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模式转型的国际比较——以日本和韩国为例

摘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从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迫在眉睫。然而，由于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这种转型通常不会自动发生。因此，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至关重要。但是，对于如何利用科技创新政策去支持和推动这个转型过程，我们的认识还十分有限。文章基于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分析框架，采用跨国比较的方法，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韩国从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的历史过程，系统地讨论了科技创新政策在技术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机理，进而为推动我国从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的政策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认识和见解。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类似日本和韩国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创新模式。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种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创新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使我国的技术逐渐锁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范式上，进而造成了我们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与战略遏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日益严重。因此，从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势在必行。

然而，由于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这种转型通常不会自动发生。因此，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至关重要。大量的研究表明，虽然市场的无形之手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先行国家的技术创新，但是，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恰当的政策干预对技术进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科技创新政策对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尹志锋等强调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作用；雷丽芳等突出了科技举国体制的作用；崔新健和崔志新说明了协同创新的作用。但是，由于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型还没有大规模地展开，所以，现有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地讨论科技创新政策在技术创新模式转型中的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寻其他国家利用科技创新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模式转型的作用机理，以便为推动我国从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的政策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经验。在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推动下，20世纪日本的技术创新体系经历了一个从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的过程；与日本的经历类似，20世纪韩国的技术创新体系也经历了一个从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的过程。本文围绕日本和韩国在二战后的科技创新政策，系统地回顾他们技术创新模式转型的具体过程。

具体而言，在一个跨国比较的视角下，本文基于技术供给、市场需求以及二者连接的分析框架，综合考虑了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型问题。考虑技术供给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来推动技术的进步；考虑市场需求的目的在于通过拉动对自主创新产品的需求来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它们之间连接的重要性在于更好地促进技术的商业化。该框架已被广泛应用于技术创新的政策分析，并且，涵盖了创新政策通常考虑的主要方面。

二、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转型

本节根据技术供需的分析框架来回顾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型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型

（一）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减少和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日本政府采取“追赶”式的模仿创新政策，鼓励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建立自己的技术。

1.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日本提供了外汇、关税、配额等方面的贸易政策支持。1949年12月制定了《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通产省可以直接控制外汇交易以及原材料和资本设备的进口，这样日本将有限的外汇资源分配给重点发展的产业。日本政府对外汇的管制持续到1964年，对资金转移的控制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自由化政策施行时才结束。同时，为了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在关税和配额方面也向战略性产业进行倾斜。

2.为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模仿创新的措施。（1）日本政府1959年修订了本国的专利申请条款。通过修订专利保护的适用范围条款，把包括核能转变制造出来的物质和化学方法制造出来的物质不列入专利事项，这样就把饮料、化学产品、食物、药物等产品挪出了专利保护物品列表，为日本本土企业的模仿铺平了道路。（2）日本鼓励私营企业与政府联合进行研究活动来改进工业技术。通产省和大藏省通过担保企业信贷、减税、协调投资，并在危机时期分担风险来保护选定产业的相关企业。（3）为了促进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吸收，日本政府在1967年实施了试验研究经费的减免税制度，甚至提出了“1号机引进、2号机国产”的口号。（4）为了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日本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例如，海外派遣进修生、参加国际会议、邀请外国科学家、参加国际合作科研项目、交流文献信息等。（5）为了发展和培养技术人才，日本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例如，文部省在1957年和1961年均增招了理工类大学生，为吸收国外技术奠定了人才基础。（6）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日本投资于技术基础设施，逐渐摸索出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例如，准时制和全面质量管理。

3.在市场需求方面，日本保护国内市场并避免过度竞争。日本1950年制定了《外资法》，通过设置投资限制和许可要求，保护本土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的竞争。通产省还通过协调各企业的投资，控制国内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同时，日本通过大规模合并对产业进行重组以防止不必要的竞争，例如，富士钢铁和八和钢铁重组形成日本钢铁。

1950～1971年，日本引进了大约15000项技术，自1963年以来每年引进超过1000项技术。日本每年为技术许可支付的费用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万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27亿美元。这段时间，日本的很多产品和技术是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改进或探索出来的。例如，1955年引进的连续铸造技术，帮助日本在1965年研制出新型连续铸造技术。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产品都是以外国技术为原型进行改良并开始批量生产。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引进的晶体管技术帮助其建立了现代电子工业。

