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抗日名将，曾经是宝安县的一名游击班长

提起蔡廷锴，估计大家第一印象，便是心怀国家的抗日名将，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鲜为人知的是，在蔡廷锴革命生涯的起步阶段，曾在宝安县待了几个月，其中还在大鹏当过警长。而就是这几个月，对其革命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蔡廷锴

因此，在其自传中，蔡廷锴花了一定的笔墨，写了他在宝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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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的少年时期

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蔡廷锴的少年时期。

1892年4月15日，蔡廷锴出生在广东省罗定县罗镜墟附近的一个山村。9岁时，蔡廷锴进入私塾读书。11岁那年其母去世后，辍学的他便开始和父亲学种田，后面又和父亲学习做裁缝。

30年代的罗镜墟

1908年，16岁的蔡廷锴瞒着父亲到罗镜墟招兵处报名参军。他父亲知道后，便叫人把他拉了回来。为了断绝蔡廷锴当兵的念头，于是蔡父便给他张罗了一桩婚事。 1910年底，蔡廷锴再次到罗镜墟投了新军。不久后其妻分娩，加之上司调离，蔡廷锴在回村后便没再回军队。

1911年初，蔡廷锴的父亲去世，在守孝6个月后，蔡廷锴又再次加入了军队。就在这一年，武昌辛亥革命爆发了广州宣布独立，而蔡廷锴则加入了革命军的队伍中，并立下一些战功。之后，蔡廷锴反复往来家庭与军营之间。

1935年罗定县的一个农民

1913年9月，蔡廷锴的女儿出生，但因家庭贫苦，不到20日便因病没钱医治而夭折，其妻在分娩不久后为了家庭也不得不干农活。由于家里实在困难，1914年过完年不久，蔡廷锴无奈之下只好又从部队返乡，到家乡去养鸭，还做些小买卖。

1915年，在好友陈顺的建议下，蔡廷锴与其南下珠江口，再次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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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陈顺

在蔡廷锴人生的早期，陈顺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根据蔡廷锴的记述，陈顺是一个胸襟广阔，秉性豪爽的人，有胆有识，敢做敢为，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在朋友不快乐的时候，他总会用振奋人心的话语来鼓励朋友。 “忧愁是无不于事的”、“我们有大把世界”都是陈顺的口头禅。 在蔡廷锴因家庭贫困萌生辞去军人职务时，陈顺便是第一个支持他的人，并也辞职共同回罗镜。

30年代罗镜的一座桥

相比起蔡廷锴，当时的陈顺是孤身一人，无父无母，无妻无子，也无兄弟姐妹。他为人急公好义，经常接济朋友。在军中时，陈顺经常教导蔡廷锴，对待他有若亲弟，而蔡廷锴也以兄事之。

1915年端午刚过，陈顺便到蔡廷锴家中，约其南下珠江口从军。在此之前，两人便已约好离开罗定外出闯一闯。此时蔡廷锴的家庭环境也已好转，因此他便也放心南下。两人最后了来到江门，在猪头山参军。优厚的条件让蔡廷锴十分满意，他积攒下来的工资，足以补贴家里的费用，改善了家庭的条件。

横江圆山下的海中，有石五块，状五马，奔向海中心，有一岛，猪头山也——《新会县志》

南下珠江口与猪头山的日子，让蔡廷锴印象十分深刻，他与陈顺的友谊也让他铭记终生。在蔡廷锴的自传中，他说道：“我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也赶不上我与陈顺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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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门到宝安

民国初年，广东为军阀龙济光的天下，他是袁世凯的走狗，因此大肆迫害革命党人。随着国内形势的大变动，尤其是袁世凯复辟帝制闹剧的发生，广东省内掀起一波又一波反对袁世凯、龙济光的运动。

军阀龙济光

1917年3月，随着广东省内护国运动的节节胜利，蔡廷锴与陈顺商量，欲在猪头山发动兵变，响应护国运动。在做好准备之时，岂不了猪头山出了内奸，将兵变的消息泄露出去，龙济光便派兵来围剿，一时间部队如鸟兽散，最后仅剩六人依然在战斗。在突围成功之后，陈顺和蔡廷锴在商议后，将枪支卖了，换了一笔费用，前往了广州，并与其他四人分开。

