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拉仇恨，只是意难平；千里长城无人区，日寇屠杀平民近百万

抗战时期，日寇在东起河北省卢龙县，西至赤城县大海坨山区，1200多华里的长城沿线，人为制造了一条宽约10来公里的“无住禁作地带”，也就是所谓的“无人区”，总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

“无人区”内，17,000多个村庄被日寇焚毁，遇难人口近百万，远超大家所熟知的南京大屠杀。

1975年1月，原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在他的回忆录《制造无住地带》中，翔实的记录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

1928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柳条沟被炸身亡。

半个月后，国民政府废除直隶省，原属直隶省长城以北地区，划分给热河省和察哈尔省。其目的就是将战斗力强悍东北军，限制在长城以北。

本来只是对东北三省怀有觊觎之心的日本大喜过望，暗中将热河省和察哈尔省的察北地区（长城以北），也划入他们侵占的范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用了18个月时间，将东北地区自发的大规模民间抗日武装镇压下去，于1933年2月，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热河省。

随后关东军又试图染指察哈尔省的察北地区，结果遭到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顽强抵抗。

关东军攻势受挫，为了挽回颜面，又试图越过长城，继续向南进攻。

不料又遭到长城沿线抗日军民的激烈反抗，关东军伤亡很大，被迫停止军事冒险。

蒋介石担心冯玉祥东山再起，于是派何应钦率领16个师进驻察北地区，逼迫冯玉祥下野，然后枪杀了抗日名将吉鸿昌，并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进行了所谓的收编。

日本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从而看出蒋介石怯战的本质。

1935年6月，国民政府高官秦德纯，与日酋土肥原贤二，签订了令人屈辱的《秦土协定》。

根据协定，驻扎在察北的国军，撤入察南，将长城以北的察北地区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高官何应钦，与日酋美津美治郎签订了更加屈辱的《何梅协定》，协定规定驻扎在长城沿线国军，限期向南撤出河北。

国军吹嘘“固若金汤”的长城防线，关东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这样分崩瓦解了。

虽然国军放弃了长城防线，但是自发的民间抗日武装，却层出不穷，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这种来自民间的抵抗一直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不同于东北的抗联，长城沿线的抗日行动，是典型的全民山地游击战。

关东军可以轻松地在东北站稳脚跟，但是在长城沿线的崇山峻岭间，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队，简直成为关东军的噩梦。

卢沟桥事变后，关东军越过长城，占领了整个察哈尔省。

曾经和日寇浴血奋战的第29路军，陷入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在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后，被迫撤出河北。

日本华北占领军在欢呼胜利之际，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最大的劲敌—八路军，已经悄无声息的在长城沿线，建立了数个抗日根据地。

其实对于日本来说，占领河北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占领东北。

河北每年出产大量的优质海盐，日本陆军司令部要求，每年要把至少不低于600万吨的优质海盐运往日本本土。作为生产纯碱盐酸的原材料。

棉花846.2万担，折合41.32万吨。煤炭917万吨，其中开滦煤矿要求每天至少生产1.1万吨。铁矿石不计其数，仅烟筒山铁矿，每年出产的矿石不低于62.33万吨。

还有粮食，河北平原沃野千里，仅1944年，日军就从河北抢走粮食2.8亿斤。

最让日军垂涎三尺的，是河北丰富的人口，九一八事变时，东北总人口3000万人左右。而同时期的河北，人口达到2846.65万，几乎与整个东北地区持平。

日军在东北需要大量的苦力，仅抚顺煤矿，就有矿工四万多人。除了数以千计的矿山，日军还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修建了大量所谓的“要塞”，数量多达17个，总长度超过1700公里。

日军准备用三个月时间，侵占河北全境，然后以此为桥头堡，继续向南进攻。

可八路军的出现，让日军的计划胎死腹中。

当日军发现无法短时间内占据河北，于是采用先易后难的战术，集中兵力于长江流域，试图将国军主力一举全歼。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双方数次血战，国军虽然罕有胜绩，却屡败屡战，愣是把日军拖入最不愿见到的消耗战。

