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投降，从国民党对日大接受背后的乱象看出今后的结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在广播中宣读终战诏书，曾经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日本，以这样的方式向全世界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但是对于蒋介石来说，他面对的还有一大堆棘手的难题？

此时，南至南亚诸国，北至西伯利亚边陲，东至太平洋列岛，西至印度的广袤地区，依然被全副武装的日军所占据，作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中国的大半河山之中也依然有上百万日军。如何顺利的收回沦陷的国土，如何把沦陷区重新纳入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框架，成为一个无比庞大却又十分迫切的课题。

在蒋介石看来，接收是另一场未完的战争，他不仅关乎国际声誉，也关乎国运盛衰。对此，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抱有清醒的认识。但接下来，国民党在大接收中将交出何种答卷呢？

战争是一场浩劫

八年艰苦抗战终于结束，战争阴霾散去，沦陷区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面对街坊的国民党军队，他们毫不吝惜地送上了鲜花和欢呼。无论对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正义者还是邪恶者，这场战争都可谓是一次浩劫。此时的中国所呈现出的便是一幅劫后余生，哀鸿遍野的景象。胜利固然需要纵情的欢庆，然而回过头去看，这八年艰苦抗战当中，中国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根据史料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了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万人，伪军118万人。而与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比，中国军民的损失更为惨重。据何应钦所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记载，仅在武器方面，中国军队就消耗了步枪86万支，各式机枪近7万支，各种火炮7400余门，枪弹18亿发，炮弹1000余万发，手榴弹2200余万枚。至于战争带来的中国军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于统计不尽周全，各方说法并不一致。仅折中数据而言，应有超过3000万的中国军民伤亡，经济损失在5000亿美元以上，而1500余县市，6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超过两亿人被卷入了这场战争。

我们从经济上来看，当是因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物质供应缺乏，物价飞涨，整个经济状况不尽如人意。从政治上来说，经过了这样一场战争之后，中央政权要使得他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很重要。那么不通过一场接受，那也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无论从经济上，从军事上这些基本面来看，进行对日军的全面接首是完全必要的。蒋介石和他的高官们都深知，接受敌人的投降固然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更何况对方是曾经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

蒋介石的接收计划

但对敌占区的接收远不止是这么简单。这无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复杂不仅仅因为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还因为他牵动着国民党内各方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如此，对接手的布局早在日本露出投降端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翁文浩是最早直接从蒋介石那里获悉大接收构思的国民党高官之一。按照蒋介石的计划，也是陆军总司令部主要组织对日军的受降。而行政上，经济上和社会事业上的接收都由行政院负责，这个设想，从这个职权上面分工的可谓十分明确，计划也可以说是十分清晰。

然而，对于这个计划，陆军总司令部不仅要肩负起对日军受降的使命，还应该主导对沦陷区的接收，而行政院则甘居配角，除了拟定一份接收的纲领文件之外，只在其中起统筹协调的作用。8月10日前后，日本乞降的消息已经开始流传，国统区物价狂泻，金融市场大起波澜，中小企业和银行商家都岌岌可危，一大批当初响应号召，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大后方的私营企业惊恐悲惨。政府最后通过的方案，依然无异于利用银行业变相掠夺私营企业主的财产。

国民党陆军部主导接收

这个接收的主要计划便是由国民党陆军部来主导。此时，主政陆军总司令部的正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以蒋介石过人的权术，放手让陆军总司令部长何应钦去主导接收大局，也是经过了周密的算计。虽然日本已经投降，日军在华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也已经发来电报，表示愿意配合，接受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受降。但此时此刻，在中华大地上依然有大量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军，根据事后的统计资料显示，其兵力总数分别是日军128万余人，伪军146万余人。对这些军队的受降工作必须由军方来完成。

当时日伪占领区域从南到北占据了大半个中国，而国民党相关的党政机构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那么当时接收人员要前往各地进行接收的话，所需要的交通工具主要靠军方来提供，无论是卡车，船只还是各种空中运输力量，都只有军方才有可能比较高效的进行这方面的一个配置。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几大派系各自把持了一定的职权部门，孔祥熙，宋子文，陈氏兄弟各占一隅，他们和蒋介石本人的嫡系一起被称作四大家族，而饱受他们打压排挤。

尤其以学者身份从政的那一批人，逐渐加入了主管行政的新政学系。权力斗争一直都在激烈进行，谁也不占绝对优势，使得身为行政院副院长，国民政府行政系统名义上的第二号人物翁文浩，根本无法号令所辖各部，唯有高高在上的蒋介石本人才有最终的裁决权。于是，一份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被迅速炮制出来，作为国民政府在行政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第一份正式接收文件，他在重庆官场上马上掀起了波澜。因为当时的这种设计，没有非常成熟的一个规划，再加上时间非常仓促，很多部门它本身它就有种种利益的考虑。