陈顺和蔡廷锴在广州待了一顿时间后，随着护国运动的顺利进行，龙济光最终宣布卸任广东都督，而广东的局势也短暂恢复平稳。此时，陈顺和蔡廷锴商量下一步行动，陈顺决定前往宝安寻找朋友，而蔡廷锴则选择重回罗定。

1916年2月，孙中山致函中华会馆董事，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真面目

在回家两月后，蔡廷锴接到了陈顺的书信，陈顺此时已经在宝安县担任游击队分队长。陈顺希望蔡廷锴能够带一两个人前往宝安来帮助他，并在信中指明了前往宝安的路线。蔡廷锴回到罗定之后，并无其他收入，他寻思，与其坐吃山空，不如继续外出拼搏。

于是在告别家人后，他便开始了前往宝安的行程。

1917年农历十月初七日，蔡廷锴与邻村的两个人来到珠江口，乘船前往香港，再由香港乘船前往宝安县城南头。由于香港前往南头的船并不是每天都有，于是蔡廷锴一行便在香港逗留几日。第一次到达香港的蔡廷锴，满眼是巍峨的高楼，干净的街道，高傲的洋人，还有凶恶的印度差人，在他看来，香港远比省城繁华，这让他十分羡慕。

20年代的香港

初九一早，蔡廷锴一行坐上了前往南头的船，在后海登岸后，他们步行了八里地，在一点多的时候到达了南头，找到了陈顺。陈顺给蔡廷锴安排了游击班长的职位，月薪16元，这个是截至当前蔡廷锴所拿到的最高的工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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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笔下的南头

在南头待了两个月后，蔡廷锴便有些厌倦了这种生活。 对于心怀报国之愿的他来说，游击队毕竟不属于正规军，虽然高薪，但工作仅限于一个县城，前途不甚明朗。 于是他向陈顺透露想辞职另投他处的想法。

陈顺以时事不明朗，且在军队需要有伯乐为由，力劝蔡廷锴留了下来。接着，陈顺便带了蔡廷锴前往南头各地，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

清末前往赤湾庙朝圣的信众

在蔡廷锴眼中，南头虽然没有江门繁华，但在这个春节期间，却比江门热闹。当时，南头街上，百姓成群结队，穿着华丽的衣服，前往赤湾天后庙朝拜。一路上都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除了南头百姓，还有疍家女以及香港、广州的信众不远千里前往赤湾拜庙。

整个南头最令蔡廷锴惊奇可怜的，则是南头那些贫苦的妇女。按常理，担任轿夫的一般是男子，但在南头，抬轿子的竟全是妇女。蔡廷锴在此感慨道：“为我二十六岁来第一次所见，怎不惊奇。”

蔡廷锴在大新街上见到了宝安县的不少特产，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则是沙井蚝和荔枝。此外，南头的另一项“特产”也让其印象深刻，那便是村民械斗。他写道：“县民好斗，姓氏宗族观念甚重，大族欺小族，强房压弱房，每因小故即成械斗，焚杀之惨，甚于兵燹匪祸。”

根据史料相关记载，当时南头的吴陈郑三姓势力十分大，当地有俗语，称：南头吴陈郑，打死人唔使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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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警长生涯

二月份时，宝安县游击队长姜某调到大鹏城担任警察分所长，陈顺于是推荐了蔡廷锴去担任警长。经过陈顺的一番劝说后，蔡廷锴于是答应前去大鹏。前往大鹏的路依然是借道香港，他们从后海乘船到香港，接着到九龙乘坐火车前往大埔，再由大埔乘船前往叠福，再步行二十多华里，经王母墟后才到达了大鹏城。

去大鹏最便捷的路

蔡廷锴也对大鹏城的环境进行了描写。“大鹏城负山面海，对面为东山东涌、西涌两坑，山后为惠州属。”当时的大鹏城百姓，大部分人以航海和捕鱼为业，特产咸鱼。大鹏地理极为偏僻，因此风气闭塞，人烟稀少。此地村民和平易处，但对于蔡廷锴而言，“究无可交游”。

