姚名达《章实斋之史学》、傅振伦《章实斋之史学》、陶存煦《章学诚之道学及史学》等。仓修良论述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包括史学要“经世致用”、高唱“六经皆史”、倡导“史德”、进化论的历史观、反对英雄史观等几项内容，在历史编纂学上有要求通史“纲纪天人”、“通古今之变”，将史书分为撰述和记注，主张创立新史体等，还专题论述了章氏的方志学理论。此外，乔治忠认为章学诚还具备史学的总体观念，即设想由“一人之史”“一家之史”“一国之史”“天下之史”组成一个分层次、有级别、互相独立而又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自上而下地贯彻史法，自下而上地提供史料”，“将州县方志作为史学总体建设的基础”。这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校雠学在学术界多称为目录学，但章学诚本人激烈反对有所谓“目录学”。章氏的校雠学成就除纂修各种方志中的“艺文”部分外，主要著有《校雠通义》4卷（今存3卷）和编辑大型解题目录著作《史籍考》（未成，遗稿散佚）以及与《史籍考》相关的论著。《校雠通义》是十分重要的目录学理论撰述，近代以来所有的目录学、文献学著述，皆将章氏此书列为重点论述的内容，这里不必胪举。早期专题论文有傅振伦《章学诚史籍考体例之评论》《清朝目录学家章学诚》，王重民《论章学诚的目录学》，苏渊雷《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罗炳绵《章实斋的校雠论及其演变》，魏德裕等《试论章学诚对目录学的贡献》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关的论文仍不断发表，多为赞誉章氏的贡献，但也出现了王燕均《章学诚校雠学商探》等文，认为章学诚的校雠学只是古人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以史学家的偏见看待目录现象，使其校雠学理论沦为了史学的附庸”。

关于章学诚方志学的研究，论文、论著数量甚多。傅振伦认为章学诚将方志视为一方之史，主张方志须立志书、掌故、文征三书，详细地列述了章氏修志的方法与体例。黄苇认为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是全面、系统、严密的，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仓修良认为章学诚将其史学理论应用于纂修方志，“提出了一套修志理论，创立了修志体例，建立起‘方志学’”。王永太的文章则批驳章学诚关于方志起源于《周礼》“四方之志”的说法，认为章氏将方志看作“一方全史”的见解是不正确的，“如果以宋以后的方志体例去寻找方志的源头，是难免有误的”。其观点值得注意。乔治忠认为清代自康熙年间初修《大清一统志》，已经广泛开始了方志学的探讨，章学诚“方志为一方全史”的观念承袭前人已有的论述，受乾隆《江南通志》的启示，此后在修志实践中“为解决方志的著作性与资料性的矛盾”，“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直接推动了方志的纂修”，并且得出史学的创见。

研究章学诚的专题论文，还有涉及家谱学、档案学、文学文论、治学态度等各项内容，如李振东《章实斋的文论》、潘光旦《章实斋之家谱学论》、冯子直《章学诚档案学思想借鉴》、郭绍虞《袁简斋与章实斋之思想与其文论》、何明《章学诚的“文德”说》、钱亚新《略论章学诚对我国索引工作的贡献》、冯志直《章学诚的档案学思想》、靳云峰《实事求是地对待章学诚的档案学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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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学诚学术研究的几点启示

迄今对章学诚学术的研究，成果是十分丰硕的。对这样一个成果极多且有许多名家探讨过的历史专题，今后该如何深入研究，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回答，就是我们应当得到的启迪。

第一，必须充分重视历史学科学术史的清理与研究，使史学遗产获得有鉴别、有分析的继承和发扬，这对整个历史学的各个专业、各大专题来说都是必要的。学者不能在严重缺乏学术史清理的状况下师心自用，以不经深考的认知发出学术论断，因为这不仅可能重复了前人已有的见解，更可能道出早已被前人驳斥过而不能成立的观点，留下治学进程中的笑柄。

第二，从解决意见分歧的问题入手，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学术见解上的意见分歧，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不辨是非、不作批评与争论，让可以解决的意见分歧永无定论。推进和提高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最方便、最直接的方法是从解决意见分歧的问题入手，这就需要史学批评和学术论辩。对于学术问题，既要勇于坚持正确的见解，也要勇于放弃陈旧过时及相形见绌的观点，这是每个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态度。就史学界而言，需要倡导在学术范围内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气，多进行疑难问题、分歧问题的讨论，避免学术空气陷于沉闷。

第三，学术研究的基础仍须加强建设，使之更为坚实。对于章学诚的研究而言，史料建设和基础性工作是比较完备的，但并非尽善尽美，如《章实斋先生年谱》虽为名著，但亦有人撰文指摘、补正，未遑做出新的修订，也未再出版新的校勘、注释之本，这使研究参考之际，很可能承讹袭谬。类似的问题，亟待改善。至于其他专题的大量历史课题，就更需要在史料、文献与史实的清理、考订方面多下功夫了。

第四，注意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全面地予以分析和思考，防止视角片面、结论偏颇。如章学诚思想、观点相当复杂，他的政治伦理观念陈腐，落后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是无法否认的，这与他的某些出色的史学论断形成鲜明反差，给确切评析增加了难度。政治伦理观念不等同于学术思想，但会与学术观点有所关联，我们反对将政治观点与学术思想绝对地联结，也反对将二者绝对地割断，因为章学诚毕竟是一个历史人物的整体，应当具体分析其政治伦理观念与哪些学术问题有较深层的关联。对于章氏目录学、史学、方志学等各项成就，也应探讨其间深层的内在联系，而不应满足于分类拆开地研讨。

第五，放开视野，改进研究方法。一个具体的热门学术个案，往往呈现出先有的研究似乎已经涉及方方面面，则接续的探讨就需要扩大视野，改进方法，才能取得新的成果。例如关于章氏的方志学，应当广泛研究清初以来官方、私家的修志活动及有关方志问题，不局限于对他个人活动的分析。章学诚多年充当官员的幕僚，为深入研究其心态，应该探讨清代幕僚的生态状况。至于研究方法，应当将具体的技能上升到理论层次，有意识地选择不同视角、不同方式的研究进路。现有论著中，以逻辑分类方式研究章学诚各种学术见解者多，而以历史的方法考察章氏学术成长轨迹者少，就是一项需要改进的层面。开阔视野、改进方法，是史学学术发展的当务之急。

总之，对章学诚学术的研究，虽然仅是历史学中一个具体的专题，但对其百年成果的回顾仍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在历史学领域，有许多类似的专题，也都曾经作为热门问题进行过长足的研讨，而且从某种意义而言，整个历史学都是比较成熟、成果积累甚多的学科。所以史学的各个专题以及历史学的总体内容，都应当进行学术成果的总结，都应当进行学术史的清理研究。而每一项认真总结所得到的启示，都会对促进史学的发展提供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