这段时间，八路军却趁机得到长足发展，仅1938年在河北，就新组建了184个战斗团。

期间河北爆发的抗日起义多达三百多次，其中规模最大的冀东起义，参加人数多达20万。

就是这些装备简陋的抗日武装，愣是将装备精良的百万关东军，牢牢的牵制在东北地区，不敢越过长城半步。

1939年9月桂南会战后，国军和日军都无力再发动新的攻势，形成对峙状态。

为了改变僵局，日军又集结兵力，进行枣宜会战。国军顿时陷入困境，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为了尽快解决战斗，日军准备从关东军抽调三个师团，到南方作战。

可是还没有出发，就接到报告，八路军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

平汉铁路在河北境内被破坏殆尽，几十座铁路桥被被炸毁，要想修复通车，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至于公路，被破坏尤其严重。

其中冀东山区，当地日军在给陆军司令部的报告中，形象的形容为“寸断，无法通行”。

其实早在百团大战以前，日军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时日军在正面战场，俘虏了大批的国军士兵。这些战俘，已经基本解决了困扰日军多年苦力不足的难题。

其中也有少部分八路军战俘，都是胶东一带的。

长城沿线的八路军，很难生俘，他们似乎认为被俘虏是件很丢脸的事。

真正给日军造成困扰的，是无法将足够的武器装备以及补给送抵前线。

依靠海运或者空运，都是杯水车薪。一定要保证铁路线的畅通。

为了达到目的，1940年7月，日本陆军司令部将冈村宁次大将，从南方战场调往华北，执行作战计划。

冈村宁次有他一套使用人的本领。有驾驭手下的能力。最大的特点就是轻易不得的人，但总是能把部队的功绩，归功于他自己。

冈村宁次开始时很看不起八路军，直言这只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农民游击队”，没什么战斗力。

但他屁股没坐热，就挨了当头一棒，八路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

本来还能维持通行的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被彻底切断，津浦铁路短时间内也难以恢复通行。

更让冈村宁次上头的，这次参加行动的八路军100多个团，大多来自冀中和冀南，而这样同等规模的根据地，八路军一共有17个。

冈村宁次以此判断，认为八路军的兵力，至少在400个团以上。

因此冈村宁次调集包括关东军在内，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集中在河北境内。

此后八路军遭受重大损失，仅冀中和冀南，参战日军报告的歼敌数量就达到70多万。

平原地区的八路军，无力继续对铁路实施破坏，但是积压在东北的，前线急需的物资，依旧无法使用铁路运输。活动在长城沿线的八路军李云长（李运昌）部，给日军制造了许多麻烦。

实事求是来讲，冈村宁次刚来华北时，并没有长久留下来的打算，他的角色，更像是高级顾问。

当时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是多田骏中将。多田骏擅长耍手段，军事指挥非其所长，尤其是面对冈村宁次。

常言道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多田骏对冈村宁次是言听计从。

多田骏的司令部在北平，冈村宁次为了避嫌，就跑到天津，继续对战争指手画脚。

冈村宁次发现，长城沿线的八路军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与日军的军事配置有很大关系。

长城以北属于关东军，而以南地区，则属于华北派遣军。这两支日本部队互不服气，总是感觉对方徒有虚名。因此在军事行动上也很难做到一致。

八路军则充分利用日军的这个漏洞，无论是关东军还是华北派遣军有军事行动，八路军总会避其锋芒，到长城的另一侧躲清静。

等到日军主力撤走，八路军定会卷土重来，对留在根据地的少量日伪军大打出手。

日军被折腾得焦头烂额，却又无可奈何。

关东军曾经在东北地区实施“归大屯”政策，就是把附近几个甚至十几个村庄合并在一起，籍此断绝普通百姓和抗联的联系。

这个办法非常有效，饥寒交迫的抗联损失很大，又难以补充新兵，人越打越少，到1940年只剩下不到2000人，不得不过境到异国他乡。

关东军也曾在长城北侧，实施这种“归大屯”制度，但客观因素制约，效果很不明显。

1939年5月，关东军在诺门罕遭遇惨败，再加上一年前在张鼓峰的损兵折将，日本陆军司令部，对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失去信任，令其转入预备役。其职务由美津美治郎接任。

