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媒体人的下一站

非虚构多数情况下，是对现实的关切。事实上，它是新闻人或退役新闻人的“避难所”：一切未尽的新闻，都通过非虚构来实现。

撰文丨连清川

多年以来，我一直极度厌恶“非虚构小说”这种提法。所以，特鲁门·卡波蒂的书，我一个字也没有看。

在我看来，非虚构就是真实，而小说就是虚构。一种写作，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虚构的，怎么可能既真实，又虚构？“薛定谔的非虚构”怎么可能存在？

非虚构小说的存在，对新闻是一个羞辱。

非虚构写作要求的，是在作品之中，每一个字都是有来源的。但是即便是真实的事件，一经发生，其中一定有许多的细节、证据或人物会遗失，被掩盖，无从还原，怎么办？弥补的方法可能是传言、推理和猜测，但是它也必须被作者明确地指出和标明，以免误导读者。

然而，任何真实事件或者人物在重构的过程中，都不能以想象或虚构来填充。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非虚构写作者，在我个人看来，是盖·特立斯，他的《王国与权力》诉说了《纽约时报》从创立之始直至他写作时的20世纪60年代，横跨了百年历史，其中的人物与细节无比精细与详尽。“每个人物，场景，故事，句句属实”。

盖·特立斯是一个记者，“新新闻主义”的创始人。他笃信新闻，但同样认为，新闻必须如同小说一般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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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几乎从来就是与新闻相关的。

新闻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未尽的遗憾。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新近发生的事件，以最详尽的方法披露给期待了解真相的公众。但是，恰恰因为其时间的限制，与媒体篇幅的有限，所以常常有许多的人物、场景与故事，必须从新闻中排除出去。

可这些被排除掉的事实，是无关紧要的吗？当然并不是。甚或说，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叙述，有时比新闻更加接近于真相。

普利策奖获得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环境写作者，她的作品《大灭绝时代》（英文名实际上是《第六次大灭绝》）构筑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巨大环境危机。而她在《纽约客》上所进行的报道，都不过是单一的环境灾难，根本无从了解环境危机的全貌。

是的，非虚构多数情况下，是对现实的关切。事实上，它是新闻人或退役新闻人的“避难所”：一切未尽的新闻，都通过非虚构来实现。

普利策奖非虚构类目是他们的圣殿，许多的新闻人或退役新闻人的追求，就是获得普利策非虚构奖。在过去的多年里，他们也成为了这一奖项的常客，例如2005年斯蒂夫·科尔的《影子战争》，2015年的《大灭绝时代》，2022年安德里亚·艾略特的《隐形的孩子》。

在中国，我们这个时代当然也有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

我的朋友易小荷在四川住了一年，写作了《盐镇》。这是近些年里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非虚构写作。

刘子超穿行在全世界，写作了《午夜降临前抵达》、《失落的卫星》和《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在旅行写作上无人能及。

袁凌在过去几年里出版了《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他的文字和真相都极其惊人。

我们没有普利策奖。袁凌前一段时间成了新闻，因为他要找工作，以维持他的非虚构写作。

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切的现实，只是各自所关切的东西不同。

我是学国际新闻的，也曾经做了多年的国际新闻记者和编辑。

2024年是国际新闻的大年：这个世界上有两场地缘冲突正在进行，俄乌冲突和以哈冲突；2024年是大选年，除了美国大选之外，欧洲有许多场重要的大选正在进行；中东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伊朗内部改革派上台；韩国发生了民主化以来最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米莱在阿根廷的改革日益深入，行将带来拉美的多米诺效应……

这个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巨大的转型期，以上所列举的每一个事实，都将会深刻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

02

幸好还有历史非虚构。当现实难以言说的时候，历史写作是一种“逃难”。

我的朋友陈季冰说，历史写作是他从现实的一种退却。他的专业领域是财经，而他近年来却在研究宋史。

但进入历史写作，并不是从现实中脱离。我们这些做新闻的，最终都难免笔下是历史，眼中是今天。新闻是我们的专业，没有新闻可做的时候，用历史来观照现实，起码是假装还在“务正业”。

但是历史又如何能观照现实？

在新闻操作中，有一个禁忌叫“主题先行”。就是说，我们先假设了一个事实，然后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主题。这就是在我们心中先假设了一个新闻事实，而所有收集来的资料，只不过为了证明这个主题。这种新闻写作，最终就会脱离新闻的事实本身。

