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这个民族就是中国

1920年代，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来到中国时，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西方人眼中或许是一片“落后的东方”。但罗素却在他的著作《中国问题》中，留下了一句深刻而独特的评价：“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民族骄傲到不肯打仗，那这个民族就是中国。”

在战火连绵的20世纪初，这样的赞美格外引人注目。中国，一个与战争割舍不开的国度，如何在罗素的笔下成为“骄傲而不战”的象征？这位思想巨匠在深入了解华夏文化与历史后，究竟发现了怎样的“中国式骄傲”？

1. 罗素的东方之旅：期待与发现

1920年5月，罗素刚结束在苏联的考察便接到梁启超发来的邀请，热情地邀请他到中国讲学。当时的苏联正处于风云变幻的革命初期，许多弊端暴露无遗，政治和文化都让他倍感失望。

这个来自东方古国的邀请，点燃了他内心深处对一个陌生文明的好奇，他迅速答复并决定前往这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国度。当年10月，罗素抵达上海。这是他踏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他对这片土地最初的观察起点。刚下船，他便被接待人员的礼仪周到所打动。

面对这些温和谦逊的东道主，罗素一时难以将这份从容与他听闻的“落后东方”联系在一起。他发现，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既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也融入了浓厚的现代气息。整座城市充满生机，码头上货物装卸繁忙，街头来往的行人步履匆匆，这种“旧与新”的融合让他感到新鲜。

之后，罗素沿途一路北上，途经南京，再抵达北京。这一路，他所见之景都充满了独特的中国韵味。到达北京后，罗素迅速进入讲学状态，北大成为他的主要活动场所。从10月至翌年6月，他的讲座场场爆满，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和学者。

在这些听众当中，有人会直接用流利的英语与他探讨哲学问题，甚至主动与他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些交流让他深切感受到，这个古老民族尽管身处困境，却从未失去思想的活力。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他利用讲学间隙访问了多个地方。一次宴会上，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饮食文化的多样性让罗素印象深刻。当晚，清华大学的赵元任教授甚至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担任翻译，方便罗素与各界学者沟通。

在中国的8个月里，罗素成为了一位观察者和记录者。他眼中的中国，不再是教科书上那个遥远而模糊的国度，而是一个复杂、丰富而充满生命力的文明载体。

从上海的繁华到北京的传统，从热情谦逊的接待到学术氛围的浓厚，这趟旅程的每一步都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中，为他后来撰写《中国问题》一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2. “不战而和”的文化基因

罗素来到中国后，逐渐意识到，这片土地的历史与传统从根本上塑造了一个追求和平的民族性格。他发现，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在数千年间建立起一种崇尚和谐的独特理念。这种精神贯穿于社会秩序、日常礼仪以及国际关系之中。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和谐之道。以儒家为例，他提出了“礼”的概念，是一种社会信任的基石。与此同时，道家提出了“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崇尚无为而治。

罗素了解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深受这种理念影响，在国家治理中试图避免过多的干预。这种顺应规律的哲学，逐渐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他们更倾向于用灵活和宽容的态度去应对。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慈悲为怀”的倡导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于和平的渴望。在漫长的历史中，三种思想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渗透在每一个人日常的行为中，体现为对家人和朋友的关怀，对陌生人的友善，以及对社会稳定的珍惜。

罗素在讲学期间与许多学者讨论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他发现，中国对于战争的看法与西方有显著差异。中国的战争，大多不是为了扩张领土，而是为了结束混乱、实现统一。

秦始皇的六国统一和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都是为了确保中原地区的安定。对于外敌入侵，中国更倾向于以守为攻，通过筑造长城、羁縻政策等方式，将边界牢牢守住。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中，中国向远方传递了友好与合作的信号。郑和的七次航海并未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而是以礼相待，交换物品，这种做法深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和谐本质。

3. 大一统：文化自信的根基

罗素在探究中国历史时，发现“统一”这一主题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与欧洲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相比，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形成了强大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早在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结束了春秋战国的纷争，将七国之地纳入一统。他颁布了一系列统一政策，包括文字、货币、度量衡的标准化。在统一后的岁月里，中原大地逐渐成为东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罗素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了解到，这种一统的趋势并非始终以武力为主，而更多是通过文化的渗透和交流实现的。例如，西汉初期，刘邦建立的政权虽然继承了秦制，但却在文化上更加注重柔性治国。

