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给史家留史料：胡适与沈宗瀚的自述

文 | 杨海亮，作者投稿

胡适经常劝人写自传，主要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胡适说：“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胡适英文口述自传》

被胡适劝说写传的人当中，有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等。他们中不少人把胡适的话当作耳边风，“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但也有人直接或间接听了胡适劝告，或早或晚写了自传，如杨步伟、毛彦文等。对此，张立华先生在汇校评注胡适手稿《四十自述》时，有过比较全面的梳理。可以说，胡适在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方面，用心良苦，贡献颇多。胡适一生对传记文学确实抱有极大的热忱，他对沈宗瀚自传的关心，即是一例。

《胡适〈四十自述〉手稿汇校评注》（全三册）

沈宗瀚(1895-1980)，字海槎，号克难居士，浙江余姚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乔治亚大学农学院，后转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并取得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历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34年起，历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副所长、所长等职。1949年去台，坚持农业建设工作，并勤于著述。沈宗瀚毕生从事农学，撰有《中国农业资源》《中华农业史论集》《中国各省小麦之适应区域》等著作，在国际农业学术界享有一定声望。1990年12月17日，在北京“沈宗瀚先生农业学术研讨会”上，时任中国农学会会长卢良恕教授称：“沈宗瀚先生一生为科技兴农辛勤努力，成绩卓著，对海峡两岸有深远的影响。”

沈宗瀚与家人

沈宗瀚虽然学业有成，享誉国际，但其求学经历却异常坎坷（）。1937年夏，沈宗瀚根据自己的日记等资料写了《克难苦学记》，即1927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以前的经历。由于战乱等原因，自述完成后，并没有立即出版。直到1954年9月，该传才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该传出版后，沈宗瀚寄了一本给人在美国的胡适，表示“深感记载忠实而文艺拙陋，先生提倡传记文，谨此教正”。沈宗瀚曾就读康奈尔大学，与胡适算是校友，但彼此交往甚少。所谓“教正”，只是一份希望。类似的“教正”，于胡适而言，如同家常便饭。在邹新明先生编著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来往书信》里，赠书胡适，并请胡适批评、推荐或作序的，不胜枚举。胡适是个忙人，面对大多数追随者、仰慕者的请求，他没时间“加以训诲教导”，更无暇“代为宣传介绍”。不过，沈宗瀚在这“大多数”之外。

胡适致沈宗瀚信

1954年9月25日，胡适收到沈宗瀚的自述，因“下午没有客来”，便“一口气读完了”。读完之后，胡适满腔热情地回信，称该传“写的很好，很动人”，“是近几十年中最有价值的一本自传”，“读了非常感动”。这话初看似有溢美之嫌，但从信中后文可知，胡适所言不是敷衍之辞、违心之语。再说，胡适对那些权贵尚且不趋不附，对一个主动请求自己“教正”的人更无必要讨好。那么，胡适的“热忱”何处可见呢？不妨摘录几段胡适信中的话：

你的自传给了我许多很有趣味的事实。例如你写你母亲的结婚，说到“吾乡俗尚，女子生月日均守秘密”一段，这是中国很特殊的俗尚，别处似乎很少见。我们家乡（安徽，徽州）的风俗，在订婚之前，必须先“开八字”，必须开明女子的生年月日时，才可以请算命先生“对八字”——即是将女的“八字”与男的“八字”推算是否可以配合。贵乡的俗尚，女子已到夫家，已行礼了，而她的生年月日，夫家还不知道。这是很罕见的风俗，若非你有这详细记载，我竟不知道中国有此风俗。

我举此一例，以表示大作有许多特殊贡献。你说你入学读的第一部书是《诗品》，这也是很特别的。这大概是因为浙江的“文学”风气特别发达，所以村塾也会用这样很抽象，很难懂的“文艺批评”来作“破蒙”的第一本书！这种教育史料，是很难得的。

不知蒋孟邻兄在私塾时第一本书是什么？钱天鹤兄读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你引的《诗品》两句，似有小误。“飞”字似是“腓”字？此二句似不是“首二句”？客中无《诗品》可查，乞恕。

信中，胡适提了两个例子，一个关于当地女子的生辰八字，一个关于当地私塾的启蒙读物。此外，对传中关于《诗品》的引用存疑。

1954年10月7日，沈宗瀚致信胡适，对胡适提起的两个例子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并告知胡适“大雄外飞”是印错了，“应如尊教”，改为“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大概是受了胡适鼓舞，沈宗瀚“得寸进尺”：“恭请先生于此书再版时，赐写一篇序言，并斧正为祷。”一个月后，《克难苦学记》即将再版，沈宗瀚又致信胡适，请求赐序，“如蒙赐教应予修改之处，更为感祷”。胡适满足了沈宗瀚的请求，为该传作了长达六千字的序言。

