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镇江古城墙

谢子涵 绘

在古代镇江，城墙伴随城市而生。作为防御功能、划分边界功能的城墙，作为一个城池标志的建筑，在镇江历史上却是不断演变的。若是从三国孙权建铁瓮城算起,它在经历六朝、唐、宋的近千年间,城市的规模和格局不断得到发展,一直到十四世纪,几乎都是位居全国大城市之列。

唐代京口改称润州，在中晚唐的百余年间，它一直是浙江西道的治所，统辖江南运河全流域的6州(润、常、苏、湖、睦、杭)。其时,南京被降格为县，隶属润州管辖。志载晚唐乾符年间，周宝筑润州罗城(即外郭城)，周长26里，开10个城门。

宋代，润州改称镇江。南宋史弥坚曾重修镇江罗城，又新设城门7座，新、旧城门一共有15座之多，城市规模更为扩大。原属城外的江口镇(今迎江路及其附近)，宋代已发展为大型海运码头，甚至税收大于“城厢收入”,户口编入“在城籍”，表明城市已突破城垣的束缚，又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级别界定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视其城垣的大小和城门的多少。台湾著名的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曾有论断：即将古代的城从城周5里至50里分为五个等级。少数名都如北京城、南京城属第一梯队，唐、宋镇江城周长26里,属城周25里以上的“第二梯队”，比属第三级的古代省会城市还高出一个级别。此外城门的数量亦与城的规模有关，古代县城通常是4个城门，重要的古都则有10余座城门，而镇江尤以宋代城门数量为最，几与名都不相上下。

中国古代城市级别界定的另一重要标志，是视其城市及其附近的人口多寡。以南朝为例，治所在京口的南徐州，统辖17个侨、旧郡，63个侨、旧县，人口42万,侨民和土著各占其半，人口数量名列南朝20余州的第二位。而唐代润州，在盛唐开元和天宝年间的两次人口统计中都是高居 10万户以上。其时整个长江流域越过10万的州仅有益州、宣州、润州、常州等少数几个州，有些号称10万户的州如苏州、扬州、杭州等，其户数统计都还低于10万户。至于,如果按州内属县拥有户数平均比率计，润州更是名列长江流域各州之首。

而在元末明初，这一发展趋势发生了变化，镇江城市的规模变小了，地位下降了。镇江自三国以降，几乎每一朝代都有修筑城垣的记载，惟有元代是例外，朝廷规定:“凡诸郡之有城郭,皆撤而去之”，故有元一代镇江无修城记录，且前代所遗留的旧城垣也大都荒废。而另一方面，元代后期镇江城内因“差调烦重,岁事不登，逃亡消乏，户数减少。故(城区)七隅并而为五，由五而四，四而二”。可见元末镇江的城市居民已大为减少，其城市聚落亦大幅度萎缩。

到了明初镇江的城市空间，与唐宋时期相比是大为缩小了。明代镇江府城城垣周长一说9里，一说13里，即以13里计，与唐代润州罗城的周长 26里相比,仅是1/2；如果以面积相比，则差距更大，明城面积只是唐城面积的1/3左右。因此，全面审视明初镇江城市的综合指数，确是已经降低到中小城市的水平。

可是，明代镇江城只设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可通陆路，而另两座水门之间的关河，因以蓄水为主，只通小型舟楫，供应城内居民所需物资而已。这样就将六朝至唐、宋城内许多便民利商的交通干道给废弃了，造成城内出现多条“丁字路”“断头路”。城的交通闭塞了，这极大地制约着城市的外向发展。

民国16年(1927年)，为了修筑马路，镇江开始了拆除城墙的动作，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墙作为封建社会糟粕的符号，被无情地抛弃了，后来城墙在镇江迅速地消失……

在今天看来，当时兴起的拆城运动留给后人巨大的遗憾。用当时比较朴素的想法看，城墙的确是旧物，而且经历战火后许多地方都有安全隐患，破败不堪，拆旧建新是理所应当的行为。然而，城墙是研究古代文明真实的证据，它的价值体系非常丰富。尽管城墙的防御功能在现代消逝了，但它还有景观方面的价值，包含建筑学、美学、政治、哲学等多个学科内涵。通过城墙遗产，可以了解古代政权更迭、城市变化、科技水平等等信息。

可喜的是，为了再现镇江历史上古城墙的踪影。2014年，有关部门在新建的云台阁主楼室内，陈设了“镇江城市发展主题馆”，展览用金箔画、玉雕、瓷板画、珐琅画、紫铜雕、木雕、漆画、模型等艺术表现形式及多媒体影院，展现古代镇江各个时期古城池的面貌及历史发展过程。

来源：京江晚报

点击分享：

看这些镇江记忆，却已淹没光阴里！

挖掘镇江的文化，让它成为镇江的名片，

如感兴趣，关注一下“镇江风情”这个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