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内部的颜色革命，统治阶层由荆州集团变成东州集团

当年刘备占领益州，建立蜀汉政权后。

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派别，即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

荆州集团主要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集团的荆州人士。

东州集团主要以法正、李严为首，是原先刘焉和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

而益州集团则主要是由益州本地的豪强土著构成，主要是以黄权为代表。

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

《三国志-刘璋传》 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人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

三辅指西汉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今陕西中部。南阳隶属荆州，今河南南部一带。

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刘备入主益州之后．东州和益州集用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不尽相同。东州集团中大部分为荆州人士，如李严、 董和、费祎等．

因此，东州集用同荆州集团有一种地域性的内在联系，对荆州人士占多数的刘备集团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东州士”是一个与刘备嫡系荆州集团和益州土著豪族都有区别的特殊政体。相对于益州土著豪族，他们同荆州集团一样，都属外来集团。

但他们先到蜀地，并已有了一定根基，相对于荆州集团，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又为“主”而非“客”。

复杂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在蜀汉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他们与荆州集团的微妙关系。

而益州土著地主由于其本身未能形成统一的强势集团，故而对刘备集团存在两种态度，一部分人意欲依靠新的外来势力推翻东州集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而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新入主的刘备集团则持有较强的对立情绪，认为其与东州集团是一丘之貉。

当年刘焉初入蜀时，受制于益州大姓豪强，后因得到东州集团的支持，刘焉诛杀本地豪强才算站稳了脚跟。

作为回报，刘焉也对东州人士大力扶植，从而使得东州集团的势力不断壮大。

兴平元年（194 年），刘焉病亡。东州士的生存也面临新的挑战。

自东州集团得到刘焉的扶植后，一部分人专横跋扈，导致益州本地人士对他们的行为甚为愤慨。

刘焉病亡成都后，在益州人士极力促合下，朝廷诏令刘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

相比较于手段狠辣，依赖东州人士刘焉，刘璋“性宽柔，无威略”，他更倾向于与益州本地豪强妥协，导致本地的益州人的势力强大起来。

但是，刘璋的妥协行为，让既得利益的东州集团十分不满，这就造成了东州集团对刘璋政权的离心。

赤壁之战后，曹操、孙权、刘备三方处于僵持阶段，而益州内部东州集团与土著豪族之间矛盾难以调和，占据汉中的张鲁又对益州虎视眈眈，刘璋政权岌岌可危。

而很多客居蜀地的东州人士，因为刘璋的妥协，导致他们对刘璋政权逐渐失望，又面对益州土著豪族的压制，故欲投靠能够重用他们的明主。

内忧外患之下，东州集团将目光集中了到了占据刘备的身上。

建安十九年（214 年），刘备克蜀。蜀汉政权能够在益州落脚得益于“东州士”的支持。之后，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处处都离不开东州集团。

仅凭刘备、诸葛亮的荆州集团要想在没有丝毫根基的益州立足进而建立一个国家，难度可想而知。“东州士”为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对“东州士”而言，刘备入蜀是他们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再次尝试。因此，对刘备入蜀一事，与益州土著豪族坚决反对、拼死抵抗截然相反，“东州士”的态度多是积极的、欢迎的。

像东州集团的代表法正，扶风郡郿县人。建安初，天下饥荒，他与同郡人孟达一同入蜀依靠刘璋。然而，却很长时间不能得到重用。

建安十六年（211 年），刘璋遣法正和孟达率四千人迎接刘备。法正一见刘备，便向刘备献上夺取益州的计策。

因为刘备取蜀的行为和方式难以得到益州土著的认可，得其地，不得其民。再者刘备政权不是软弱的刘璋政权。

它是一个强势政体，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都严重地侵害了土著豪族的利益，他们对此颇多怨愤。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刘备治理蜀汉的政策，就是团结东州集团，压制益州本地人士。

