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元代四川士人文如玉事迹钩沉‖马琛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第3期

元代四川士人文如玉事迹钩沉

马 琛

四川历史上人才辈出,光耀史册,元代是其中相对沉寂的一段,人物宦迹不显,严重失载。如官至二品御史中丞的赵成庆,官至三品顺庆路总管的文如玉,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的李源道,以及四川万户侯、有“诗书帅”之称的述律杰等,《元史》均未立传。至于元代四川进士,也无一人进入正史。史料缺失造成学界对元代四川士人关注有限,文如玉即此前鲜见提及的一位。文如玉作为元代四川旧宋士人,以低级吏员晋升上路奉元路总官,秩正三品,有宋褧所撰《奉元路总管致仕文公神道碑》传世,事迹可考且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本文试对其事迹进行钩沉,以充实四川士人面貌。

一、以儒就吏:旧宋士人身份及其仕进

文如玉(1267—1342),字璋甫,号石山,顺庆南充(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为宋太师潞国公文彦博之后,五世祖以仕入蜀,家南充,成为当地显赫的士大夫家族,“曾伯祖而下由科第仕者七人”。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蒙军踏蜀,文氏家族成员如同蜀中其他大族一样,纷纷出川避祸。家族中唯独文如玉父亲留守川中,生有两子,文如玉即为长子。

元初川中虽“故家大族,土著之民,不得一二于千百”,但诸如文如玉一样的宋代显赫家族之后也不在少数,如阆州蒲氏后人有蒲绍简、蒲子新、蒲廷瑞,广都费氏家族后人有费著、费克诚,眉山虞氏家族有虞从善等。他们因饱受战乱,境地悲惨,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流寓蜀人虞集亲临祖籍之地,发现家中旧屋早已归属他人,部曲无存。族人的生活状况是“无田无宅惟书存”。虞集祖上是四川极为显赫的家族,但在战争中也难免无田无宅、生计艰难的境地。而虞氏家族的情况,仅为当时四川旧宋士人的一个缩影。

科举恢复以前,按元代官制,少数旧宋显贵家族子弟通过荫庇和游历得官,而大部分四川旧宋士人主要通过以儒就吏的方式入仕。元代以儒就吏有三种路径——公选、踏逐、学校选举,此三条途径,旧宋士人均具备一定优势,他们自小承袭家学,具备较高的学习能力,经义吏法兼通,因此能很容易通过选拔考试。但此条路径升迁极难,许多吏员终生无法得到升迁机会。如萧启庆所说:“无论由吏进或以学官进,大多数的士人都必须永沉下僚,位居人下。”诸如文如玉这样由低级吏员一路晋升的四川旧宋士人屈指可数。宋褧《奉元路总管致仕文公神道碑》记载文如玉入仕后履历如下:

试吏擢掾蜀宪。……辅四川行省宣使,右丞廉安道重其材谞,改为掾。至大间,书满,授承务郎、陕西行省都事。……在职凡六年,升奉议大夫、云南行省郎中。擢朝列大夫、四川行省理问官。……进中顺大夫、顺庆路总管。……四年始代去。……四年始代去,年未七袠,致其仕,遂授今官(笔者注:奉元路总管)。

文如玉自小跟随父亲读书,承袭家学,懂得习文吏法,是其能选为吏员的原因。但关于其晋升之途,则有文化知识以外的诸多因素:

其一是家族于宋代积累的文化声誉。元前期科举停废,干谒权贵,得到保举是士人入仕、晋升的主要路径。作为元代权力中心的大都,云集全国各地前去游历干谒的士人,四川士人亦不例外,而家族声誉正是干谒的敲门之石。文如玉在京城时,也利用家族文化声誉结交名流,赵孟頫、蒲道源、马祖常、同恕等皆与之交往,蒲道源称之为“华胄”之后。这种“华胄”身份,带给其最直接的利益是能够获得较多权贵推荐。宋褧《奉元路总管致仕文公神道碑》详细记载了文如玉首次进京时的干谒之举,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初出茅庐的文如玉因公事得到一次入京机会。在京期间,他上书拜谒王某,由王某荐至故丞相顺德忠献王哈剌哈孙门下,得哈剌哈孙器重。王某虽不可考,但不难推测,文如玉利用家族文化声誉在京城拜谒名流,争取各种推荐机会。

其二是与蒙古色目官员沟通交际能力。元代复杂的统治结构对汉族士人的沟通能力提出新的考验。当时川陕一带官员大多习晓蒙古语。文如玉早期担任四川行省宣使,属于行省左右司传达吏员,主要负责上下传达任务,必然对蒙语有一定要求,文如玉能够在此职务上脱颖而出,得到右丞廉安道赏识,说明他有足够的蒙语能力,其能够与不懂汉文的哈剌哈孙交流也证明了此点。正是在掌握此种技能的基础上,文如玉能够充分发挥工作能力,由行省宣使提拔为掾史。省部掾史属案牍吏员,八品,出职远快于县级吏员依常例迁转至七品,成为省部掾史是文如玉仕宦生涯的关键一步。

其三是政治机遇与突出的平乱才能。文如玉掾史任满,依例铨注为陕西行省都事时,处理过一次重大政治危机,时奉先属邑有妖僧作乱,省台聚议,众人束手无策。文如玉挺身而出,进行全面部署。他一面派人通报朝廷,一面晓谕郡县,从当地招募壮丁据守要害。同时移文省台命官方出兵,分道讨捕。文如玉对于作乱妖僧的处置也十分得当,斩杀祸首,尽释余党,从而完美平息了一场以宗教名义开展的暴动。此事是其后来得到朝廷重用的契机。其他如赈灾、准确判断乌撒叛乱等,皆显示出文如玉在平息暴乱上卓越的政治才能,这是他能在战乱频仍的西南一带不断得到提拔的重要原因。

