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当年因为感恩和无奈嫁给农民，最终受伤害的不是我自己

知青岁月回顾：因为一碗面条我嫁给了农民，我的人生从此没了快乐

当年胸戴大红花下乡插队当知青时，我们也曾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人人都有一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壮志。可现实的残酷不得不让我们向困难低头，当年就是因为生活艰苦，因为一碗面条和两个荷包蛋，我就嫁给了一位憨厚的农民，从此我的人生中再也没了欢乐。

原本不愿提及这段昏暗的感情往事，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总爱想以前的事情，特别是下乡插队当知青的那段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今天把我的人生经历写出来，也算是对往事的一个回忆吧。往事虽然不堪回首，可毕竟是我的人生经历，苦难中也有过温暖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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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年末到山西省吕梁地区的石楼县插队落户的，当时我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刘家沟三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也和老乡家一起搭伙吃饭。

刘家沟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那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土壤贫瘠，耕地多为坡地，广种薄收，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和李海荣借住在社员刘明川大叔家，和刘明川家的大女子刘桂兰住在一孔土窑里，睡在一铺土炕上。

刘明川大叔家五口人，三个娃，家里有三孔窑，大的是女娃，就是刘桂兰，当年十九岁。刘桂兰下面是两个男娃，大小子叫刘春生，当年十七岁，小的叫刘二孬，当年十三岁。刘大叔两口子住的是中间那孔土窑，那孔窑最宽敞，也在那孔窑里做饭。刘春生和刘二孬住在靠大门楼的那孔土窑里，一铺土炕足能睡下三个人。刘桂兰和我俩住在靠里面的那孔土窑里，三个人睡一铺土炕也不觉得拥挤。

我们在刘大叔家吃的第一顿晚饭是香喷喷的小米干饭，还有酸菜炖洋芋，萝卜条豆腐汤，酸菜炖洋芋虽然不合我俩的口味，但有萝卜条豆腐汤和小米干饭也足够了，我和李海荣吃得很饱。我俩吃完晚饭才发现，刘大叔一家人都不吃晚饭，那顿饭是专门为我俩做的接风晚饭。后来我俩才知道，冬季是农闲时节，再加上昼短夜长，乡亲们一天只吃两顿饭。

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伙食就大不一样了，没有炖菜也没有豆腐汤，主食是高粱和地瓜面两掺的发面团子和玉米面糊糊，再就是半碗咸菜条和一小碟辣子酱，刘婶（刘大叔的婆姨）让我和李海荣在我们居住的窑里单独吃饭，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饭。我俩一天三顿饭，他们家一天吃两顿饭。

那天吃完早饭，我和李海荣把碗筷送到了李大叔他们居住的土窑里，当时李婶正在往炕桌上端饭，荆条筐里是黑乎乎的菜团子，锅里是黑乎乎的高粱面糊糊，他们的伙食和我俩吃的还不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听队长说，乡亲们的口粮不够吃，冬季农闲乡亲们就用干胡萝卜缨子和干地瓜叶子掺在高粱面里蒸团子，省下口粮留到农忙时节吃。农忙时节不光一天要吃三顿饭，还要吃真粮食（纯粮食），农忙时节苦重，吃不饱肚子，就没有力气干活。

我俩一共在刘大叔家借住了五个半月，春耕春播农忙结束后，队长就安排社员为我们知青打了新窑，我们九个人就搬到新窑里一起吃住，就都不在老乡家借住了。在刘大叔家借住期间，刘大叔一家人给了我俩很多关爱和温暖，特别是刘婶，就像妈妈一样关心爱护我俩，从不让我俩刷锅洗碗，我俩顿顿都吃现成饭。后来刘婶家的母鸡下蛋了，我和李海荣隔几天就能吃一个煮鸡蛋，她家谁都没舍得吃过一个鸡蛋。

搬到新窑里居住以后，刘桂兰姐姐也经常来给我俩送好吃的，春生哥还经常来帮我们挑水，帮我们推磨，他虽然不爱说话，但很勤快，出工劳动时也经常帮我俩干农活，我和李海荣发自内心地感激春生哥。

1971年秋后，刘桂兰姐姐嫁人了，她出嫁那天，刘婶让我和李海荣也去送亲了，我俩都算桂兰姐姐的娘家人。刘婶让我俩去送亲，就是为了让我俩能坐席吃一顿好的。当时刘家沟的生活太苦了，能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要想吃一顿好的，除了村里的婚丧嫁娶，也只能等到过年了。那时坐席能吃八大碗，过年也吃不到那么好的饭菜。坐席，也就成了乡亲们最幸福最享受的日子了。

刘春兰姐姐出嫁后，刘大叔就开始托媒人给春生哥张罗对象，那时刘家沟的年轻人结婚都早，十八九岁就得看下对象，过了二十一岁，就该结婚成亲了。刘春生虽然很勤快，长相也不赖，可他太憨厚，不爱说话，村里的女子都不喜欢他，春生哥的婚事也就亮起了红灯。