结果刚上任，就挨了八路军当头一棒，1940年2月，冀东八路军二支队曹致福游击总队从遵化县出发，奔袭近千里，袭击了彰武县的赵家沟金矿，打死日伪军多人，掳走各类枪支181支（挺），黄金2000余两。

没等梅津美治郎缓过神来，平西八路军又越过长城，对关东军实施攻击。八路军连战连捷，14天时间里，击毙日军900多名，并摧毁飞机一架。

更让梅津美治郎难堪的是，他从日本弄来几个找矿专家，住宿在隆化县大两间房村。

没成想八路军又来了个远程奔袭，全歼护送小队30多人，4个找矿专家被活捉。

李云长索要高达2万元的赎金，并将这件事公诸报端。

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梅津美治郎不得不如数的支付赎金。

冈村宁次也是通过报纸，才知道梅津美治郎的窘境。

冈村宁次试图说服梅津美治郎与多田骏联合行动，但是被拒绝了。一个中将和大将谈合作，这分明是看不起梅津美治郎。

1941年正月初三（1月29日），八路军冀东抗日游击队，在队长周治国的指挥下，一举攻占日伪军盘踞的三道关据点。击毙日军4人，俘虏日军30多人。

这一次美津美治郎不愿拿赎金，李云长也不客气，直接把俘虏砍了脑袋，并把这次事件通过报纸，弄得尽人皆知。

美津美治郎陷入无比的被动。他恼羞成怒。派人到宽城县的大屯村，这个村子只有460多口人，被屠杀的高达187人。全村535间房屋被被全部烧毁，贵重物资更是被劫掠一空。

正月十六，日伪军1000多人，偷袭遵化县的鲁家峪，结果遭到冀东八路军十二团的迎头痛击，日军损失200多人，仓皇撤退。

由于有了拒绝支付赎金的先例，李云长直接下令，将被俘的17名日军砍下人头，并派人将人头送进遵化县宪兵队。

1941年7月，鉴于梅津美治郎的矜持，日本陆军司令部下令，由冈村宁次接任多田骏的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一职。

7月7日，冈村宁次在“”滦煤矿特别警备队”，约见了梅津美治郎。

随后他们两位，我（铃木启久），以及第27师团长原田，一起乘坐飞机，从唐山机场起飞，先是向南飞越天津、塘沽、到达沧州沿海一带。

然后飞越渤海，沿滦河入海口，向东北方向飞行，到达山海关上空后，沿长城向西飞行至密云后，返航在天津机场降落。

看着机翼下葱茏翠绿的森林，冈村宁次无比肯定的说：虽然表面上看来，八路军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像是一片白色的地区，但是只要剥开一层表皮，就会发现红色的土地。

铃木君，你说八路军的根据地在什么地方呢？

我回答：在山区，因此我们必须对山区彻底的进行打击。

随后冈村宁次又意味深长的看着梅津美治郎，可对方毫无表情。

没有关东军的配合，冈村宁次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住禁作地带”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继而选择对八路军活跃比较频繁的村庄，进行“扫荡”，对村里的居民，进行无差别屠杀。

上文提到的鲁家峪村，日军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对这个村子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屠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一共有1500多抗日军民在屡次屠杀中丧命，还有300多妇女惨遭蹂躏。另外烧毁房屋3900多间，愣是把这个昔日繁华之地，变成人间地狱。

