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乡土：一部农村衰落与重生的历史

作者｜萨拉·法默（Sarah Farmer）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法国史、20世纪欧洲史、社会文化史。

1981 年 3 月， 法国社会党公布了其总统候选人的巨大的竞选横幅，并在法国各地选区的墙壁和广告牌上张贴。在横幅中，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安详地凝视着远方，他的头和肩膀背后是一座传统乡村的全景。庄严的罗马式教堂的轮廓和村庄广场建筑的屋顶在整个画面上展开，被融入蓝色天空的玫瑰色朝霞映衬；密特朗的竞选口号“稳定的力量”印在他的头像上方。这幅肖像的背景是由候选人亲自选定的，它成了法国首位社会党总统竞选成功的不可磨灭的象征。

《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

[美] 萨拉·法默 著

叶藏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11月

许多人，包括与密特朗定期协商设计竞选信息的广告主管在内，都认为密特朗使用大家都很熟悉的右翼视觉修辞，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虽然不排除有人这么说是在冷嘲热讽。这幅海报沿袭了法国保守派政客的悠久传统，将自身描绘成立足于农村地区的形象——要么是外省的镇长或村长，要么是在农村管理家族庄园的农场主。此外，这张海报还毫不掩饰地融入了维希政权在 20世纪40年代初从19世纪的农村主义传统那里继承而来的重要元素。因此，密特朗的竞选形象很容易被视为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姿态，即把农村世界视为抵御世界主义、种族混杂、文化和精神颓废的堡垒。不足为奇的是，海报第一次提交给社会党领导层审批时，遭到了严厉的谴责。

图 1 “稳定的力量”，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竞选海报，1981 年。由帕特里克·德梅尔韦莱克（Patrick de Mervelec）拍摄。图片来自让—饶勒斯基金会的收藏

然而，这张海报在策略上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它向右翼选民表态保证这位社会党人值得信赖。密特朗之所以选择以理想化的法国农村形象来投射稳定的力量，是因为他敏锐地判断出，在 1981 年，法国公众对乡村广泛地抱有积极的憧憬。这张海报也许可以取悦那些步入中年或者更老的怀旧者，让·费拉在 1964 年创作的民谣《群山》和皮埃尔·邦特关于法国农业小镇的广播节目在他们中间大受欢迎。选举结果表明，海报也鼓舞了年轻一代的左翼，1968 年的五月风暴洗礼了他们，富有前瞻性思维的乌托邦主义塑造了他们，对他们来说，法国农村既蕴涵着当下的可能性，也代表着未来的可能性。

本书认为，这张海报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乡村被赋予了自相矛盾的价值：既是现代化的参与者，又是现代化的解毒剂。密特朗的竞选海报可谓为法国选民提供了一幅关于乡村整体的引人入胜的形象，而就在同一年，雷蒙·德帕尔东回到儿时的家，拍摄父亲留下的那座裂痕累累的农场。这两种同时出现的图景，凸显了法国乡村引发的叙事是多么多重且相互抵触。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战后的法国既背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良后果和维希政权遗留的问题，更受到帝国终结的影响。毕竟，欧洲战场的战争已于 1945 年结束，但法国人在被盟军解放后不久就派兵海外作战，以维护法兰西帝国，先是在印度支那，后是在非洲。从 1954 年到 1962 年，在阿尔及利亚残酷的内战期间，共有 134.3 万名年轻人应征到北非服兵役，其中许多人来自饱受农村人口外流之痛的地区。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活力和社会变革既受到属于白人、基督徒（即便只是名义上的）的法国农民和农村居民向国内的城市地区的移民推动，也受到来自阿尔及利亚与来自北

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印度支那、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前殖民地和保护国的海外移民的推动。简而言之，亨利·芒德拉在 1966 年宣布的“农民的终结”，与身为非基督徒的非欧洲人几乎全部在法国大都市地区定居的现象，发生在同一时期。

后殖民时期的移民向大都会区城市的涌入，会不会是城市生活的另一方面，导致法国中产阶级到乡下翻新农舍中寻求庇护？即使有些人认为移民助长了反城市情绪，但并无证据表明，次要住所的兴起与之直接相关。与此同时，法兰西帝国和法国农民文化越来越难以为继这一事实，加剧了这种悖论：乡村被想象（imagined）成稳定之地，却又被体验（experienced）为空心和失调之地。正如戴高乐的名言所宣称的，他决定让法国“转变为一个新的国家，迎娶属于它的时代”，对他来说，农村社会的日渐消亡与海外帝国的终结是同一过程的组成部分，为的是适应战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新格局。与其说一方导致了另一方，不如说，失落感和遗憾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