其四是强大的应对及抗压能力。文如玉长期担任行省幕府首领官,为行省长官谋事。作为行省长贰处理庶政的助手和依赖,首领官本应与长贰相处融洽。但在元朝,行省长贰多由蒙古贵族和色目达官担任,他们任性跋扈,藐视汉族人。而首领官多如文如玉一样,从下层汉族官吏中提拔。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便时有发生。如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苏志道遭到长官“挫辱诟骂”“危语中伤”,仍然屡屡抗上,最终被免职,忧郁而亡。文如玉则善于化解此种危机。其任四川行省理官时,与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不睦。囊加台出自四川军功世家,行事刚戾,文如玉不善迎合,囊加台因此罗织罪名上报朝廷,导致文如玉被调任湖广行省。任云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时,文如玉又因谏诤丞相亦耳吉尼再次遭到迫害,亦耳吉尼“百计中伤”,但最终“莫能加害”,元廷仅以调官处理。在两次与蒙古长官的冲突中,文如玉均以遭到调官收场,反映出当时汉人在四川官场的艰难处境。但文如玉竟能在保持士人气节的前提下,顺利化解,显示出其强大的应对和抗压能力。

二、矫矫国士:士大夫品质与家族文化传承

文如玉具备较高汉文修养,保持儒家士大夫操守,代表了元代四川官场中高品质士大夫形象。赵孟頫曾盛赞他“矫矫国士风”,蒲道源亦称其“照人仪表亦雄哉”。

元代吏员与以往朝代的吏员有很大不同,元以前,官员与吏有严格的“清浊”和“内外”之分。元代官员皆由吏员入仕,吏员“名分虽微,所系甚重”,且担任吏员者多半为儒士,但他们能力突出、德行足以表率。此时吏员与官员只有上下之分,吏员是官员的进阶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担任吏员的四川士人十分注重自身所系的儒家士大夫品质。文如玉表现出的儒家士大夫素养,在向称政治黑暗的元代四川极难能可贵。

其一,具有谏诤气节。元代西南地区功勋贵族权势熏天,前文提及,文如玉任四川行省理官时,与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不睦;任云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时,因谏诤丞相亦耳吉尼而遭到迫害。文如玉谏诤对象还有云南诸侯王禅,王禅为元朝宗室,“专制一方”。王禅孟夏出畋于沾益州,文如玉代表省宪祖饯于郊,向王禅敬酒时谏言道:“天子以王仁爱,命镇抚边陲,今二麦将登,游猎非时。”此次谏言收到良好效果,王禅接纳他的建议,翌日便罢猎而还,并赐给文如玉金酒觥以示嘉奖。文如玉事迹说明,元代四川士人由于身份限制不能将意见面呈朝廷,但他们在地方政府中仍然保持了士人的谏诤气节。

其二,廉洁自律,任人唯贤。文如玉任路总管时,具备一定的权力,尤其是元代路总管有人事任免权,其任顺庆路总管回到乡时,前来拜会之人络绎不绝,文如玉却“僦居城北,屏仆从”,谢绝一切私人拜谒。文如玉不滥用职权,但对待真正的人才,仍然积极提拔。当时南充阙令,文如玉察觉岳池县簿张弘道“干敏可用”,于是推荐他摄南充令,张弘道到任后,“决滞狱五十余事,囹圄遂空”,后来升任西台御史。证明文如玉任人唯贤,且慧眼识珠。

其三,教化民众,实施仁政。作为儒家士大夫,文如玉在教化、实施社会救助方面均有功绩。他禁止民间赌博,改变民间奢侈浪费之风。当时顺庆里俗于上元节伐木制作灯树,每岁灯树千株,以至于百姓盗墓取木,文如玉严厉禁止,制止了这一风气。而对于无所于归的贫死者,文如玉将他们放置在僧舍、岩穴间,命法事超度后统一埋葬。以上举措均旨在移风化俗,保民爱民,实施儒家仁政。

文如玉的文化修养较高,著有《石山集》若干卷,收录文赋歌诗,惜不存。《全元文》收录其文两篇《创建大成殿记》《重修唐雄山福胜院记后》。云南方志中保存其传世诗——《火节》,记述云南火把节盛况:“云披红日恰衔山,列炬参差竞往还。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落人间。只疑灯火烧元夜,谁信乡傩到百蛮。此日吾皇调玉烛,更于何处觅神奸。”这是一首儒家士大夫观风觇俗、记载当地风俗的纪实诗,带有辟除邪恶的美好希冀。

文如玉的日常生活也颇有士人情操,他在南充修建两亭,“东山者曰大观,果山者曰紫云”,常与当地士人、官僚登览。晚年“岁时偕亲友游眺饮奕,自娱以终天年”。从“偕亲友”来看,文如玉也专注“齐家”,其“平居教子侄,书不去手”,这与宋代学术家族注重培养家族子弟文化修养、注重家族学术传承是一致的。

综上分析,在文如玉升迁过程中,家世、机遇、才能缺一不可。类似事例在元代四川屈指可数,不可复制,这是元代四川籍仕宦人物零落的原因。文如玉恪守儒家士大夫节操,家族延续宋代文彦博奠定的文化传统,不仅文如玉本人学行可称,还培养出元代四川行省唯一一位状元文允中,史载其子文允中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左榜第一甲,授翰林修撰,出任四川儒学提举。从文如玉以儒就吏到文允中科举得官,文氏家族再次实现复兴,这是宋代文化家族在元代传承的缩影,也印证了儒家文化在元代四川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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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马 琛(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