1973年，刘家沟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干旱，那年秋季的庄稼减产一大半还多，有的坡地基本绝收，交完公粮，社员们分到的口粮也就很少了，就算一人一天吃一斤粮食，也吃不了几个月。

秋收结束后，大队书记就动员我们北京知青回北京探亲，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口粮。我们也都知道北京的口粮也是按人口供应的，可大队书记动员大家回北京，还说让明年春耕春播前赶回就行，我们就锁好知青点的窑门，大家一起结伴回了北京。

当时我家的条件也很差，我妈没有工作，我还有两个弟弟读书，家里突然多了我一张嘴，我妈每顿饭也只能吃七成饱，她担心我家的口粮接不上流。因为我要在北京待四个月，我的口粮只能从我爸妈和弟弟口中省出来。还有我回山西的盘缠，我妈也得提前给我积攒，我在山西插队落户生活了将近五年，一共就给家里寄过二十块钱和三十斤小米，那次回到北京，我兜里还剩下十一块钱。

山西插队的生活虽然很苦，可在北京天天吃闲饭，父母虽然不说什么，我心里也不舒服，除了帮妈妈刷锅洗碗做家务，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想找点挣钱的零活，简直比登天还难。好不容易熬到了阴历的二月二，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山西。父母的日子那么苦，还是给我买了挂面和午餐肉罐头，看我小弟总盯着那两个午餐肉罐头舔舌头，离开时我偷偷给弟弟留下了一个罐头。后来我妈发现了，一直撵到车站，又把那个罐头塞到了我的提包里。因为那个罐头，我哭了好几次。

1974年麦收前，我们知青的口粮基本就要断炖了，乡亲们春天采了一些野菜和树叶子掺到高粱面里蒸团子，能节省一点粮食，我们不会算计，也不知道节俭，到了断顿的时候，再想节俭也不赶趟了。好在上级及时发放了救济粮，一人十斤地瓜干十斤高粱，我们才算熬到了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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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开始的第三天中午，我晕倒在了麦地里，队长让刘春生和一名男知青替换着把我背回了知青点，村医（赤脚医生）说我是中暑了，还营养不良，刘婶给我熬了绿豆汤，喝下后我还是头疼恶心，刘婶不放心，就把我领到她家，给我擀了面条，煮了一大碗，面条里浇了香油，还有两个荷包蛋。

端着那一大碗手擀面，我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不争气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在家歇了两天，我感觉好些了，就出工劳动了。麦收是农忙时节，乡亲们都起早贪晚抢收抢种，我实在不好意思在家躺着。

后来我又晕倒了一次，刘婶就不让我在知青点住了，让我搬到她家，住在了桂兰姐姐原先居住的那孔土窑里，天天都给我煮鸡蛋，她说我的身子太虚了，要补养一下。

麦收后的一天半夜，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我听刘大叔和刘婶在院子里忙活，我也赶紧起床，到院子里帮着往窑里抱麦秸和烧柴，烧柴淋湿了，就没办法烧火做饭了。

等我回到窑里，我的衣服基本也湿透了。我脱下身上的湿衣服，爬到炕上，就盖上了单被。就在这时，一个人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平日里老实巴交的春生哥，也不知咋回事，那天他就不老实了，死死压住我，我想反抗也没力气了。想想刘婶一家人对我的好，我没呼喊，紧紧闭上眼，把泪水咽在了肚子里。

以后的几天里，刘春生天天半夜到我的窑里来。一次被刘大叔发现了，刘大叔摸起窑门口一根磨棍，狠狠揍了刘春生一顿，他一边打一边骂：“你个狗日的，真是猪狗不如，咋敢做这辱没祖先的事情哩。”

那次刘大叔可把刘春生打得不轻，他在炕上躺了好几天才爬起来。等刘春生身上的伤好了，我就和他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整个刘家沟大队，我是第一个和当地农民结婚的北京知青。

结婚后，公公婆婆就不让我出工劳动了，刘春生也特别疼爱我，我觉得挺幸福的。等到有了娃娃，再加上插队知青开始陆续招工进城，我心里就再也难以平静了，因为和农民结婚我不能招工进城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后悔了，后悔不该草草和刘春生结婚，要是不和他结婚，我也能进城当工人，我也能月月开工资。这下好了，我只能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了，我的人生再也没有了快乐。

到了1978年秋后，我们刘家沟大队就我一名北京知青了，当时我的二娃（女儿）还不到一周岁，我天天抱着娃娃坐在院子里的磨盘上抹眼泪。刘春生也心疼我，可他嘴笨，不会安慰我，只会闷着头子干活挣工分。

