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被蒋介石夺去兵权，国民党元老出主意:伺机策动部队起义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将刘昌义去找汤恩伯时，被蒋纬国拉住说：“我当连长时就认识你，你是西北军的名将。我父亲有困难，你要多多帮忙啊。”
蒋纬国不说还罢，一说勾起了刘昌义不好的回忆，老蒋对他这个杂牌将领，可是没少穿“小鞋”。
刘昌义是河北高阳人，早年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相比刘汝明、冯治安、韩复榘等“十三太保”，刘昌义加入的时间要晚得多，但论晋升速度可一点都不慢。二次北伐时，刘昌义还只是西北军总部的少校联络官，而三年后，他就已是新兵师长了。

刘昌义的师长位置，屁股还未坐热，西北军就因中原大战的失败而瓦解。刘昌义不愿背弃老长官冯玉祥，拒绝了老蒋的招揽，之后辗转于各地。
卢沟桥事变后，刘昌义在河北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配合刘汝明防守张家口。张家口沦陷后，刘汝明的部队南撤，刘昌义带着部队就地打游击，后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下难以立足，带着残部退入河南，被第一战区长官程潜任命为游击司令。
1940年，在日军重兵合围下，刘昌义采取诈降的方式，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不久后，日军在刘昌义的邀请下，派了十几个军官，带着一百多士兵前来点检，结果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除了几人当了俘虏外，其余全被击毙。
之后，刘昌义趁着日军松懈，带着手下冲出了包围圈。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派人核实战果后，向重庆的老蒋报捷，说刘昌义成功突破日军合围，转战豫北数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杀伤日伪军一千余人。
见老蒋不大相信，卫立煌让刘昌义将抓的几个日军俘虏及缴获的佐官指挥刀等送去重庆。老蒋见刘昌义确实斩获不少，便给了他一个师的番号。
1942年，第一战区副长官兼四省边区司令汤恩伯，将豫北的地方武装整合后，编为暂编十五军，以刘昌义为军长。
在1944年的豫中会战中，暂编十五军在许昌和日军激战，当时该军严重缺员，军部直属部队和所辖的两个师（新编29师、预备11师）加起来连一万人都没有，武器弹药更是奇缺。
守卫许昌城的新编29师，自师长吕公良以下三千余人，近乎全员战死，日军在战报中承认“守军抵抗异常顽强，毫无撤退迹象”。
刘昌义带着其余部队在城外支援作战时，被日军装甲部队冲散。战后，刘昌义清点兵力，全军仅存不到两千人。
许昌之战，是豫中会战的大溃败中，难得的有亮点的战斗。可战后，老蒋却下令将暂编十五军的番号撤销，残部打乱编入其他部队，刘昌义被打发去十九集团军任副司令，但不再兼任部队中，被夺去了军权。
抗战胜利后，心灰意冷的刘昌义寓居在上海，后来虽挂名绥靖区副司令官，但并未到任。
1949年4月下旬，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汤恩伯将兵力向上海收缩，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与陈大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石觉的淞沪防卫司令部合署办公。
陈大庆、石觉是汤恩伯集团的骨干，两人见刘昌义赋闲在上海的住所，便向汤恩伯推荐，让其出任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有善战之名，抗战中后期又在汤部当过军长，汤恩伯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当时，王葆真受李济深的委派，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往来江北、江南，策反蒋军将领起义。当王葆真秘密去见刘昌义，说明来意后，刘昌义说：“我何尝不想起义，只是苦于手头没有军队。”
刘昌义和王葆真商定，等掌握了一支部队，就会在上海率部起义。不久后，王葆真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
刘昌义去找陈大庆求情，陈大庆说：“你和我又不是外人，别说放一个人，就是十个人也不是不行。只是这个王葆真，是总裁点名要抓的人，即便是汤司令也没胆子放。”
王葆真被抓，让刘昌义一时间，寻不到和解放军的联络方式。
5月16日，上海外围的51军被解放军击溃，军长王秉钺被俘。汤恩伯一面大骂王秉钺无能，一面派刘昌义去收拢51军退入城区的残部，并接任军长。
5月23日上午，汤恩伯见大势已去，和陈大庆、石觉等亲信密谋后，决定将嫡系部队撤走，至于让谁指挥留守的杂牌部队，去充当炮灰呢，几人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刘昌义。
刘昌义接到通知后，赶去司令部见汤恩伯，途中和蒋纬国相遇，蒋纬国拉着刘昌义聊了十几分钟，大意无非是让他卖命、帮忙云云。
当刘昌义好不容易摆脱蒋纬国的纠缠到了总部时，汤恩伯已离开去军舰指挥。主持会议的陈大庆见刘昌义来了，松了口气，说：“可算把你等来了，汤司令委任你为北兵团司令官。”
刘昌义问：“我怎么没听说，还有这么一支兵团？”
陈大庆说：“汤司令下令，将由苏州河南岸撤到北岸的几个军组成北兵团，由你统一指挥，这个责任可是很大的。”
刘昌义听后一肚子气，这摆明是让他去当“替死鬼”，不过转念一想，可以借此掌握部队，发起起义，便点头同意了。
先后划归刘昌义指挥的21军、51军、123军、37军等部队，均和他没有渊源，军、师长们也各怀鬼胎，当5月24日，他召集这几个军的部队长们开会，准备商讨起义事宜时，应者寥寥。
刘昌义见状，亲自前往解放军阵地商洽起义，在关键时刻，带着官兵走向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