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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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此时，他担任校长的第一坦克兵学校也和全国所有军事院校一样在风暴中共振、摇撼。“贺龙、彭真阴谋发动二月兵变！”“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是兵变的总参谋长！”“赵杰准备参加兵变，担任许光达的副手！”一连串耸人听闻的消息从北京城内的大字报栏飞往西郊装甲兵司令部，又从这里经过数10倍的放大“反馈”给北京城。
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政治气候中，赵杰对儿子在南方干什么已经来不及操心了。他被忽然聚拢在头上的乌云弄得懵懂了：从未有过的场面，从未有过的纷乱，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院校的领头人，这里凝集、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感情和时间。可是仅仅一个多月，就乱到了不可收拾，他怎么能没有椎心泣血的痛苦呢？
这位在河南一户长工家长大的将军，文化水平不高，刚参军时曾经把“一”字念成了“扁担”。可是近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与机械化军兵种打交道的生活告诉了他， 我们国家的坦克部队训练与国际上有着多么巨大的差距，中国军队在未来现代立体战争中正面临着挑战。各国有作为的军事家都在为这个用古代战车演化过来的兵种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眼前，这样搞下去……。焦虑，忧愤、无可奈何地赋闲在家，加上那些恶意中伤，都在吞噬着他的心。这位平时思维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嗓门像军号一样激越、情绪像风帆一样饱满的老人，现在却变得苍老、萎顿、沮丧，茶饭无味，心绪更坏得出奇。
“老赵啊！外面说许司令参加什么‘二月兵变’是咋回事？”夫人王华一回到家劈头就问。看来，她也看到了那些大字报，只是在问时隐去了丈夫的名字，免得刺激他。
“这是胡扯！”赵杰正有气发不出来，一听妻子这话，顿时大光其火。
“我知道是胡扯，但事情总要弄清楚呀。”
赵杰的目光遇到了老伴信任而急切的眼神，多少平静了一些。大概为了掩饰一下激动，他端起茶杯，呷了几口水：“又不是秘密， 有什么不清楚的。今年二月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呢，维护社会治安，打起仗来，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组团以后没有营房，就到大兴、房山、丰台找房子。后来，海淀的同志说，大学里有不少学生下去搞四清，可以暂住人大、北大的学生空房。后来还是觉得住学校不方便，就到郊区找了个靶场。这算个什么兵变？我们装甲兵帮助训练这么个团，帮助找找住处，就成了参加兵变了吗？”
王华紧抿着嘴巴，静静听着。这位当年一所德国教会学校的女学生，自从徂徕山起义，与赵杰在人生路上结伴而行了30年。对这个从小给土豪当猪馆的男子汉，她比谁都清楚。丈夫的腿上、背上、胸上、臂上、手上都有为创建共和国而留下的伤疤，左手指缝中至今还死死咬着一块白匪的弹片。这些不都是他对革命忠诚的记录吗？丈夫有一次对她讲过，红军时期，部队曾发给过一份甲级残废证书，后来由于要到抗日敌后，怕暴露身份，交给了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李大姐随军转战不慎遗失。亲人哪，你以一具残疾的身躯去报效新中国17年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你的赤子之心吗？
逆境中的将军和他的妻子暂时忘却了儿子。
丛林里的儿子也只能淡淡地想起父母。
一个浅绿色的黎明伴随着薄雾悄悄地来临。树叶的苍青成了透明色，湿润的泥土和各种树木发出的气息显得格外清新。晨星还在微微闪烁，野雉已经大声地欢叫起来。
赵建军、武热河像被什么惊醒，翻身跃起，习惯性地弯腰、踢腿、扩胸。不大清醒的头脑指挥着这一切，就像在寄宿制学校那样。
武热河忽然停住了，他拍拍脑袋自嘲道：“真糊涂，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还来这一套。”
建军也笑笑，连忙去拍孙智忠那张娃娃脸：“唉！老弟，醒醒吧。”