我婆婆倒是能说会道，可别管她说什么好听的，天天给我做好吃的，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一想到别人都进城当了工人，就我一人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心里就像针扎一样难受，我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1979年春天，国家有了新政策，留守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了。可我到公社一打听，像我这样和农民结婚的知青是不符合回城政策的，要想回城，除非先办理离婚手续，然后才能办理回城手续。

回城无望，我彻底失望了，回到家，我喝下了半瓶灯油（煤油），打算一死了之。刘春生看我喝了灯油，吓得他呜呜大哭。我公公借来队里的架子车，一口气把我拉到公社卫生院，医生反复给我灌药洗胃，打针抢救，我的生命是没有危险了，可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这下我公公婆婆都吓坏了，求医生想办法，医生说我这是心病，除非让我回城。

等我的身体恢复后，我婆婆说只要我好好吃饭，什么事情都依我，离婚也可以，但不能再胡闹了。想想年幼的娃娃，我也不忍心抛弃他们，可一到了夜里，我就睡不着觉，只能坐在院子里的磨盘上数星星，我还是想回北京。

1979年7月份，我和刘春生办理了离婚手续，孑身一人回到了北京。我原本想把女儿带回北京，公婆说啥也不答应。送我去公社汽车站的时候，刘春生哭了一路，在车站分别时，他蹲在地上呜呜大哭，那一刻，我心如刀割，痛不欲生，真想跟他回去。可一想刘家沟生活的艰辛，我也只能出卖良心了。

回到北京，我顶替我母亲的岗位到毛纺厂当了一名车间工人，那时叫接班。工作稳定了，亲戚朋友开始给我张罗对象，可我一想到山西的刘春生和两个娃娃，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我哪有心思去看对象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开了工资，给娃娃买件衣服，再寄一点钱过去。

到了1985年，我和一名离异的火车司机结婚了，他没有孩子，一个月只能回家一两回，我俩的生活说不上幸福，只能算是将就着搭火过日子，我感受不到一丁点儿快乐。

一晃就是五六年，我一直也没怀上孩子，我丈夫就劝我回山西，领回一个孩子来我们一起抚养，不管男孩女孩有一个就行。

我也很想念两个娃娃，就去了一趟山西，两个娃娃看到我都不搭理我，刘婶就对两个娃娃说：“不要恨你妈，她也有自己的难处，这么多年，你俩穿的衣裳都是妈妈买的，你俩上学的钱都是妈妈寄来的……”

看到刘婶苍老的面容，看看不像人样的刘春生，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特别是听到两个娃娃叫我妈妈时，我的泪水就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我甚至开始后悔，后悔不该和刘春生离婚，不该抛弃两个可爱的娃娃。

我跟刘大叔和刘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刘大叔思谋了一下，苦笑着说：“要不让刘军（大娃）跟你进城吧，他学习好，也该上高中了，在咱这读高中要去镇上，咱也没这个条件。刘军是个男娃，咱这条件不好，娃娃大了找个婆姨也难，我怕他打了光棍……”

就这样，我把儿子带回了北京，户口也迁回了北京，刘军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读了专科，毕业后到机车铸造厂当了一名技术人员，后来成了工程师，也找上了对象。

女儿结婚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山西，倾其所有，给女儿买了一台彩电，算作陪嫁。

我再次回山西是刘婶病危期间，她在昏迷中喊了我的名字，接到刘春生打来的电话，我和儿子儿媳一起赶回了刘家沟。刘婶拉着我的手说：“孙子孙女我不牵挂，我就是放心不下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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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婶去世后，我再也没回过山西。

今年入冬前，我儿子回山西把他爸接到了北京，当我看到刘春明时，差点没认出他来。他今年七十三岁，头发全白了，牙齿也没几颗了，满脸皱纹一脸风霜，看到他这般模样，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说句实话，自从和他离婚后，我心里也没快乐过，我也牵挂他，怕他有病有灾的没人照顾。他来北京了，我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可好景不长，刘春生不习惯北京的生活，他闹着回山西。刘军不答应，不给他买票，哄他说等来年暖和了，再送他回去。没想到刘春生一个人竟然偷偷跑回了山西，他一个字也不认识，身上也没多少钱，他一个人是怎么跑回的山西，想想都让人心疼。

前两天，刘军去了山西，想把他爸接回来，刘春生说啥也不来，他说自己生活能自理，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就连他女儿家，他都不去。

这就是我的人生经历，我的人生中虽然缺少了快乐，倒也平安稳定，女儿一家生活上没有困难，不需要我接济。儿子和儿媳的工资也不低，生活较为宽裕。我和我丈夫的退休金都花不完，我丈夫除了一日三餐，不抽烟不喝酒，一个月给他二百块钱零花钱，他连一百都花不完。现在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就是刘春生，他一个人生活在农村，有个病灾谁来照顾啊？刘婶离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他也成了我最牵挂的人。他要是能来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那该多好啊。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吴爱玲大姐回忆编写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