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20世纪以来戏剧舞台上的武则天：形象再造与文化阐释

20世纪以来戏剧舞台上的武则天

形象再造与文化阐释

黄文记 杨佳璐 谢济雪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武则天出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年仅14岁时被召入宫。她凭借坚韧的意志、果敢的性格及卓越的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2017年7月12日,武则天荣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称号,其精神特质被概括为“巾帼图治、敢为人先”。作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杰出女性代表,武则天为巴蜀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撰楹联描述:“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剑阁,光被利州。”然而,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武则天的形象多被负面刻画。进入20世纪,随着政治、文化、社会的剧烈变革,武则天形象逐渐迎来颠覆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戏剧作为重要艺术载体,对武则天形象的重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和分析20世纪以来戏剧中武则天形象的演变,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关于武则天文化的研究与理解。

一、关于武则天形象的相关研究

武则天相关研究

武则天的皇帝与女性双重身份长久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学术界对武则天的研究亦呈现出几轮显著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们用唯物史观重新评价其历史地位,给予正面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武则天的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不仅研究视野得以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也显著提高。自1985年起,武则天研究会连续举办了12届学术研讨会,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成果的大量涌现。总体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武则天的身世背景、后宫生活、政治统治、经济政策、宗教文化观以及功过评价等方面。但跨学科研究较少,这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方向,也为全面理解武则天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武则天的原型形象

近代以前,史学和文学多对武则天持负面评价,视其为残暴统治者。唐代以来,古典文学和民间历史多从道德视角批判她,将其视为权谋与暴政的象征。尽管有史家如李商隐、崔融认可其治国才华,但多数文献如《为徐敬业讨武瞾檄》《旧唐书》及《通鉴纲目》等,均对其统治持强烈批评态度,将她视为“攘窃神器”的代表。宋明以来,理学大为盛行,多数史家也把武氏当政视为祸乱。清初王夫之,对时事愤世嫉俗,将亡国之恨迁怒于历史上的罪人,他对武则天的批判开了一代风气,他在清初撰成的《续通鉴论》以武氏为“伪周”,附于中宗之下,骂她是“嗜杀之淫妪”,有“滔天之罪”。而且认为“武氏之恶,浮于韦氏多矣!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万世闻其腥,而无不思按剑以起。”

在传统社会中,戏剧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是大众娱乐的重要形式,又承载着独特的高台教化功能,对民众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之前,关于武则天的戏剧作品层出不穷,如关汉卿、于伯渊和姚守中等人的作品,普遍将武则天描绘为“中淫外酷”的残酷统治者。然而,自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变迁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武则天在史籍、小说、戏曲及影视作品中的形象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尽管这一转变引人注目,但关于武则天在戏剧中形象转变的专题研究仍较为稀少,仅有少数学者如韩林、盛晓玲等在其论文中探讨了戏剧中武则天形象的演变。然而,这一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通过系统研究戏剧中的武则天,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历史人物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形象重塑与演变。

二、民国戏剧中武则天形象之变迁

抗争与权力追求

五四运动后,抗日救亡和民族日救亡和民族解放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戏剧界提出了“国防戏剧”的口号,号召各界、各派爱国作家创作抗日救国的作品。在此期间,出现了历史剧创作的热潮,郭沫若、阳翰笙、夏衍、欧阳予倩和宋之的等作家“立足于现实政治生活,选取与今人气质相通的历史人物,与今事相通的历史上的政治事件,作为创作题材”。宋之的的话剧《武则天》创作于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给武则天的形象注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使这一原型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

《武则天》作为第一部翻案之作,集中展现了武则天在传统男性中心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个女性的反抗及挣扎”。在探讨《武则天》的创作动机时,宋之的指出:“主要是想写屈服于男性中心社会的女性的反抗和男性对女性的迫害”,“便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也就是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下,一个女性的反抗和挣扎”。剧作对武则天种种反抗行为进行深入刻画,武则天的叛逆精神得到充分张扬。在剧中,女性深受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束缚,如唐太宗李世民死后仍禁锢着女性自由,一些从未生育过的后宫妇女被驱赶到尼姑庵,导致她们失去所有希望,过着比死亡更糟糕的生活。话剧中的武则天谴责封建正统秩序对妇女命运的不公正对待,她还为京都尼姑庵女尼姑的不当行为辩护。宋之的认为,武则天因个人经历恨天下男性,她夺权意在向父权社会复仇。她凭机智权谋称帝,颠覆男性政治,推行老子学说削弱孔子影响,立法保障女性社会地位,为女性发展开辟空间。