1984 年， 农村社会学家亨利· 芒德拉重申了他的评估，即战后的农业革命终结了农民阶级。他断言，“形势证实了我的观点：法国一千年的文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亡了”。7 芒德拉的学生、对农业深有研究的社会学家贝特朗·埃尔维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农民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消亡的那一天，农民赋予其形式和意味的农村社会也随之瓦解。”21 世纪初，同样的故事继续在讲述。例如，2006 年，出生自勃艮第的人类学家帕斯卡尔·迪比报告了其家乡农民的终结：“曾经身为土地主人的农民，变成了高级技术人员，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而］现在他们又设法融化在现代化的迷雾之中，任由自己被其笼罩和吞噬。”2012 年的夏天，社会学家让—皮埃尔·勒高夫在沃克吕兹省度了二十天的假，之后得出结论：旅游业摧毁了普罗旺斯的村庄生活。简而言之，无论是亲身体验还是理论分析，以农村人口外流和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消亡来衡量，战后法国农村的历史往往被认为是一部持久的衰落史。

本书在强调和探讨这些错位与断裂的同时，也反驳了衰落论的叙事，展示了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乡村是如何通过社会事件和文化表征赋予农村生活的象征性和物质性价值，从而得到更新和改变的。农村社会并没有因为农民的消失而消亡，相反，留守的农村人和新来者对其进行了不断的重塑。我们可以从农民回忆录作者（如埃米莉·卡莱斯和埃弗拉伊姆·格雷纳杜）的声音中，从新来者（如次要住所的业主、公社成员和新农村人）的行动中，以及从一些离开农村后又返回的人（有的是回来务农，有的是为了记录和描绘土地）的决定中看到这一点。他们抢救或借鉴农民文明残留的技能和生活方式，建立起自己版本的农村生活。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可能已经消亡，但农村和农村生活却依然存在，并受到重视：不仅作为农业生产的场所，而且越来越多地作为休闲运动、旅游、社会抗争和政治参与的场所；不仅作为短时间的居住之地，也作为主要居住之地，以及值得保护的自然环境。

本书提出，城乡之间的对立长期以来一直是思考人类定居的社会经验的键槽——就法国的情况而言，这种对立可以追溯到高卢-罗马时代或中世纪城镇的诞生，但这种对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持久。1951 年，在战后经济大加速的前夜，这一区别对于新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部所召集的重要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是有用的，他们探讨的是 “与城市生活的关系和互动给法国农村生活带来的转变”。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居住区逐渐变成城市和郊区，城乡对比的做法一直很流行，因为它仍然昭示着当代世界关于交往和居住的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然而，这种清晰的空间划分也受到了挑战。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城镇和城市的郊外，以及介于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土地——其中大部分之前是农业用地——受到商业开发，由此形成的“城市周界”不断增长，传统的城乡对比已经很难成立。要从文化上理解这种转变颇为困难，部分是出于这一原因，DATAR 才在 1981年委托摄影师回应那些使得当代法国景观变得难以辨认的变化。雷蒙·德帕尔东在其父亲农场旁边拍摄的交通环岛和仓库的照片，捕捉到了这种混杂之地的不确定性。如今，在法国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市区之外，都可以找到环形交叉路口、超市、汽车经销店和轻工业等无处不在的元素。这使得城乡之间的界限从可识别的历史古镇或名城的中心，进一步转移到不断变化的郊区或城市周界边缘。西里尔·魏纳在其 2008 年的摄影作品中将这种动态可视化，让楠泰尔郊区的一座未完工的建筑项目留下的杂草丛生的空地，成为唤起人们的农村印象的场所。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新的城市边缘，也是新的农村边缘。

这些新空间的出现提醒我们，战后法国农村的再造，并非要脱离或对抗城市，而是要重新定义其与城市以及整个世界的关系。农村既是衰败和失落的场所，也是动态变化和适应的场所。战后的农村重塑，重新赋予农村以价值，不仅唤起人们对传统法国的回忆，也为未来的法国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发展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