1956年6月10日，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审判，张俊君等七人来自鲁家峪的证人出庭作证。

他们大声嚎哭，向我吐口水，脱掉衣服露出累累伤痕。

我承认我有罪，可我是在冈村宁次的授意下进行的。

铃木启久

1941年12月15日，冀东八路军第12 、13团改变战术，对伪军痛下杀手。

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歼灭齐燮元手下伪军5000多人。

伪满军第四团、第十团被全歼。八路军缴获了这两个伪军团的团旗，却把两个团长崔某和汪古岳放走了。

伪军的团旗是溥仪亲手授予的，这是效仿日军，日军在战败后，首先要把团旗烧掉，不让它落入对手手中。

伪满军丢了团旗，梅津美治郎非常恼火，直接下令，将两个逃回来的伪军团长处决了。

梅津美治郎的做法，在伪满军中引起极大恐慌，叛逃、哗变时有发生。

没有伪满军的监视，各厂矿的产量直线下降。梅津美治郎急忙表态，表示对伪满军既往不咎。

可产量依旧上不来，经调查发现，由于由战俘为主的苦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工作，非正常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多。

据日本内阁发布的《向内地移入华工的决定》中记述：从1937年八月到1942年初，从华北骗至东北的劳工包括战俘共676.7万人伴随家数243.3万人。

这些劳工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吃的是发霉的橡子面，没有御寒的被褥，只能睡在到处漏风的板房中，也没有工装，工人们只能用水泥袋、麻袋或者破草帘子御寒。

一次寒流过后，阴冷潮湿的窝棚里，到处都是冻僵的尸体。

那些生病的工人，根本得不到任何治疗，只是把他们丢进废弃的矿坑中，任其自生自灭。

修建吉林丰满水电站，死了1.5万人，吉林辽源煤矿，矿工登记号92,000人，到1942年初只剩下18,000人了。

鸡西煤矿1934年建了一个焚尸炉，8年时间竟然焚烧掉了5万多劳工尸体。

在辽阳铁岭，日军修建秘密工事，即所谓的“第2个东京工程”。

在工程完工后，4万劳工，被全部秘密处死。

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见证着关东军的残暴。

但日本陆军司令部不关心这些，他们只关心有没有更多的劳工补充进来。

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战俘。于是冈村宁次和梅津美治郎不谋而合，将长城两侧四公里范围内变成“无住禁作地带”。

后来不知因何原因，冈村宁次和梅津美治郎在下达命令时，将无人区的宽度增加到九公里。

长城北侧是关东军的两个师团，南侧是华北派遣军的第27、117两个师团。

另外由于长城有许多支线，所以日军制造“无人区”的范围，迅速扩展到长城沿线的22个县。

这其中包括兴隆、青龙、宽城、承德、滦平、丰宁、平泉、凌源、宁城、隆化、绥中、卢龙、迁安、遵化、蓟县、三河、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直到赤城县大海坨山区。总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

在两个月时间里，日军共焚毁长城沿线的村庄1.7万多个，房屋1380多万间。数百万百姓被驱离世代而居的家园，住进日本人设置的“集团部落”，当地百姓形象的称之为“人圈”，意思和猪圈一样。

“人圈”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墙上有通了电的铁丝网，围墙外是注满水的壕沟，围墙四个角上都有炮楼。

每个“人圈”中有1300到1500户人家，围墙上只留一个出入口，出入“人圈”都要登记并出示“良民证”。

“人圈”内实施严格的保甲制度，缺一人杀全家，缺两人杀保长，缺五人杀全村。

“无人区”内的土地禁止耕种，房屋一律限期烧毁，出现在“无人区”的当地百姓，一律格杀勿论。

据统计，在日军制造“无人区”的那段时间里，每天至少超过500平民百姓，因为舍不得将要成熟的庄稼，而遭到枪杀。

成熟的庄稼日军也无意收割，一般都是一把火烧掉了事。

青龙县有个孟子岭村，580多名村民不愿进入“人圈”居住。被当场枪杀380多人。

“人圈”里的青壮年无地可耕，大家都生活在饥寒交迫中，许多人家连裤子都没有，只能在地上挖一个坑。家里来了客人，女人们就跳进坑里遮羞。

日本人每天都会来到“人圈”，以招工为名，将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被送到东北或者日本本土做苦力。