（二）向自主创新的转型

经过20世纪60年代快速的增长，日本科技水平快速进步，与欧美技术差距缩小。然而，7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无法依靠技术引进的创新模式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且，70年代的“尼克松汇率危机”和两次石油危机加速了日本向自主创新转型的进程。1971年的“尼克松汇率危机”和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元升值、降低了出口，日本决定从“重化工”转型到“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决心。因此，在内外部压力的驱使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措施推动向自主创新的转型，如表1所示。

表1 日本向自主创新转型采取的关键法律法规

1.日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大力支持。战后最初几年，日本的研发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0.3%～0.5%，此后随着经济发展逐渐上升，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70年代上升到2.0%，1980年为2.4%，1985年为3.2%。为了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早在1966年，日本就实施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开始强调自主技术的开发，并对研发投资实行补助金、税制、金融方面的奖励政策。随后，1968年日本开发银行实施了“国产技术振兴制度”来支持自主技术的发展。

2.政府重视基础研究，尤其是重大基础科研项目和企业基础研究。（1）对重大基础科研项目的支持。重要科研项目的规模一般比较大，而日本企业难以承担这类大型科研项目，因此，日本政府牵头多家企业承担了这类大型科研项目。为了促进先进尖端技术的研发，以自主创新为目标，日本政府于1966年制定了“大型工业技术开发制度”，推动对特定科学技术的突破，实现相关技术的自主创新，例如，提出了原子能、磁流体动力发电、超高性能电子计算机、乙烯制造新技术、高压直流输电等大型科研项目。70年代，通产省制定了“次世代产业基盘技术研究开发制度”，推动材料、生物、电子元器件等领域的技术开发。1966 ～ 1992年，日本政府共实施了31项大型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对提高日本的产业技术水平及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为了应对能源匮乏的危机，日本致力于寻找能够代替石油的新能源技术和节能技术。日本在70年代的多次科学技术会议上，要求政府在能源研发上进行大力投资。例如，1974年开始实施“阳光计划”,制定“新能源技术研发制度”，开发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等；1978年又实施“月光计划”，推动“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的实施，致力于开发节能技术。这种对能源研发重视的转变产生了一系列创新成果：汽车废气抑制技术、离子交换膜法食盐电解技术、无公害纸浆制法、低燃耗技术等。

（2）为促进基础研究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1980年日本正式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1986年发表《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大纲表明日本科技进步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1991年为优化科技行业的自主研发能力，特设独创性个人研究培养机制；1992年科技厅制定“科学技术特别研究员制度”；1993年通产省颁布“产业科技研究开发制度”；1995年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并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标志着日本科技政策进入重视基础研究和强调创新的新阶段，为政府追求“以科学技术创造为基础的国家”的目标奠定了法律基础。这一系列法律法规说明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已经成为历史，自主创新成为最适合的发展模式。同时，日本修订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不正当竞争法》《专利诉讼法》等，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来提高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3）日本不同政府部门对基础研究的重视。1980年，日本科技厅设立了“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该制度通过设立大型研究项目的方式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1981年，工业技术院制定了“下一代工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主张国家要充分利用企业的研究活力进行基础技术的开发；科技振兴学术机构也设立了基础研究项目，主要发展技术突破的基础研究领域；文部省实施了“科学技术研究费补助金”，主要用来支持基础研究项目。政府关键部门对基础研究投资的情况：1996年与1968年相比，文部省的科研补助金从38亿日元提高到50亿日元；通产省对重要技术研究开发的补助金，也从8亿日元上升到12亿日元，“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委托费”从7亿日元增加到30亿日元。这表明日本在向自主创新转型的过程中，各部门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

上述措施为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技术和知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日本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扩大了对日本产品的需求，日本健全的产学研体系连接了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为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提供了可能。日本为促进产学研进行了多种努力。