序中，胡适开篇明义：“沈宗瀚先生的‘克难苦学记’是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许多自传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鼓励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传。”此处，胡适连用三个“最”字对该传作了褒扬。这种“极端”的评价，在胡适笔下是不多见的。接着，胡适指出:“这本自传的最大长处是肯说老实话。”在胡适的传记观里，“说老实话是不容易的事，叙述自己的家庭，父母，兄弟，亲戚，说老实话是更不容易的事”。沈宗瀚的“老实话”，在该传中确有明显的体现。换句话说，他在写作过程中，基本上摒弃了传统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传中，父亲的外严内慈，兄长的冷嘲热讽，业师的寻欢作乐等，沈宗瀚都直言不讳，信笔所至。对于自己的“不良”言行，沈宗瀚也是毫无遮掩。如，他写年轻时候的自己：“自此戒绝手淫，视必正，言必信，做缄默沉着工夫。深感言行端正，尚可勉强做到。至于思想端正，则甚觉不易，益以为梦中境界即为思想之表示，故偶梦及不正之事，即以思想不正自戒，忏悔之余，常以指甲刻肉自罚。斯时身体发育成人，深感以不动淫念为最困难，故视妇女为魔鬼，偶遇遗精，即责思想之不纯，痛自责罚，有时几至出血流泪。”平心而论，这样的文字，是多数人羞于也怯于表达的。正是因为“说老实话”，传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读来十分亲切。随后，胡适对该传的中心题材进行了剖析，指出“沈宗瀚先生的自传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肯用最老实的文字描写一个可以‘逼死英雄汉’,可以磨折青年人志气的家庭制度”。胡适认为，沈宗瀚的父母都是好人，都很爱子。但他们同时信奉“传宗接代”，信奉“父债子还”，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之中，几乎造成了一个好儿子‘为钱逼死’的大悲剧”。胡适表示：“这是这本自传在社会史料同社会学史料上的大贡献，也就是这本自传在传记文学上的大成功。”

序言的第二部分，胡适指出了沈宗瀚“克难苦学”的“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钱求学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冲破世俗的困难。当时，沈宗瀚应该成家立业，菽水承欢，他却“抛弃那人人认为当然的挣钱养家的儿子天职”，自然被认为“大逆不道”。胡适自己从一个乡下小子成为一个社会精英，其实也是一个“克难苦学”的过程。甚至可以说，两人的求学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于沈宗瀚历经的辛苦，胡适感同身受，完全理解——克服精神上的“难”比克服物质上的“难”更难。沈宗瀚“克难”的目的是求学——学习农业科学，“为多做有益于人之事，且为最无告最大多数之农民服务”。而沈宗瀚最终学农有成，胡适认为，“他的最大本钱并不是他东借西挪的学费，乃是他幼年在农田里动手动脚下田施粪的活经验与好习惯”。同时，胡适指出：“这种‘手脑并用’的实地苦干，是沈先生做学问有大成就的秘诀，是他在金陵大学任教时能造就许多优良的农业人才的秘诀，是他后来担任农业实验所所长时能为国家奠定农业科学化及农业推广制度的秘诀。”至于这个秘诀的来源，胡适认为是沈宗瀚生长农村，自幼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施粪、收获、晒谷、养蚕、养鸡等。相形之下，少年胡适就缺少这样的活经验与好习惯。否则，他在康奈尔大学大概不会弃农从文了。

序言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胡适对沈宗瀚的自述作了高度概括：“总而言之，这本自传的最大贡献在于肯说老实话。平平实实的老实话，写一个人，写一个农村家庭，写一个农村社会，写几个学堂，就都成了社会史料，社会学史料，经济史料，教育史料。”末了，胡适表示：“我很郑重的介绍这本自传给全国的青年朋友。”

序言写好后，胡适托王雪艇之子王纪五誊抄了副本，并写信告诉沈宗瀚：“寄上的是原稿。副本我想交《自由中国》发表，改题作《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不知老兄可以同意否（如老兄不愿如此发表，或须改动，请向雷儆寰先生接洽）？”1955年1月，胡适的序言以《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克难苦学记〉序》为题发表在《自由中国》第12卷第1期。该传出版二版时，沈宗瀚在“附言”中向胡适致谢，“承他在百忙之中写了六千字的长序，费去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神，感愧之余，更敬佩他倡导传记文字的热忱”。

胡适能够“赐序”，沈宗瀚已是心满意足；胡适还代为推介，沈宗瀚更是感激不尽。让沈宗瀚“感愧”还有，胡适对“应予修改之处”也没有视而不见。不但没有视而不见，反而郑重其事。在阅读沈传的过程中，胡适随手记录了书中的“错误及可以斟酌之点”，前后有十余处：