宋之的的《武则天》是在五四反封建礼教、提倡人的解放的大背景下创作的。五四时期强调从文化角度倡导妇女解放,武则天成为反封建、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他从妇女解放和反抗压迫的角度为武则天翻了案,将其刻画为深受封建礼教压迫敢于反抗的“个人主义女英雄”,这是五四妇女解放主题的延续。该剧由导演沈西苓搬上舞台后,“立刻轰动上海,女性观众尤为踊跃,连续上演两个月不衰”。剧作借武则天反抗复仇反映了对压迫与独裁的愤怒,符合近代女性自由精神,具有时代特色。宋之的虽为武则天翻案,仍视其为“窃位者”,认为其手段残忍,缺乏深刻政治思想,未能突破封建势力。

有政治功绩的女英雄

田汉深受西方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对封建礼教压迫妇女有深刻认识。1947年,他响应“反封建家庭”文学潮流,创作京剧《武则天》。此剧将武则天描绘为受封建礼教压迫但敢于反抗的个人主义女英雄,着重批判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与家庭制度,视其为女性自由的桎梏和人性扭曲的根源。田汉通过武则天的独白剖析其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揭示这些残忍特征非其天生,而是封建制度压迫下女性生存斗争的扭曲。剧作揭示出环境因素对武则天的逼迫,突出了她在对至亲骨肉进行杀戮时的矛盾心理和内心痛苦,目的在于揭示封建皇权制度和婚姻制度的罪恶。田汉的这一塑造,不仅揭示了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摧残,也深刻反映了女性在封建制度下所遭受的苦难和无奈。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战争的需求,妇女解放的议题逐渐超越了性别范畴,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核心议题。在解放区,妇女参与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务得到法律认可,这促使她们开始勇敢地走出家庭,投身到社会舞台中。戏剧作品通过精心编排的情节,特别是武则天和上官仪在废后事件中的论争,明确地否定了将武则天与妲己等祸国殃民的女性相提并论的观点。同时,通过展现武则天的政治成就和治国才能,戏剧有效地反驳了“女人祸国”的陈旧观念。这种展现方式不仅体现了妇女在社会中日益增强的地位和影响力,还从群众的角度出发,肯定了武则天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能力和贡献。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戏剧中武则天形象的颠覆

塑造为正面而世俗的政治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时代与政治需要,作家们纷纷走进历史,产生了一批和武则天相关的新编历史剧,进一步颠覆了武则天的原型形象。越剧《则天皇帝》是吴琛、王文娟、孟云迪共同创作的。全剧共分8场,全剧的内容是根据武则天一生的重大活动来构建的。从武则天成为高宗的昭仪到她还权于李氏家族,持续了50多年。按照时间顺序,它突出了武则天出家感业寺、反抗王皇后、处置上官仪、废唐中宗、打败徐敬业和最后立庐陵王为太子等重大历史事件。

1959年6月9日,上海越剧第二剧团在上海艺术剧院首演,引起热烈讨论。随后,它连续进行演出,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同年10月1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北京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观剧座谈会。吴晗、尚钺、翦伯赞和吕振羽等历史学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武则天的翻案给予了高度肯定。《戏剧报》以《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为题,刊载了吕振羽、翦伯赞、吴晗和尚钺等人的发言,在戏剧界与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翦伯赞对这部剧作给予高度评价:“在这出戏中,我高兴地看到一个长期被歪曲了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中国史上唯一无二的女皇武则天,以被肯定的正面人物形象出现于舞台。”尚钺认为,历史上有许多杰出人物,由于他们的先进思想和措施与保守势力相矛盾,长期受到诋毁,应被推翻,“《则天皇帝》这个剧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因此,我希望,戏剧界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就武则天的问题来打一个漂亮胜仗”。

剧作颂扬武则天的倾向性是明显的,为达到赞美她的目的,有意识地回避了她的一些极端残忍的政治手段。从头至尾,所表现的是武则天的政治梦想、政治斗争、政治举措与政治业绩。同时,也没有忽视她作为女人、妻子或母亲的身份。如在废唐中宗李哲时的对白充分表现了武则天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人性,对亲生儿子,她无法掩盖其慈爱的母性。这部剧作中,武则天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和真实,这也是它引起观者共鸣的心理基础。