针对刘璋政权过于软弱宽大，导致土著豪族恣意专权、君臣无纲的状况，诸葛亮主持制定《蜀科》，为以法治蜀国策的施行提供保障。

与诸葛亮共造《蜀科》的另有四人，除伊籍外，法正、刘巴、李严为东州人士。可想而知，这部法律是针对谁。

东州集团的支持是刘备在益州站稳脚跟的必要策略，且东州人士为刘备取蜀贡献良多，因此，对待东州集团，刘备主要以笼络为主。

所以，东州集团与荆州集团之间的关系在刘备掌蜀期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融洽的。

然而，随着东州集团的势力增长，其与荆州集团的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二者矛盾终于在诸葛亮辅政时期爆发。

因为相比较新来的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已经在益州扎根二十余年了。发展成为新的豪族，在某些方面，他们与益州土著豪族的利益是一致的。

而蜀汉初期以严治蜀的政策，不仅是益州土著豪族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一些有实力的有东州人士的利益。

而且，随着夷陵之战的大败，刘备的去世。荆州集团的实力受到严重损伤。

而实力日益增长的东州集团不再甘心屈居于与荆州集团之下，两者之间的矛盾爆发是必然的。

而刘备临死前，为了平衡两个集团，于是令诸葛亮辅政、李严为副，但是这个安排却成为两方矛盾的导火索。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记载：李严为了增强实力“求五郡为巴州刺史。”蜀汉国土狭小，实际上只有汉代益州的一州之地，以益州刺史权位最重。

虽还设置多人遥领州刺史，一般来说是形同虚设、并无实权。而李严要求从益州东部分割五郡，新设巴州，命他为巴州刺史。

而此时诸葛亮兼任益州牧，李严的这个要求是对诸葛亮权力的公开挑战，也是对蜀汉职官制度的挑衅。

李严以自己同为辅政大臣的理由，表示自己的权位应该提高，向诸葛亮看齐，同样开府建制。这个要求已经超过了诸葛亮的底线。

建兴九年（232 年），诸葛亮因李严督运不利，废李严为民。李严的行为表面上是与诸葛亮抗衡，实质上是一些东州人士与荆州集团权力的角逐。

而诸葛亮凭借自己的才能和个人魅力，将东州集团给暂时压制了。

但是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 年）病逝，后主刘禅亲政。

以费祎、董允为代表的东州集团，开始逐渐走向蜀汉政权的核心层，甚至左右了蜀汉国策的转变。

因为随着曹魏、孙吴、蜀汉的鼎足之势已经形成，短期内这种平衡不会打破。刘备、诸葛亮在益州的统治已经二十年，政权处于稳定期。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最终沦为一句口号。在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的国策发生转变，更注重本土实际。提拔选用官员以务实为主，试图走本土化路线。

此时走上政治舞台的多为年轻一代东州人士，多年蜀地的生活已经令他们融入这里的生活，对故土的概念逐渐淡化，反而将蜀地视为其家乡。

针对蜀汉在三国中的实际情况，他们认为能够保住现有基业比不切实际的征伐更可行。比如东州集团的代表费祎就对对姜维的北伐一直持反对态度。

其次，蜀汉一直秉持的重用荆楚人士、抑制益州土著豪族的方针。与曹魏九品中正制、孙吴重用江南土著豪族的官制不同。

蜀汉沿用汉代察举、征辟制，即由上级官员考察、推荐、提拔下级官员，其实质是朝廷、州郡府中掌握实权的人有决定权。

而蜀汉朝廷、州郡府的实权主要控制在荆州、东州手中。刘备、诸葛亮以客籍身份占据益州，对益州土著豪族的戒心从未消除。蜀汉的官制往往将益州本地人才排除在外。

然而，夷陵之战，荆州之地尽失。荆州集团失去地域优势，人才无法补继。再加上刘备旧宿相继亡故，其后人又才智平平。

诸葛亮死后，荆州集团中较为拔尖的人物魏延和杨仪在权力倾轧中死亡。东州集团有了走向蜀汉最高统治阶层的客观条件。

东州集团与蜀汉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最终走向了蜀汉政权的核心，实现蜀汉的颜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