P.1，第一行“光绪廿一年十月廿九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五日）”此必有误。“十月廿九日”应等于“十二月十五日”。

P.4，九行“制币十六千”，P.5，六行“八十千制币”，应一律作“制钱”。

P.6，十四行“遂分爨”，P.9，十三行“及吾兄弟间析箸”这种字眼，今日少年读者已不能懂了。“析箸”尤不易懂。

P.6，十二行“光绪乙亥春”乙亥是光绪元年（1805），此当作“光绪丁亥（十三年，1889）”。

P.8，末行“吾兄弟间彼此相差年龄不过三、四岁”。但下文P.13，第二行“六弟学年，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9）”他比五弟（生于廿四年1898）小九岁。有误否？又P.9，民国九年（1920），“为五弟六弟成婚”，此时六弟止有十四岁？

P.9，“九年春……父曰，我今年已六十四”，P.65，【九年】“吾父今年已六十五”二者必有一处应改正。

P.19，八行“可免学膳费”似当作“宿膳费”？“学费”似仍未免？

P.34，十行“年梢”当改“年终”。

P.49，二、三行“罄竹难书”，此等“陈套语”与上两例同。三行，“幸五年来之日记尚存”，当作“幸此五年之日记”。

P.58，三行“彼苍”二见，既信God，即不应沿用此种旧“套语”。“彼苍者天”不是God。

P.65，十一至十二行，三用“苍天”。

P.65，八行“我今年暑假回去”，“今年”当作“去年”。

P.65，九至十行，“然今想起来”，“然今”似当作“如今”。

P.78，Candler P.79，作candle?

P.84，五行“一月梢”当作“一月杪”，或“一月底”。

据付祥喜先生分析，胡适指出的错误和可商榷之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换算；第二类是前后表述不一致；第三类是“陈套语”改为通用的白话。其中，第三类又可细分，一是去“陈套语”，即去掉文言中约定俗成而今人难懂的旧说，一是采通用白话。胡适为该传作了长序，已是不易，还兼“校对”，实属难得！显然，这“热忱”二字，胡适是完全对得住、受得起的。

胡适指出的“错误及可以斟酌之点”，在二版时，沈宗瀚基本上作了修正。心怀感愧的沈宗瀚在二版附言中特意提上一笔：“特别是胡适之先生对于我的生辰西方日期，来信说应该是十二月十五日，要我加以改正。这西历日期，前版记为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五日，是民国十九年托人查的，现查陈垣先生编的中西回史日历，果应改为十二月十五日，特为附记于此。”此外，后面的版本中，“吾父今年已六十五”改为了“我父亲今年已六十四岁”；“遂分爨”改为了“遂决定分家”；“及吾兄弟间析箸”改为了“然后再为吾兄弟分家”，等等。

沈宗瀚的自述出版后，很受欢迎，一版再版。1961年夏，胡适向沈宗瀚索取第四版数册分赠好友，并应沈宗瀚之请题写了书名。沈宗瀚原拟印换，后因印刷方面羁延，“还未实现，而先生已逝”。1962年10月，第五版出版时，沈宗瀚念念不忘胡适之恩，除了换印胡适所题封面，还增列了胡适的序言手稿图片，“以纪念他倡导传纪文学及鼓励后进之热忱”。

末了，再说一段插曲：在沈宗瀚的《克难苦学记》中，有一节为《五四时代之感慨》。顾名思义，说的是传主五四时期的见闻、感悟。书中写道：“余在北京教学年馀，时听名人演讲，获益良多，尤以杜威(John Dewey)在教育部演讲，胡适先生译述，得益匪浅，殊可纪念。盖余于宗教精神之外，复得杜威科学哲学方法，研究事理，与处世为人之道，修养更进一层矣。”这段话，应该不是沈宗瀚为胡适特意而写，因为沈宗瀚早年的日记，即有相关记录。如，1919年12月7日，“杜威谓科学研究真理的方法，不外根据事实，以实验求得其真理。事前有一计划，预防种种失败，故遭遇失败时毫不灰心。更以毅力详推失败之理由，俾得发明理由”。又如，1919年12月14日，“杜威谓教授科学，当由日常日用之物着手，年进一年，以成专门学者。最后之研究，亦宜以实用目的”。再如，1920年2月15日，“杜威讲道德教育，有云:‘教育当训练之谦虚，无成见，负责任，事前再三筹思，预知事之难处，决断行时，务宜坚持到底，百折不挠，成败祸福一由自任。’”。杜威于1919年4月访问中国，1921年8月离开中国，前后两年多时间。杜威到达中国后，胡适及其他人陪同其到北京、天津、济南等地讲学。其间，胡适在多篇文章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可以说，杜威的思想能够被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甚至是普通的阶层理解，胡适的翻译和推介起了较大作用。