瞿绍东个子小，体质弱，一夜都没有解乏。此时，他索性脸朝下趴着。一只胳膊舒展地耷在地上，嘴不时甜蜜地吧嗒几声。真是大人多做噩梦，孩子多作甜！
等到把两个小的又揪耳朵，又搔痒痒地弄醒，他们的肚子开始翻江倒海般地“咕噜”起来：饥饿难忍啊！装面包的口袋早扔到了“爪哇国”，唯一能充饥的就是几块从北京带来的水果糖。说实话，最要命的还是干渴。干裂的嘴唇被汗杀得生疼。吃的几块糖咽不下去，都粘在了舌头上。忽然，孙智忠发现左边有一条小水沟，他二话没说，就要一头扎进去。
“别喝！”武热河大吼一声：“这水有毒，你看看都成什么颜色了？”
孙智忠吓得退了两步，哀求地问：“那咋办？快渴死了，连尿都没有了。”
“我爸爸说，他们长征那会儿，遇到这种时候，就喝露水。”赵建军指指那一片片肥硕绿叶上的晶莹的露珠：“这东西最保险，大自然的蒸馏水嘛！”孙智忠、瞿绍东无奈，只得舔舔露水，润润干涩的喉咙。
又是一天的路程，直到天近擦黑，4个人总算来到了1号公路旁的小镇。几排土基垒墙、草屋盖顶的房舍冒着炊烟，偶尔路过的炮车和骡马辎重，震得小镇直抖。我们的主人翁正坐在镇口一块石头上小憩。不远处，一位40来岁的越南妇女走过来。都是11月初了，大嫂还穿着浅色的紧身上衣和黑色长筒宽脚裤。她肩上 挑着大捆的柴草，背上还有个吃奶的孩子。
“东几店，雅茂翁迪娥仁(同志，要喝水吗）？”那大嫂清亮的眸子露着热情。这里的老百姓对中国人早就习惯了，有机会都要上前搭讪。4个小伙子从她的手势弄明白后，也就毫不客气(准确地说，是肚子不允许他们再客套）地跟着大嫂进了她的家。
瞿绍东刚跨进门，就指着墙上的一张宣传画，惊喜地叫起来。赵建军他们几个定睛一看，竟是“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一阵欣喜不亚于见了亲人。这倒不是因为想起了英雄和他那些让人耳朵都听出茧子来的事迹，而是王杰成了他们在越南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尽管是画中人。孙智忠可顾不上这些，他拿过水瓢就大口大口地灌起来。这家伙喝得太猛，气都不喘，把脸憋得通红。
这时，大嫂的两个10来岁的孩子放学回家了，乌黑的小眼珠疑问地忽闪着。赵建军又是那套拿手好戏，把两枚毛主席像章送给了他们。
“利滴滴！利滴滴”(好极了、好极了）小家伙笑着，用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傣族话喊着。在越南人看来，中国既然也有傣族，那么说傣族话，中国人就一定听得懂，就像现在不少人以为外国人都懂英语那样。
像神话中的海螺姑娘，顷刻功夫，大嫂就抱着两个盛着雪白米饭的大竹筒进来。4个红卫兵不知说什么好，就一个劲儿叫“胡及明磨南(胡志明万岁）！”大嫂连声答：“毛主及磨南(毛主席万岁）！”
48个小时粒米未沾的年轻人看着这冒着香气的大米饭，看着摆在桌上的那么一大盆菜汤，真觉得胜过人间天上任何美味佳肴。
看着4个年轻的“中国兵”狼吞虎咽，大嫂秀润的眼睛禁不住蒙上了一层湿气。她可能在这一刻，会记起许多事情：中国军队路过小镇时，车辆不慎压坏了秧苗，他们的首长就派人到边界那边运来稻秧，让士兵一一补上；当老百姓按照多年的老习惯“以民养兵”，给过路的中国军人点火做饭时，他们却记着来时已有规定，除了越南的空气和水可以使用外， 一切都不要麻烦当地村民……今天，她能够给这4个“中国兵”弄点粗茶淡饭，心里是多大的慰藉啊！
太阳把最后一缕光线收到了地平面下，夜色挟着山峦，挟着莽原，挟着稻田，奔过来，又弥漫开。于是，远岭近山，田亩阡陌，都成了浓黑一片。只有偶尔驶过的车队尾灯在公路上蜿蜒。
4个小伙子留下2元人民币和5斤全国通用粮票(这些东西当时在越南与中国接壤地区已经可以非正式使用），又接着赶路了。这条去河内的大动脉，白天被地毯式轰炸开膛破肚，一到晚上就被工程兵神奇地缝合起来。各种车辆忙碌地奔驰，使步行夜道的人不得不放慢了速度。
赵建军对武热河说：“司令，这么个赶法，恐怕再有3天也到不了。不如截辆车。反正现在离边境已经远了，凭咱们这身打扮挺像中国兵，恐怕问题不大。嗯？”
武热河沉吟片刻回头看看两个小战友。“ 好吧。”便径自走上公路。不一会儿， 一辆开着长距离车前灯的卡车“嘎吱”一声停住了。
“巴亭、巴亭！”4个人模仿着越语向南指。“同志中国？”这是长期以来越南人对中国军人和公职人员的叫法，随后便有一张黑瘦的脸从驾驶室里伸出来。
“是啊！是啊！我们要去巴亭！”
赵建军他们说的这个“巴亭”就是河内的巴亭广场。对越南人来说，就像中国人谈到天安门广场一样亲切熟悉。司机终于从这几个小伙子“哇喇哇喇”的比划中搞明白了，随即招呼他们爬上车，汽车开动了，一路颠簸，载着昏昏欲睡的夜行人向着南方奔去。
又是一个24小时，河内终于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