日本集合各省厅研究机构的力量开展多部门合作，共同推动了产学官体系的形成。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产学官体系基本只强调大学在科技研发中的作用，但是80年代后开始突出企业的研发活动。从1981年以来，科技厅和通产省就确立了产、官、学三位一体的以人为中心的流动科研体制，1983年文部省建立了大学与民间企业共同研究制度。随后，科技厅于1986年、1988年、1990年连续制定了前沿研究制度、省际基本研究制度和地域流动研究制度。90年代以后，日本相继制定了《国立大学法人法》《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TLO法）》《知识产权基本法》《研究交流促进法》《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委托研究制度、委托培训制度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完善了企业、政府以及大学的合作体制，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应用。日本产学研的主要形式有：一是开展共同的研究，企业负担直接研究经费，高校与企业以对等的立场基于契约关系进行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由高校和企业共同拥有；二是企业对研究机构进行社会资助，鼓励企业以研究和教育为目的的捐赠；三是派遣委托研究员，给企业的在职人员提供到大学研究的机会。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发展，日本的产学研模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世界公认的成功模式。

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转型引发了一些产业的转型，为多个细分产业带来竞争优势，包括半导体材料、精密机床、工业机器人、精密仪器和光学产业等。日本汽车产业自主研发的低公害发动机，使日本汽车达到了美国197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的排放标准，而且解决了燃料上涨、动力性能下降、成本上升等问题，进而实现了全球竞争力。日本半导体产业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联合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1976年实施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计划”最具代表性，通产省协调富士通、日立、东芝等5家计算机生产企业共同致力于微电子技术的开发，该项目最终获得1000多项专利，发表了460多篇相关论文，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这个时期半导体技术的飞跃式进步，推动了日本电子技术的创新应用，如家庭用录像机、汽车零件电子化、电子表、电子计算机、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等。

三、韩国的技术创新模式转型

本节从技术供给、市场需求以及二者的连接来分析韩国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型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韩国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型

（一）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创新

朝鲜战争后，韩国科学技术基础比较薄弱。为了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经济，韩国政府实施了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创新模式。一方面，通过实施《技术引进促进法》，韩国政府鼓励企业直接引进成熟技术、科研部门引进专利技术进行创新研究。例如，为了促进技术转移，韩国政府实施技术进口免税或减税的政策；另一方面，韩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本国薄弱的科学技术和对国外技术的吸收能力。例如，设立了科技部、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以及韩国科学技术院，发布《科学技术促进法》，建立科技和教育系统，增加本国的科技吸收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面临国内工资水平迅速提高、全球竞争加剧和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稳定等挑战。为应对这些变化，韩国政府改变重点产业方向，转向重化工产业发展。政府通过经济手段鼓励技术引进，通过交钥匙工程或机械设备进口从发达国家获得与钢铁、造船、通用机械、石化、有色金属和电子相关的技术。具体措施有：资产免税和社会折旧率和对研发活动的免税或减税。70年代末，韩国政府逐步放开技术和资本投资，实行外资引进政策。

在科学技术的需求方面，针对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韩国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鼓励企业出口，20世纪6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70年代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二是韩国政府有意识地创建并培养大型企业——财阀，这些财阀有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成熟的技术，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正是由于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1967～1986年韩国资本货物形式的技术转移额占同期全部技术转移总额的90%以上，远超过技术许可和FDI方式。

（二）向自主创新的转型

韩国经济在20世纪60～70年代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80年代初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和宏观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加剧和出口下滑。到 80年代中后期，韩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同时，发达国家也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以加强了本国的技术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对高附加值技术出口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在这种背景下，依靠引进先进技术来支撑韩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维系。此时，韩国开始意识到自主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凸显了通过引进国外技术驱动经济发展的不足，韩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自主创新来维持经济增长。在这些内外部压力的作用下，韩国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对该国的科技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加强了科技创新体系，进而向自主创新转型，如表2所示。根据技术供需视角，具体措施有：