沈宗瀚的《克难苦学记》问世后，广受关注，有读者询问“以后究竟如何”，勉励其继续写下去。沈宗瀚比较犹豫，“起初因为这十八年工作（1948年—1956年，引者）还不如以前苦学的有成果，工作又多系农业学术研究，不易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同时，“记得胡适之先生的名言：‘一切自传最特殊的部分必定是幼年与少年时代。写到入世做事成名的时期，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不‘含蓄’‘委婉’了”。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沈宗瀚没有轻试续写。1955年夏，受了几位朋友的劝勉，沈宗瀚终于鼓起勇气，依据自己的日记、书信和著作等资料，开始写作自传的第二部分《中年自述》。

《中年自述》完成后，沈宗瀚照例将稿子寄去美国，请胡适指教。胡适对《中年自述》也“感觉很大兴趣”。由于胡适的右手腕在两个月前受了伤，此时写字还不方便，“所以我只写一篇短序”。胡适所说的“短序”，其实也是一个长序，有五千字，比为《克难苦学记》所作的序短了一点而已。

序中，胡适提出这本自传虽然是沈宗瀚入世做事的时期，有的地方不免“难于取舍”、“苦于措词”，但“还是很有价值的，还是有历史价值的”。胡适的解释是：“因为他的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正当中华民国十六年到三十四年，正当公历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这十八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值得一切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们各各留下一点记录的。”胡适所言不虚。同样是这一时期的经历者、见证人，沈宗瀚的农学师友弟子，如钱天鹤、谢家声、邹秉文，以及他们的弟子蒋彦士、马保之等，他们为中国农学史留下的记录就少之又少。胡适还指出：“那十年（1926年—1937年，引者）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最危险的状态之下埋头苦干，努力建设的十年。不但农学工作者应该学学沈先生不太谦虚的好榜样，写出他们的工作记录。那十年之中，在一切方面埋头苦干的许多许多工作者，也都应该学学沈先生，不要太谦虚，都应该写出他们的自传。”胡适以蒋梦麟为例表达自己的遗憾，“他若肯用‘不太谦虚’的态度来写他七十年的自述，那部自传一定可以给我们增添许许多多有趣味的史料”。

谈到《中年自述》的第二部分，即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八年苦战时期，胡适感慨：“这八年当然是最值得回忆，最值得详细描写的一个悲壮时代。最可惜的是——也许是因为那八年的生活太艰苦了，也许是因为‘苦尽甘来’的时间太短了——那个时代的传记资料实在太少，自传的资料也实在太少（至少我看见的已发表的史料与传记资料实在太少）。”所以，对于沈宗瀚，对于这本《中年自述》，胡适很感谢，“感谢他在这九章（第三章至第十一章，引者）里给这个悲壮的八年留下了一些很可记念的史料”。胡适对传记的热忱，不能不说是由内向外的，自始至终的。

最后，胡适在序中分享了沈传中自己感觉兴趣的三件事实，并作小结：“抗战的八年应该有许多值得回忆，值得详细写出的事实。沈先生给我们做了前导，教我们不要太谦虚，教我们各人放大胆子，各自写出那八年里我们认为值得回想的一些实事。这也就是我当年提倡写‘自述’‘自传’的一点用意了。”

胡适的这篇序言完稿于1956年8月29日晨，具体的时间是“四时”。对此，1962年10月，沈宗瀚在《中年自述》的“再版附言”中表示：“先生手痛写字不便，原想写短序，而竟写了五千馀字长序且写到次晨四时，使我深受感动，悔不该如此烦劳先生。”同《克难苦学记》一样，胡适为《中年自述》也题写了封面。

继《克难苦学记》与《中年自述》之后，沈宗瀚又写了自己五十一岁至八十岁的经历，即《晚年自述》。此时，胡适已经去世数年。1975年3月29日，沈宗瀚在《晚年自述》自序中写道：“‘克难苦学记’及‘中年自述’出版时，均蒙胡适之先生赐题封面，适之先生毕生提倡传记文字，我得他的鼓励很多。此书付梓时，他已逝世多年，本书封面特再集他生前的手迹，以示仰慕与纪念之意。”胡适逝世后，沈宗瀚悲痛之余，撰写了《悼念适之先生》（1962年5月《自由谈》第十三卷五期）以示感激。毕竟，自己能够得到胡适两篇长序且由胡适两次题写书名，实在是极其幸运的。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

有学者说，“胡适是中国现代传记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倡导者和写作者之一，在传统传记现代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评价，也许存在争议。但胡适提出并促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概念的普及与传播，对后来传记文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胡适对沈宗瀚自传的“热忱”，无疑为中国现代传记史增添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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