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来说,都不会忘记“严打”斗争,当时猖獗而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令党中央忍无可忍,中央于是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
邓小平
1986年的“陈小蒙、胡晓阳流氓强奸集团”案就是一个高干子弟犯罪的典型案例,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个案子。
陈小蒙的父亲陈其五,早年曾考入清华大学,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他在建国后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官至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晓阳的父亲胡立教是一位老红军,在80年代出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陈小蒙和胡晓阳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小蒙靠着父亲的庇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读书,他在大学期间曾以给一名港商介绍“生意”为名,受贿了一辆自行车,最后被学校严肃批评。1982年,陈小蒙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工作,他却拒不报到上班,还通过种种关系,到《民主与法制》杂志当上了记者。胡晓阳也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但靠着父亲的关系,被安排到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当了记者。
陈小蒙、胡晓阳的记者身份和高干子弟的社会地位,为他们广泛地结识三教九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他们很快认识了一帮狐朋狗友,在这些狐朋狗友的影响下,陈小蒙和胡晓阳悄然“顿悟”。陈小蒙后来回忆说:
我以前的30多年太傻了,活得太清高,太没味了,算是白活了,像那帮子朋友的寻欢作乐才是现代人的生活,我也要过这种生活。我认为“性解放”毕竟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已跟不上世界潮流的发展。
陈其五
从1981年至1984年,陈小蒙、胡晓阳等人经常收纠合在一起,他们以跳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将认识的女青年诱骗到家中,然后结伙或单独进行犯罪活动。陈小蒙的住处在市里的幽静街区,每当夜幕降临,这里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淫窝”。
陈小蒙将自己的犯罪活动叫做“就地正法”,如果有女青年敢呼喊或反抗,他就会恶狠狠地威胁说:“到这里来的女的,没有一个逃得脱的。你要告吗?这里的人个个来头都硬得很!”
陈小蒙之所以敢如此蔑视法律、肆无忌惮,正在于他自认为有着高干父亲的庇护,他后来在《我的亲笔供词》中写道:
我为什么敢这样?这与我头脑中的优越感有关,总觉得公安局不会来抓我。公安局总要照顾父母的面子,平民百姓和我们打官司总归打不赢,公安局不会相信这些人的话。
“严打”中被判刑的犯罪分子
1985年,陈小蒙、胡晓阳等人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据调查,陈小蒙共轮奸妇女2名,强奸妇女2名,帮助胡晓阳强奸妇女1名(未遂),并以流氓手段奸淫妇女13名,猥亵妇女5名;胡晓阳共轮奸妇女1名,强奸妇女3名,奸淫妇女12名,猥亵妇女10名。
对于如何定陈小蒙等人的罪,中央的高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陈小蒙、胡晓阳的父亲都是老革命,为党和人民作出过很大贡献,而且在陈小蒙被捕的前几个月,陈其五因为长期超负荷地工作,不幸病逝,所以应当对他们从轻判决。
胡耀邦却坚决要求判处陈小蒙和胡晓阳死刑,他的主张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邓小平说: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邓小平、胡耀邦和李先念
1986年2月1日,上海市中级法院判处陈小蒙和胡晓阳死刑,其余几名同犯,也分别被判处3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2月19日,陈小蒙和胡晓阳被依法处决。
此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也收到了安抚民心、鼓舞百姓的效果。后来《参考消息》转载了香港媒体的一篇评论,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过去,中共习惯的说法是,中央是好的,毛病出在下面。其实,上梁不正下梁歪,不从中央抓起而光整下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次不同了,中央领导明确指出:“社会风气如何,决定于党风;党风如何,决定于领导机关的风气;而领导机关的风气,又决定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句话,决定于北京这个地方。”
《解放日报》报道陈小蒙、胡晓阳被枪决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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