表2 与自主创新相关的关键法律法规和机构

1.重视研发投入和基础研究。为促进自主创新，韩国1981年修订了《技术开发促进法》，1989年出台了《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同时成立基础科学研究所，为培养韩国的基础研究能力奠定了基础。1994年韩国颁布了《基础科学研究振兴综合计划》，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分工做了进一步说明。1997年为了进一步向自主创新转型，韩国颁布了《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2000年左右，韩国先后实施了一些免税政策来促进技术创新，例如，专利权利转让的所得收入最高可50%免税、试验研究样品免税、研究机构的房产免税、研究试验设备投资的税收扣除等。2001年7月，韩国整合了过去颁布的《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和《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制定并实施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为促进韩国的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2.针对战略性产业的大规模研发。韩国并没有试图将其在各个领域的能力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反，它通过集中并引导有限的研发资源来保持某些战略领域的竞争力。1992年韩国政府实施HAN（highly advanced nation）计划，针对信息通信技术、半导体、电子零部件、医疗设备、汽车等战略行业进行大规模研发投资。这些战略产业的技术创新为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尤为重要，20世纪90年代韩国促进该行业发展的措施有：建立信息和通信部（1995年）、提出韩国信息基础设施倡议（1995年）、建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基金（1996年）、实施信息化促进法案（1996年）以及建立信息化促进委员会（1996年）等。这些措施推动韩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使得韩国在2000年后在半导体、电子产品、手机、显示器等高新技术产品上具备了技术优势和产品竞争力。

3.大企业成为韩国技术创新的主体。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企业逐渐成为韩国技术创新的主体。韩国规定大企业必须设立研发机构，中小企业联合设立研发机构。在韩国政府的有意培养和政策激励下，企业技术开发中心、企业研究所、产业技术研究协会、产业研发中心等研发机构，开始迅速发展并成为韩国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企业的科技水平也越来越强，大企业逐步成为韩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主体。韩国科技资源对大企业的倾斜，极大地促进了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其已经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技术领导者，熊彼特式的创新已逐渐成为韩国的主导性创新模式。

4.韩国采用鼓励企业自办研究所和产学研模式来推进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和商业化应用。产学研模式鼓励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进行研发，促进知识生产和迅速商业化。1986年韩国专门设立产学合同委员会，开始支援各类产学研活动。大学科技园区和产学研共同研究体是韩国产学研的主要形式。政府出台政策推动大学与科技园区密切合作，使企业能够利用大学的研究力量、信息、技术和设备，促进大学研究成果向企业转化。例如，浦项工大的产业科学研究所、大德科技园区等技术研究院。企业与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共同研发也是韩国产学研的主要模式。例如，首尔大学与三星合作研发了封装膜和透明导电膜材料，三星与其他研究机构合作研发了OLED显示器的核心技术。

5.虽然国内市场对技术的需求规模有限，但是韩国利用了日美冲突和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市场需求。20世纪80年代韩国利用了美国与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冲突，抓住了美国从日本转移出来的市场，推动本国半导体和电子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对韩国相关产业技术创新的需求。90年代，韩国大力发展电子、半导体、汽车、生物技术、钢铁等行业，准确把握了全球市场对这些行业的需求，使韩国经济迅速崛起。90年代贸易自由化也刺激了对韩国技术的需求。

上述促进自主创新的措施中，第1～3提供了技术创新的知识，第4给出了技术供给与需求连接方面的促进措施，第5提供了促进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

四、日韩技术创新模式转型的对比

本文比较了日韩两国在转型前的技术创新模式、转型的原因以及转型的具体措施等方面的差异（见表3）。在转型前，日韩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日本的发生时间早于韩国。日本主要采用一系列积极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策略，而韩国主要通过整套设备投入和技术购买来提升技术水平，较少采取像日本那样的全面学习和消化技术的措施。在引进国外技术之后，两国都在内部扰动和外部冲击的压力下，逐步向自主创新转型。尽管二者面临类似的内部扰动因素，但它们的转型时间和面临的外部冲击是不同的。转型前，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和“尼克松汇率危机”，而韩国则在1997年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

表3 日本与韩国创新模式转型的比较

促进转型的措施可分为三方面。一是在技术供给方面，两国都通过法规鼓励研发投入，尤其注重企业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项目，但方式不同：韩国侧重财阀大企业，日本则鼓励企业间合作与开发。二是在市场需求方面，两国都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市场机遇。然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利用了美日半导体领域的冲突，抓住了美国从日本转移出来的市场。同时，韩国在90年代押对了全球化发展的技术赛道。三是在供需连接方面，两国都高度重视产学研系统的搭建。但日本起步较早，有着长期的合作文化和强企业参与意识。相比之下，韩国起步晚，与日本仍存在一定差距。

作者：李玉花1、简泽2

1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 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粤商发展研究院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复旦经济学中国化中心，原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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