70年代卫星地图上的大鹏城

蔡廷锴还写道，如果从南头走陆路前往大鹏，必须沿着沙头角、大小梅沙的海岸前行，山路十分崎岖，因此当时大部分人都选择绕道香港，在大埔乘船。

沙头角前往大鹏，一路都是崎岖的山路

一开始蔡廷锴还不知道如何当警察，但他说“就是所长也不知警政是何物”，“警长、警兵简直就是所长的卫队”“平时则收收警费，有案则船票”，日常便没有其他时期可做，根本就不需要学习。对于他而言，尽管警长的工资更高，但似乎还枯燥过游击班长，终日无所事事的他，只能望向茫茫大海，思考前路。

在得知宝安县长和大鹏警察分所长都要换人后，蔡廷锴于是想要辞职或请长假另谋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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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所长到来

1918年五月初一，宝安县新县长到任，并任用了一位姓谢的前往大鹏当所长。谢所长在得知蔡廷锴的心思之后，便以蔡廷锴熟悉本地地情为由，劝说蔡廷锴留下来，以帮助他处理大鹏的警政。这一留，便又是几个月，而这几个月对蔡廷锴的思想则有较大的影响。

70年代卫星地图上的大鹏所城和王母墟

谢所长对蔡廷锴十分青睐，不仅给他加薪水，吃饭也和他同席，事事关心。自从当兵以来，蔡廷锴从未有如此待遇，如此便十分感激。谢所长在大鹏当官的这段时间里，是蔡廷锴人生中十分难忘的，“数年来处境，未有当时之顺利”。

如今的大鹏城

对于蔡廷锴而言，谢所长对其影响，最为重要的则是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剖析。谢所长是一个颇有学识的人，于是在茶余饭后，蔡廷锴都会向谢所长谈天。谢所长对于蔡廷锴的所有的问题，只要知道的，他都会无所不答，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都会进行剖析，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段时间的交流，使得蔡廷锴对当时的国家大事，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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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宝安

好景不长，在谢所长上任后的三个多月后，宝安县又换了新县长，一朝天子一朝臣，谢所长也被”下岗“了。良师益友的离开，让蔡廷锴下定决心，选择离开大鹏，离开宝安。尽管新来的黄所长惺惺作态地挽留蔡廷锴，但实际上他已经带了亲信来取代蔡廷锴。如此这般，蔡廷锴便和谢所长一同在叠福乘船前往香港。

20年代时的香港

两人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谢所长决定北上上海投靠朋友，就此和蔡廷锴分别。在将谢所长送上太古船后，两人就此再没有见面。蔡廷锴在当师长的时候，曾经屡次按照谢所长留下的地址去函寻人，但始终无果，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在送别谢所长后，蔡廷锴也搭上了前往广州的火车，临走前，也写了一封信给陈顺，将自己在大鹏的经历与在香港的行程告诉了他。

实际上，自南头一别后，蔡廷锴就再也没和陈顺再见过面了。1921年，蔡廷锴在粤军第一师当连长时，得知陈顺在固戍充当看基围队头目时，便邀请他到连里当班长。但陈顺觉得粤军军纪太严，而且经常拖欠军饷，自己在固戍十分清闲，况且在当地已有妻妾，这种环境实在舍不得，便婉拒了蔡廷锴的邀请。

30年代地图上的南头及周边

后来蔡廷锴连升营长、团长时，想再次邀请陈顺来自己军队，却得知好友已在宝安去世，这让他伤心了一段时间。直到写自传时，蔡廷锴依然对这位好友的去世感到十分痛惜。

自1918年离开宝安后，蔡廷锴便再也没来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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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离开宝安后，蔡廷锴在肇军陈铭枢营担任排长。 在经历了讲武堂生涯、第一次北伐、讨伐桂军沈鸿英及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役等战役后，1930年，担任了十九路军军长。

1932年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

1935年蔡廷锴抗敌救国箴言

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晚年蔡廷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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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蔡廷锴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