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的三次关键政治局会议，对外为何不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

文/赵小成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宣告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同时也宣告了党中央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任务的完结。从某种程度上说，敌人的追击堵截暂告一段落，但是国民党依旧没有放弃对红军的“围剿”，这对于刚刚落脚陕北人生地不熟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是一大考验，如何立足？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打开局面？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现实而重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1935年及时召开多次政治局会议，把握大势变势，顺应应然实然，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坚定不移依靠西北苏区广大军民，很好地解决了内忧外患的问题，为成功落脚陕北，站稳脚跟，打开新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加强对陕北根据地的领导

长征胜利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依然面临诸多任务。第一，国民党军大兵压境。主要包括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总兵力达10余万人；第二，陕北错误肃反，大批党政军干部被捕杀害，人心不稳；第三，红军减员严重，长征出发时红军大概八万多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有七千多人；第四，中央和红军初到陕北，对西北民情文化等不太了解，如何打开局面，是一项艰难紧迫的任务。面对以上情况，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以及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贾拓夫等，扩大会议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主持，主要议题是确定目前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会议总结。毛泽东指出：第一，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两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这就明确提出并指明了陕北已经成为了指挥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也是全国革命的中心，表明革命的中心随着长征落脚陕北已经由江西苏区转移到了陕北苏区，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第二，明确提出了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即“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指明了目前的主要发展区域是陕、甘、晋区域，当前应以吴起镇为中心，先向西发展，然后向南。这实际上是在10月18日保安铁边城政治局会议决策的深化，铁边城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的问题，并提出主要作战方针是在西边打蒋，这次政治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作战区域，发展方向。第三，论述了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即“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矛盾重重。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国民党政府一味对日妥协，在华北上演了一连串丧权辱国的实践，签订《塘沽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适应日本侵略者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这实际上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华北的主权名存实亡，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正是日本这一疯狂侵略行径，大有独占中国的意图，加剧了帝国主义间的利益冲突，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不会坐视不管，因而帝国主义国家间冲突加剧。这些新问题恰好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广泛地动员全国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推动革命高潮，粉碎敌人“围剿”，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吴起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

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分析了长征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高度赞成毛泽东的报告结论。他指出：“到达陕北苏区，长征的任务最后完成了。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反帝与土地革命直接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批准榜罗镇会议战略决策，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二、确定了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三、确定了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四、确定加强白区、白军工作；五、提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的主张。吴起镇政治局会议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也开始了中共中央领导西北苏区军民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新局面的伟大斗争。

◆长征初到陕北的毛泽东。

10月27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对下一步具体的行动方针进行研究部署。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虽然目前队伍、人员较少，但这是将来发展的基础，要向大家解释清楚革命前途问题，这是以战略全局的眼光审时度势，给大家树立了信心。关于如何打破“围剿”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目前作战方向首先是向南，先消灭国民党董英斌两个师，红25、26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果能再对杨虎城、孙蔚如的渭水方向的一路军予以打击，即可在冬天到来之际打破“围剿”。会议同意张闻天提出的常委分工方案：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会议还决定李维汉任组织部部长，王稼祥任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负责工会，凯丰为少共书记，保卫局由常委同志兼任，王首道为副，李德到红军学校工作。这次会议在22日扩大会议上更进一步明确了人员分工，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各项决策部署和行动方针的贯彻落实。

下寺湾政治局会议：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

10月30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一路南下，11月2日到达甘泉下寺湾。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历史及现状情况的汇报。会议着重研究了军事问题。经过讨论分析研究，制定了“向南作战”“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与力争尽快解决“围剿”的总方针，以葫芦河和直罗镇为枢纽，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原则。会议作出如下结论：（一）中央对外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白区依然称为“中央”，“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二）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三）中央分两路行动：一路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领导下前往道镇与红15军团会合，安排部署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另一路中共中央机关等非战斗单位在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领导下北上瓦窑堡，负责筹粮、扩红、制止“肃反”等。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在中央落脚陕北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可以说，有了前期的规划和铺垫，对当下和未来的时局发展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分析判断，而不再是像长征途中的迷茫、顿挫。

