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外国人用中文写作，也开阔了中国读者的阅读

在读者选择下，《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成为豆瓣网2024年度外国文学（非小说类）排名第一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本书虽然被归类于“外国文学”，却没有翻译，而是一位年轻意大利作者用原汁原味的中文写的作品。

2016年，23岁的亚历在大学毕业以后，“有幸成为每5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一个”。传媒专业出身的他，怀抱着“世界公民”的理想，因为大学时参加南京青奥会报道的经历，作出了到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的决定。他先是从零开始学中文，然后逐步接触中国的影视业：参与纪录片的翻译，参加广告片的拍摄，跟随剧组在主旋律电影中当一名群众演员……“回老家的时候，高中同学说我讲的是中式意大利语，带音调的。”亚历在中国的学习成果非常显著。

作为一个外国人，亚历并不否认自己在中国生活拥有的某些优势。比如，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份外教工作，“语言机构入职门槛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再比如，很多电视剧、广告片都需要外国面孔的群众演员，但“对职业发展没什么价值”。这些优势，加上普通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整体善意，都帮助来到中国的他更好地生活。

视觉中国供图

与此同时，亚历也表达了外国人更深层次的融入难题。比如，当大量外国人在北方小县城拍电影时引发当地居民的“疑问”，在旅行时面临旅馆能否接待外宾的问题。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种种不便，有的需要时间逐步改变，有的则正在得到改善。2024年5月，有关部门就答复称，旅馆业不得以无涉外资质为由拒绝接待境外人员，将指导监督旅馆业进一步改进涉外接待服务能力。

然而，亚历并不认同“非常刻意地去强调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中，既有对饭局的观察，也有在青年旅舍住宿的经历，还包括“在车站餐厅吃了顿16元无限加菜的午饭”的体验——这些场景很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些中国作者的笔下。亚历还用调侃的语言记录了多国群演为了获得露脸机会，开展各种有意无意的竞争——此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是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是“用母语思维去做翻译”。

外国人到中国旅行和生活，留下对中国社会的记录并不少见。不过，能够用中文进行写作并出版，更直接地面向中国读者分享自己的观察，总体而言仍属凤毛麟角。大概是因为汉语和日语的相近性，用中文写作的日本作家相对较多。而且，区别于西方作者不可避免的“文化震惊”，作为同属东方文化的写作者，日本的中文写作者能够更加深入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留学的新井一二三，就是其中的代表。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新井一二三文集”已有15册。其中，既有作者在中国的旅行记录，也有她作为日本人向中国读者介绍的日本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不吝赞美之词：“不是自己的母语而能达到如此造诣，令人钦佩！”

近年来，随着汉语影响力的扩大，用中文写作的外国作者群体显著扩大。日本作家吉井忍与新井一二三有着类似的留学经历，2023年初出版的《东京八平米》可以称得上畅销。这本书介绍了作者在8平方米房间里的日常生活，也记录了在东京生活遇到的人和风景。作为中国人出境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不少中国游客也把这本书当成个性化探索东京的指南书。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当我们为外国人学习中文感到自豪时——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也应当意识到中文本身就是国际化的语言。比如，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作家而言，中文是他们的母语，自然要使用中文进行创作。比如，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流俗地》、黄锦树的《雨》、张贵兴的《野猪渡河》等作品，拿来与中国一流作家比较，也并无逊色之处。

“我之所以会有底气用中文写作，是因为我发现我会用中文讲话。”作为一个从10岁起就开始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文青，亚历在总结自己的中文写作经验时，认为“幽默不一定是和哪一种语言有关，可能更多的是你看事情，甚至看世界的方式”。

外国作家用中文而不是母语写中国，究竟有何不同？除了减少了翻译所导致的信息损耗，更重要的是，掌握用中文写作的能力，意味着作者能够更透彻地理解中国社会，既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而是用平视的视角观察中国。这些能用中文写作的外国人，在呈现中国社会时也不再是出于猎奇视角，而是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

这些作品的出版，也丰富着中国文化、促进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他们站在外部视角，出于善意地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实际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他们更全面地呈现外国人对于中国社会的洞察，也开阔了中国读者的认知，甚至对中文写作的整体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说到底，不管使用什么语言，更开阔地了解世界、记录世界，是写作的根本，也是文化传播交流的根本。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