接收乱象

战后接收还没有正式开始，很多隐患就已经埋下，明争暗抢已经在各种场合展开。党国的那些精英们，他们都敏锐地嗅到了飞黄腾达的机遇，也从金融货币的暴涨暴跌，商品物价的起起落落当中看见了大发横财的可能。重庆太拥挤了，高级官员也太多了，沦陷区才是他们大展拳脚的广阔天地。行政院各部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一经公布，重庆官场便迎来了一场久违的热闹场面。行政院下辖的各部委第一时间开始制定与自己相关的接收方案，而更让大家关心的是，哪些人能以特派员或者接收委员的身份被派往沦陷区。

1945年8月19日，这一天是星期天，重庆的街道上奔走着无数官员，各部委大员在家里络绎不绝，大部分接收人员的名单星期一就将决定，大家都想在这最后一天的时间里加紧搞关系。那么一般的中下级官员的要抢这个位置呢？通常的办法就是备下厚礼。这时的国民党党内此时吵成了一团。

作为对各方力量的妥协，党团接收最终也被提升到了和行政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几个城市，其接收人选的争夺几乎白热化。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汉口，青岛派哪一派的人马？本派人马中又有哪个人去负责接收，都要经过各方势力的极力举荐和多方权衡，其最终的裁决也都要经过蒋介石本人的首肯。数年来以死水微澜的重庆官场，就在这短短几天里忽然活力四射，喧嚣不已。接手，究竟为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

利益争夺

八年抗战，国民党各派势力已经在有限的国统区范围里面，利益的分配的大致通过相互妥协的形成一个平衡了，但是一下子端出这么大一个收复区来，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这个权益分配，面临一次重新洗牌，那么对于这些官员个人来说，它实际上绝对是一次发接收财的绝好机会。抗战胜利伊始，重庆官场立刻掀起了接收热潮，国民党党派纷争的局面愈演愈烈。此时的中华大地上依旧驻扎着为数众多的日军，国民党与日军的受降仪式即将到来，接收大员们又将如何趁此机会大展身手？

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局，署和中央党团的第一批接收大员，揣着委任状，带着私人的巨额资金，等待着中央航空公司的客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芷江。当时正好是放暑假，当时浙江的这个学校全部拿出来，所有的校舍全部用来接待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但这样子还拥挤不够，最后把浙江的一些庙宇全部腾出来接收他们。按照计划，侵华日军最高统帅冈村宁次将在芷江代表侵华日军向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投降。为此，国民政府的陆军总司令部8月20日前后也已经由昆明推进到了这座湘西小城。芷江受降已经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

8月21号，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洽降专使金井武夫到达了芷江。然而，在和陆军总部洽谈之后商定受降仪式改在了南京举行。从芷江到南京，这可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地点变更，其背后饶有深意。只是，在航运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个横生的变故一下子就让那些接收大员们慌了手脚。

接纳如此重大的仪式，芷江并不具备充分的条件。那么，中国方面为什么要将受降地点定在芷江呢？就在不久之前，这里曾经发生过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湘西会战，日军出动无数飞机大炮，经过惨烈的战争，损兵折将都未能将这里征服，因此，此地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而且芷江当时云集了国民党军队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三军士气高昂，盔甲明亮，在此受降，可见中国军威。这也正是何应钦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所说的芷江兵士兴盛，可以挫敌交情。

南京受降

但是蒋介石认为，南京才是当时中国的这个法律上的首都，要在这个地方举行日本的投降仪式才真正有意义。于是，就安排在中国战场日军的投降仪式在南京大教堂礼堂进行。受降地点的变更对接收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接收大员们的交通问题。这些党国的高官好不容易挤上了来到芷江的航班，现在又开始为一张去往南京的机票发愁。据史料记载，当时负责调从重庆到芷江再转往南京飞机的是陆总副参谋长蔡文志。这边地点已经变更，而重庆方面依然有人源源不断地飞来芷江。他抱怨说，照这个势头每天放十架大客机，再有半个月也运不完。

尽管有那么多的乱象，南京受降的筹备工作到底还是一步步进行下去了。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在遭受过日军疯狂屠杀的南京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刻，胜利的荣光远不足以弥补八年抗战的艰辛和万千生命的死亡，但对饱受战火之苦的中国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日本投降的这一刻，被刊登在了无数新闻媒体的报端。

然而，通过新闻媒体无法看到的是，在受降仪式光鲜夺目的台下和幕后，接收大员们正加紧赶赴沦陷区，无数利益的争斗和交换正在暗处上演。大接收对中国命运的走向此时已经开始施加影响。这一场规模浩大，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接收，并没有带来百废待兴的局面，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雪上加霜的大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