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前言
1963年，罗荣桓的病床前，气氛异常沉重。他的目光虽已模糊，但言辞依旧铿锵有力。妻子紧紧握住他的手，听着他低声的嘱托，那一刻，仿佛时间凝固了。
不是所有话都能在最后的时刻说清，尤其是那些关乎命运与深藏心底的秘密。而这句话——“我走以后，房子别再住了”——看似平凡，却似乎预示着某种无法言明的隐秘。
是什么让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军事巨星，在临终时如此坚决地提出这个要求？是单纯的健康考虑，还是隐藏着更深的历史纠葛？
他究竟在警告什么，还是在悄悄留下什么未解的谜团？
元帅搬家
作为我军卓越的军事统帅，罗荣桓少年时参加反帝爱国运动，青年入党，后来又历经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的解放军授衔仪式上，罗荣桓被毛主席亲自授予元帅军衔。虽然身居高位，可罗荣桓为人却十分低调，始终保持着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
早在抗战时期，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罗荣桓，因为劳累过度一度出现了尿血症状。为此，罗荣桓经过再三思考，给中央写信请求休养。考虑到当时的局势，毛主席和朱德在复信中指出，暂时很难休息。
不过，毛主席心中始终挂念着罗荣桓的病情，多次发电报询问，并在后来特别为他安排了治疗和休养，但是因为条件有限，罗荣桓病情的诊断和治疗不得已被耽搁下来。
1946年，党中央安排罗荣桓前往苏联就医。毛主席特批给罗荣桓50两黄金，让他作为医疗费和生活费使用。但是，由于苏联方面的招待，这笔钱最终没能用上。罗荣桓将一部分分给烈士遗孤，其余全部都交还给财务部门，自己分文未取。
回国后，罗荣桓马上又一头扎进工作里，医生劝他不要这样没节制地工作，否则会没命的，可罗荣桓却说，已经有很多战友先他而去了，他活到现在就是要替他们把没完成的事做了。
组织上出于对罗荣桓健康方面的考虑，在哈尔滨市内为他安排了一处比较宽敞的住所。那是过去一位官僚的邸宅，设备齐全，装饰豪华，可罗荣桓住着心里却十分不安，为此主动提出申请，请求另换一座普通的住宅，将这座庭院换做公用。
后来，罗荣桓去谭政家里做客，发现谭政住的是一座二层小楼后，便主动提出要跟他做上下楼邻居。谭政起初对这件事不以为然，以为罗荣桓只是在开玩笑，却没想到他最后竟然真的搬了进来。
1949年的秋天，一过立秋，北京的天气就转凉了。当时，罗荣桓一家住在颐和园排云殿以西的清华轩。一天，邓小平和罗瑞卿结伴来到这里看望罗荣桓。
那天正好赶上外面有风，在屋里就能听到昆明湖波浪的震荡声，使人顿觉遍体生凉。邓小平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对罗荣桓说：“这里可以避暑，但是不适合住家，你应当搬到城里去。”
罗荣桓笑了笑，有些无奈地说：“可北京城里现在很难找到房子。”邓小平听后停顿了片刻，想了想说：“南池子倒是有一所房子，我过去在那里住过，虽然小了一点，但住人的话还可以。”
紧接着，罗瑞卿爽朗地接起话头：“那个房子我知道，是中央办公厅用来接待来京开会同志的一个小招待所，但是很少有人去住，这件事就交给我办吧”。
就这样，罗瑞卿主动揽下了这个差事，很快就邀请罗荣桓和林月琴夫妇去看了房子。没多久，罗荣桓一家人搬到了南池子18号居住，在那里一直住到了1954年。
搬到南池子18号后，罗荣桓还是保持着过去的老习惯，室内的陈设一切照旧。
但是，除了罗荣桓一家外，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这所住宅就显得小了，可罗荣桓夫妇对此从未说过什么，反而是管理部门最后看不过去了，为使办公方便一些，便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了一间房子，然后又在院旁盖了一间车库。
然而，房子刚刚加盖好还没多久，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就开始了。罗荣桓对待这项工作十分认真，他不但要求部队和总政机关要仔细检查，还主动检讨了自家院里加盖房子的事情，认为这是浪费。可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以及肖华等人并不这样认为。
傅钟、肖华等人觉得，罗荣桓本人并没有主动要求加盖房子，所以不同意他做检讨。可罗荣桓却说，虽然房子不是他叫盖的，但他毕竟也没有制止这件事，坚持向中央写了书面检讨。
罗荣桓虽然不在乎房子小，但大家对此都看在眼里。
1953年年底的时候，邓小平借着军委高干开会的机会，去看望了罗荣桓。进到罗荣桓家后，邓小平发现院里多了一间车库和办公室，这样一来，连散步的地方都没了。
不仅如此，除了罗荣桓的家人，他老家的大女儿、女婿还有外孙也来了北京，罗荣桓还收养了一些他和林月琴亲属的无依无靠的孩子，家里人口一天天多了起来，房子显得更小了。
邓小平将这些情况全部看在眼里。后来，在他的建议下，罗荣桓一家在1954年的春天，又搬到了东郊民巷新8号，跟贺龙、陈毅、张鼎丞做了邻居。
从那之后，罗荣桓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这里，一直到他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