但是在我看来，非虚构写作恰恰相反，所有的非虚构，都是“主题先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去观察一个领域，或者观点，或者现象，就要先设定一个主题，然后用我们所收集来的资料去观察它。

当然，它就未必是一个事件，而有可能是一个人物、一个现象、一种观点或者一种社会变迁。

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形而上学俱乐部》所观察的，就是美国社会如何进入现代化。作品考察了美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几个关键人物，最高法院大法官温德尔·霍尔姆斯、哲学家杜威、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和教育学家查尔斯·皮尔士，他们的人生与他们的思想的变迁过程。

但是这里面就产生了与新闻操作同样的风险。人物、现象与观点，事实与故事，并不总是与主题相同，相一致，相契合，难道这个时候就引入想象和虚构吗？

这可能就是“非虚构小说”与“非虚构写作”的本质差别了。

我之所以说非虚构写作与新闻相通，本身的关窍就在这里。新闻操作的核心，是提问。

新闻的目标从来不是给答案。新闻是追寻真相，无限接近真相，但从来无法到达真相。我在最近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曹操的自白书》里说，历史一经发生，就已经是不同的历史了。

所以新闻和历史非虚构的目标，都是提问。我们提供关于这些人物、现象与观点有关的一切事实与证据，甚至包括推测和传闻，从来无法提供答案。答案永远在读者自己的判断之中。

《曹操的自白书》并不是要告诉你，曹操的终极面目是什么，红脸还是白脸，忠臣还是奸臣，它所要提出的，仍然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历史，如何去寻找真相。

寻找真相才是终极涵义所在。我们很多人依然习惯用黑白分明、忠奸立辩的方式去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而无法以客观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过去。于是我们就永远困在正确和错误的二元对立之中，而无法进化，无法理解在历史的真实情境中所发生的一切，恰恰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原因。

我的主题是，我们如何看待昨天的曹操，是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自己。

葛剑雄老师在给我的序中提出了主观非虚构和客观非虚构的见解，我十分钦佩。他说，“历史事实属于科学，只有一个事实，而事实本身存在标准答案”。

在这样的定义面前，我只能承认我自己的写作的确属于“主观非虚构”。因为我试图用历史事实来讨论一个并不存在标准答案的问题。

如果我还能有所辩解的，那么就是我的专业所决定的：新闻人的责任从来都是提问，而不是提供标准答案。我们提出所有的疑问，列出所有的证据，提供所有的推测，但是我们没有答案。

在普利策奖的奖项设计中，除了非虚构写作奖（General Nonfiction）之外，还有历史写作和人物写作。我所十分钟爱的作品《奠基者》（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就是历史写作奖。

我们这些非历史专业出身的非虚构写作者比起历史学家而言，有着更大的风险。因为我们比起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而言，缺少历史的专业训练，缺少文献解读的能力，缺少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

我想，这就是我们新闻出身的历史非虚构写作者，与历史学者的非虚构历史写作的差别：他们想要寻找关于历史的答案，而我们想要提出关于历史的问题。

03

但是非虚构写作，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它的终极目标，还是如何讲一个好故事。

这是一个类似于新闻的专业。我们设置了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从中去收集证据和资料，构建其中的逻辑性，寻找人物行为的情境，重塑他们所处的环境，搜寻相互之间的关系，呈现时代与空间的复杂性，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将他们讲述出来。

历史的发生，与我们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中，采取了不同的行动而已。

之所以可以通过历史来观照今天，恰恰是因为人性与文化，有着巨大的延续性，我们通过看见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去思考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继承和改变了什么。

如果我们无法在历史的情景中去重构一个故事，我们也就无法去理解他们的人性，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的时代和环境。

没有故事，就没有历史。

和其他历史写作者可能不同的是，我更加在意的是非虚构。我想要写作的，是一个完整的曹操的故事，他所面临的时代，他与当时人物的关系，他所处的环境，他所采取的行动的原因，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的行为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他在当时以及后世中之所以成为他的理由。

历史真相是无从认定的。但因为非虚构，我们得以重构他的时代和他的生活，从中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看见国家，看见文化，看见我们从两千年前，如何演变成了今天的我们。

因为现实难以言说，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的线索中去寻找今天。我们做新闻的，终究难以逃脱自己的宿命，我们关心现实，我们关心事实，我们关心真实。

我们始终只有一个使命：关心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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