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2月27日,中纪委官方网站转发辽宁纪委监委消,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国钧被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税务局局长以及副省级城市的税务局长均为正厅级,虽然位高权重但还不够中纪委查办的资格。
经梳理,2024年算得上是税务系统反腐的大年。先后有厦门局局长张国钧、陕西省局局长包东红、河南省局原局长智勐、内蒙古自治区局局长李传玉和江苏省局原局长侍鹏等5位正厅级一把手被查。其中张国钧、包东红和李传玉3人为任上被查,智勐和侍鹏则在退休后被查。这个落马比例应该说还是非常高的,不亚于今年卫生健康领域反腐风暴中落马的省级卫健委主任数量。
今天,吏部左侍郎来盘点2024年落马的5位正厅级税务局长。
虽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上述5人均由中纪委驻国家税务总局查办,但是税务总局移交的地方纪委具体来看也略有区别。其中,张国钧由辽宁省纪委监委查办,包东红由甘肃省纪委监委查办,智勐由山东省纪委监委查办,这3人属于异地查办。李传玉和侍鹏则均由任职地纪委监委查办。包东红因为曾在甘肃任职且与妻子关联交由甘肃省纪委查办比较好理解,另两人不知何故。
从5人的履历来看,厦门局局长张国钧和内蒙局局长李传玉的仕途经历一直都在税务系统,长期均耕耘超过30年,特别是张国均担任领导干部的时间超过20年。尽管这两人都经过了跨省交流,但也没有能够防止其一路贪腐。
河南局局长智勐、江苏局局长侍鹏以及陕西局局长包东红等3人则均有非常丰富的地方任职经历。他们均是经由合并之前的地税局进入税务系统,并在合并之后书记、局长一肩挑。除包东红任职7年相对较短外,其他两人在税务系统的时间也接近二十年。不过这类干部的地方根基比较深,毕竟从地方起家。
一、厦门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国钧
张国钧,出生于1965年8月,张国钧早年长期在浙江税务系统工作,2000年12月跨省调任海南省国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时年35岁便位列副厅级,成为国税系统最年轻的局级领导干部。此后,张国钧先后担任海南省、浙江宁波市、湖北省、深圳市和厦门市等五地的税务局长,任职经历丰富,且曾主政三个副省级城市,担任副厅级以上领导职务近24年。这样的任职经历足够晋升一个副部级岗位了。
二、陕西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包东红的履历与其他落马的税务系统官员有所差别,他是在省内其他岗位晋升正厅级后转任税务局。包东红1986年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开启仕途,曾长期在甘肃省计委任职,36岁担任敦煌市长,40岁担任敦煌市委书记,43岁晋级副厅级。先后在甘肃省物价局、统计局、发改委担任要职,51岁晋升正厅级。2017年底开始进入税务系统担任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当时地税局和国税局还未合并。2020年交流至陕西省担任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2024年11月,包东红官宣落马,他的妻子甘肃省副省长赵金云则已先于他被查。
三、河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智勐
智勐出生于1961年,早年曾长期在河南省政府办公厅任职,之后转任省属国有企业,具有财经类工作背景,但进入税务系统前没有系统任职经历。他42岁直接任河南省地税局副局长,53岁任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党组书记。2018年,两局合并后任首任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联合党委书记,2020年7月任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当时已超过59岁。2024年10月官宣被查。
四、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传玉
李传玉同样出生于1965年,距离一年退休。李传玉早年长期在广西税务系统任职,2011年9月从百色市国税局长晋升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时年46岁位列副厅级,比张国钧要晚11年。2021年9月,李传玉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虽然是从省局到大连市局,但大连作为副省级城市与省局平级也算重用。2022年初,李传玉晋升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时年57岁位列正厅级。2024年7月,李传玉在任上官宣被查。
五、江苏省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局长侍鹏
侍鹏出生于1963年,其履历也比较有特点,早年长期在江苏淮阴市税务系统任职,36岁晋升江苏省宿迁市地税局局长,之后转任地方行政系统。他先后担任副市长兼县委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务,50岁重回税务系统直接担任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党组副书记。2018年地税国税合并之后,侍鹏担任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联合党委副书记、局长(正厅级);2022年3月卸任后转任二线。2024年4月官宣被查。值得注意的是侍鹏在宿迁任职期间,先后经历三任市委书记,而这三位均已落马,这或许能部分解释当时他能够突然变更轨道从税务局长直升副市长。
结语
国家税务总局现有9名领导班子成员,只有1人是从地方局直接升任总局领导,而这位还是女性的民主党派人士,其他领导均由总局相关司局晋升,最多是早年曾经在地方税务系统任职。
也就是说,作为垂直系统,晋升到正厅级的局长之后就没有晋升空间了,只能靠横向的异地交流来规避廉政风险,这显然是不够的。
收多少钱作为收钱的肯定不能自己说了算。利用职权,缓收或者原则范围内适当少收多奖这是可以的,但是整下窟窿是绝不能允许的。
家里日子最近本就不好过,还有人不体恤家里的难处,继续像以前那样搞小动作,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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