◆甘泉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

举个例子来说，中央当时对外并未使用中央的名义，而是使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更多的是从目标范围层面去考虑的，对外使用中央名义，极易招致更多的“关注”“围剿”。从中央苏区开始，蒋介石可谓是费尽心机，动用千军万马一路围追堵截，好不容易将中央和红军赶至西北一隅，对外宣称中共和红军已经基本消灭殆尽，成不了气候，宣扬其政绩。再加上中央和红军兵力匮乏、立足未稳，若此时仍用中央名义，其结果往往会给本就困难的中央和红军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议决定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涵盖了中央和陕北革命军事领导人，可以说，达到了统一指挥的目的。正如大会所明确的：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这就理顺了中央和军委的关系，中央层面负责全局谋划，决定战略问题，而军委负责执行，负责具体战役战斗指挥，中央不再插手，不再以中央代替军委指挥战斗。另外，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下辖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共一万多人，合编后的红一方面军立即开赴前线准备战斗。下寺湾政治局会议后，西北苏区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最直接的就是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打好了“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巩固了苏区。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战线的确立和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军事路线上“左”倾错误，改变了领导，但是思想路线问题，尤其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层面的政治路线问题，思想不统一，意见不一致，认识不到位，再加上战事境况，中央也没有时间真正将总的方针提出来让大家详细讨论。落脚陕北后，尤其是直罗镇战役打破了第三次“围剿”，陕北形势好转，环境相对安宁，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中央方针路线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另一方面，华北事变，日寇扩大侵略，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激发了学生的救亡热潮。就陕北地区的军事力量而言，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都是有抗日意愿和要求的。另外，共产国际调整策略，主张扩大反法西斯阵营，中共从共产国际遣员代表带回的精神了解到这一实质转变。在此情况下，如何顺应民众要求，组织起来，建立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在陕北立足、扩大根据地，团结各阶层力量所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十分现实的问题。以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共科学分析，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瓦窑堡会议旧址。

在此情况下，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二道街田家院召开，张闻天主持会议。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2人参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一）关于军事问题。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红军行动主要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上，主攻方向放在山西绥远一带。提出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二）关于政治问题。当前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必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在依靠的力量方面，民族革命新的高潮推动了工农阶级中的落后阶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经转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还有富农和小地主，甚至军阀也有同情支持革命的可能，地主买办、帝国主义间也存在矛盾冲突，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要尽一切可能争取这些力量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线中，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些表明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后，已经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了。（三）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强调反对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批评了“唯成分论”，指出“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打破了阶级局限性，表明革命不再是工农阶级的事，将一切愿为党的主张奋斗的人团结起来，把共产党打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熔炉。另外，会议特别强调，全党要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在此基础上，特别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担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在干部问题上，要求党和各级组织注意大量培养干部，在实际中锻炼干部，以便适应革命工作需要。另外，为适应发展变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要求新形势，将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将包括除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外，还囊括了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这些举措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摆脱了长征前期蔓延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指导思想，在抗日的前提下，适时根据国内实际发展需要扩大各阶层一致抗日救国，既顺应了时代发展，又表明我们党已经走上了成熟的道路，在反法西斯的大变局中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

◆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部分）。

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的是落脚陕北后，党对“新根据地”的直接领导、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问题，同时，会议批准的榜罗镇会议决定将党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决定，事实上认可这次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会议划分了中央领导职责，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有力，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战略意图的顺利实现。下寺湾政治局会议是在中央战略意图明确、形势发展逐步明朗的情况下主要围绕军事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政治局会议。在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立的陕甘晋三省作为发展主要区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向南发展，打破敌人对西北苏区第三次“围剿”的总方针，同时也聚力解决西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明确和解决，为即将到来的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保住了陕北这块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党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史、局部执政、建立模范边区政府的先行试验打下了基础。经过直罗镇战役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站稳了脚跟，立马着眼于讨论和解决中央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阶段正处于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的过程当中，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能从民族矛盾和国际局势实际出发，克服错误倾向，调整抗战政策，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期望，表明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即将到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做好了准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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