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这是对刘伯承的一生算了一笔总账

由于战争年代身体多处受伤，刘伯承的身体一直就不太好。

早在1957年上半年，他就在上海治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伯承似乎预感到一场风雨又要来临，他那残破的“老船”还能经得住吗？他怀疑。

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尚未好又经近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近来寒潮时降，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我的办法：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耳。”

尽管如此，刘伯承仍然多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给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对学院各项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1957年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刘伯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

我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工作作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自己在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 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求，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9月13日，南京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聆听钟期光致辞。刘伯承由于在外地治疗，未能出席大会。

钟期光满怀深情地称颂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说：“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他特别关心并指导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于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几个月之后，解放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2000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中文、俄文都很好，战斗经验也非常丰富，像他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就是身体不大健康。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

正当所谓反对刘伯承军事教条主义的时候，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大半辈子的叶剑英，这番意味深长充满革命激情的话发人深思。军事学院2000多名教职员工对此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此时，刘伯承已经交卸了所担任的职务，继续在上海、太湖、黄山、广州、海南岛等地医病疗养。

1958年春，党中央在南宁、成都，连续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

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时国内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抛开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千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所谓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林彪在会议上讲话，若有所指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我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的指责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针对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针对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工作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教条主义时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病中的刘伯承尚未完全了解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

在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后来，汪荣华回忆刘伯承这段境遇时说：

到1957年春天，我见他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他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刘伯承。这之后不久，他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他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伯承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他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他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他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他时，他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晚年的刘伯承生活笼罩着如此巨大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他并没有消沉，他深信党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如同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样，不可能完全平直顺畅。

《忆刘帅》一文的作者李普曾这样描述：“天有不测风云。1958 年，刘伯承在一场所谓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军事学院。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他的。这年5月下旬到。7月下 旬，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他本已请了病假，仍被召到北京会场接受批判、做检讨。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对刘伯承从苏联回国以来的一生算了一笔总账。我不是目击者，又找不到公开发表的文字以资引述，所以只得从略……”

刘伯承没有怨言，没有牢骚，泰然处之。他深信党和人民是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