人民为本的卓越领袖

郭沫若的话剧《武则天》对历史上武则天的形象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重塑。该剧围绕她平定叛乱的历史事件,展现了她敏锐的思维、斗争的勇气和改革的魄力与亲民的品质。她不仅关心百姓,善于用人,更虚心纳谏,生活简朴,待人宽容。此剧成功地将武则天塑造成一位为国家富强不懈努力的杰出政治家,彻底改变了她以往阴险狠毒的负面形象。此剧在学术界和艺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为后世评价武则天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作为党的文艺战线的带头人,将戏剧的主题设定为歌颂武则天的人民本位精神,并将剧中的矛盾设定为武则天与帝王本位精神的代表人物裴炎之间的冲突。郭沫若说:“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剧本着重描绘了她为民谋福、服务百姓的开明形象,将她与上官仪、裴炎的冲突上升为开明与守旧、护国与叛乱、民本与贵族特权的较量。这一转变使得武则天的形象被赋予了高度的政治色彩,彻底打破了历史的刻板印象。在这部作品中,她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胸怀壮志,心系百姓,甚至在道德层面也几近典范。

由于与主流学术的认识不一致,该剧作也受到翦伯赞、李伯钊等人的批评。对于不同意见,郭沫若回应道:“要说她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她是出身寒微的一位女性,这就足以使她能够比较体念民间的疾苦,同情人民。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和肯定她。有唐一代对于她的评价尽管有人也有些微辞,但基本上是肯定她的业绩的。”由于时代需求和郭沫若的影响力,这部话剧被广泛改编为京剧、豫剧、川剧、越剧和淮剧等多个剧种,其演出活动迅速风靡全国,使得武则天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逐渐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起她杰出政治家的崇高形象。

四、 新时代戏剧中武则天形象的现代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西方文化和现代传媒的冲击给传统戏剧带来挑战,但关于武则天的戏剧创作和演绎仍保持着旺盛生命力。近40年间,众多以武则天为主题的剧目相继编排上演,其中川剧《武则天与婉儿》和刘晓庆主演的话剧《武则天》尤为瞩目。

2014年8月30日,新编川剧《武则天与婉儿》在广元首演,由梅花奖得主崔光丽领衔主演。该剧聚焦于武则天与上官婉儿之间的纠葛,通过婉儿行刺失败被俘后武则天以智慧和胸怀说服婉儿的情节,展现了武则天作为政治家、慈母、贤妻和帝王的多重身份。剧中巧妙融入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崇尚仁爱”的价值观,借助婉转动听的曲调,展现了武则天柔情似水的一面。

2015年12月12日,由刘晓庆领衔主演的话剧《武则天》在人民大会堂首演。至2022年底,这部话剧共巡演128场,遍及国内外众多城市。该剧深入剖析了武则天从太后到登基的历程,以立碑、立宠和立佛为线索,穿插了徐敬业旧部对武则天的刺杀情节,构建出双线交织的叙事结构。新颖的台词剖析了武则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彰显了她高超的宫廷政治手腕和独特的女性魅力。同时,该剧还通过其他角色反映了历史上对武则天的多元评价,体现了功过自有后人说的洒脱与智慧,成功为观众呈现了武则天回归自我与人性的全新形象。

五、结语

长久以来,武则天形象在历史典籍、文学及艺术作品中多受道德评判的束缚,无论是被描绘为红颜祸水还是英明君主,其目的往往服务于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然而,进入20世纪,随着民族危机加深、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她的形象经历了颠覆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戏剧作为大众文化载体,推动了武则天形象向更加多元、客观和真实的方向发展。

宋之的的《武则天》展现了其抗争与窃位的形象,既延续了五四运动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又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诉求和反抗。田汉的京剧《武则天》则聚焦反封建婚姻,深受“反封建家庭”文学思潮影响。在解放区,田汉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肯定了武则天执政合理性及其政绩,推动了其正面形象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地位极大提高,越剧《则天皇帝》展现了武则天政治成就和人性光辉。郭沫若的《武则天》首次从政治角度为其正名,树立其杰出政治家的形象。新编川剧《武则天与婉儿》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为武则天形象增添了新文化内涵。刘晓庆主演的话剧《武则天》创新地展现了武则天的自我与人性,并将这一文化符号推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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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文记(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副编审,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杨佳璐(成都市温江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中学教师)

谢济雪(内江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