唐朝时，丝绸之路的繁荣推动了东西方交流，文化融合达到了高峰。当时的中国，以长安为中心，不断吸纳来自波斯、印度和东罗马帝国的技术、思想和艺术成果。

与欧洲的状况形成对比，罗素认为欧洲的分裂局面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争。中世纪的欧洲分裂成上百个小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语言、法律和文化。为了争夺资源和领土，各国间冲突频繁。这种情况使得欧洲虽然有很高的军事技术发展，但长期动荡导致社会内部难以稳定。

罗素还特别提到清朝时期的疆域，这一王朝的版图达到历史顶峰。康熙、乾隆等帝王通过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即便面对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冲突，清朝统治者也倾向于采取文化融合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统一，这种策略减少了战争的破坏力。

4. 西方扩张与中国守成的对比

西方历史上，以扩张为目标的战争不胜枚举。从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大帝统一波斯开始，波斯帝国的版图不断向外拓展，先后吞并了吕底亚、新巴比伦王国等多个古国。居鲁士的继任者冈比西斯二世更是将埃及纳入版图，到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已横跨三大洲。

然而，这种快速扩张的模式并未能为波斯带来长久的和平，帝国反而因庞大的疆域和频繁的战争逐渐走向衰落。在此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又是一场席卷欧亚大陆的军事行动。从公元前334年开始，他带领马其顿军队一路向东，击溃了波斯帝国，并继续推进至印度西北部。

这次东征希腊文化与东方文明产生了碰撞，也让罗素看到西方扩张思维的根源——征服和掠夺的驱动力几乎贯穿整个西方历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战争往往有着更明确的目的性，通常围绕着统一和防御展开。罗素研究发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扩张性战争相对较少。

即便是疆域曾达顶峰的元朝和清朝，这种扩张也更多由少数民族政权的边疆需求推动。元朝西征的领土虽广，但在大一统的背景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而非单纯的掠夺。

罗素进一步注意到，这种差异在文化模式上同样显著。中国强调“以德服人”，通过礼乐教化和文化渗透，让周边国家主动归附。例如汉朝建立的朝贡体系就是通过礼仪和贸易的形式，使邻近的民族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这种文明输出模式，不以武力征服为主，而以文化吸引为核心。

而在西方，暴力掠夺带来的扩张往往伴随着血腥屠杀和文化破坏。15世纪哥伦布抵达美洲时，西班牙的殖民者用枪炮摧毁了当地的文明。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在西班牙的入侵下迅速覆灭，当地丰富的黄金和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

5. “骄傲到不打仗”的现代意义

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成为中国历史上和平外交的典范。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远航至东南亚、南亚，甚至到达非洲东海岸。他们带去丝绸、瓷器等精美物品，与当地建立起友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航行并未以扩张为目的，也没有试图对航行途中的国家发动侵略。

郑和船队的足迹覆盖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其行动却始终以建立贸易与友谊为主。与此相对，罗素在研究中发现，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时期却充斥着殖民与掠夺。例如，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开启了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历史。

他们用武力征服了当地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掠夺了大量黄金和白银，致使美洲土著文化几近毁灭。相比之下，中国的航海活动显示了截然不同的逻辑：不是为了扩张版图，而是以文化交流和物资互通为目标。

在更近的历史中，罗素的观点再次被验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面对列强侵略，并未选择效仿西方通过战争争夺资源的方式。即便在鸦片战争后丧失部分领土，中国仍试图罗素认为，这种态度与民族自信心密不可分，因为一个文明足够强大，才有余力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到了20世纪中期，中国开始从一场抗击外敌的持久战中崛起。1937年起，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于1945年将侵略者驱逐。这场战争以防御为主，体现了民族为维护和平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罗素所称的“骄傲”并非源于武力的彰显，而是表现在面对威胁时的坚韧不拔和长期的文化韧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一次将和平作为发展基石。以1978年为起点，中国提出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外交原则，这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这一战略覆盖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众多国家，意在通过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实现共同发展。与历史上的朝贡体系类似，中国再次以和平的方式将影响力传播到更广阔的区域。

参考资料：

作者: （英）罗素

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

译者: 秦悦

出版年: 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