据伪满高官李葆华后来公认，在1943、44两年时间里，从热河“人圈”中，强征的劳工就高达15万人。

即便如此，补充的劳工数量，也抵不上巨大的消耗。

1943年2月1日，临近春节，日军在热河省实施“2.1工作计划”，将全省18~60岁的男子全部抓捕起来，其中仅半壁山伪警察署就抓了7.2万多人，这些人被统统送往东北或者日本本土，其中80%死于苦役。

相比起20%的存活率来说，这些人还算幸运的。

那些被送入深山老林构筑要塞的劳工，还有被送入731部队做试验品的劳工，他们的死亡率都是100%。

一名驻扎在虎林的日军冈崎哲夫回忆说：1943年夏季，要塞基本完工，日军在猛虎谷，把参与要塞建设的数万劳工召集起来，以犒劳为名为他们送上一些酒肉。

就在劳工们放下戒备，开怀畅饮之际，关东军在周围高地上布置的100多挺重机枪骤然响起，横七竖八的尸体堆满了山谷。

除此之外，日军在海拉尔山，敖包山，伊敏河北岸，富锦县五顶山等地构筑的要塞，多达17处，每一处对劳工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最后到底一共死了多少人，迄今难以估量。

日军动用四个师团的兵力，耗时两个月，终于完成了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的任务。

日军认为冀东八路军被“无人区”束缚，活动区域被大规模压缩，消灭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可万没想到，日军制造“无人区”的主力刚离开，八路军就卷土重来。经过山区的铁路和公路都被切断，而且他们在险要路段，埋设了许多威力巨大的地雷，日军被地雷炸得步履维艰，行动迟缓。

八路军则趁此机会，开展打“集团部落”的军事行动。

“人圈”一般由伪军负责看守，可是伪军对冀东八路军的恐惧，已经深入到骨子里。

通常八路军喊一声：我们是李云长的部队。“人圈”里的伪军就乖乖的投降了。

冀东八路军弄团旗那事儿，成为伪军挥之不去的噩梦。

“人圈”里的老百姓生活的苦不堪言，八路军打开一个“人圈”，就意味着那些重获新生的老百姓，对八路军感激的五体投地，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军。

那些不符合条件进入主力部队的，也编入了地方抗日游击队。

在八路军活动频繁的区域，“无人区”只维持了两个多月。

生活在“人圈”里平民百姓被解救后，纷纷返回曾经居住过的家园。对此日军无能为力，他们再也无力组织起4个师团联合行动。

小股日伪军进入无人区清剿，老百姓要不事先得到信息逃走了。实在跑不掉的，就激烈反抗。

这期间日军又杀掉了20000多名平民百姓。

1942年10月，日军在迁安县的“无人区”中，抓到327名平民，他们被带到大杨官庄村后被集体屠杀。

铃木启久回忆说：冀东的老百姓太可怕了，他们根本不怕死，我们在遵化一个小山村里，打掉了八路军的一个通讯站，枪杀了站上的唯一通讯员。

第2天就有两个通讯员顶了上来，又被我们杀掉了。

第3天是4个，第5天是8个。

田浦联队长亲自下令，继续绞杀，直到这个通讯站完全瘫痪。

可这一次通讯员们不再束手待毙，他们在村口埋设了地雷，还带了枪。

清剿小队吃了亏，带路的伪军全部被打死。我们也损失了三名士兵。

继续增兵清剿得不偿失，只能任由那个通讯站继续存在着。

铃木启久还回忆说：冀中八路军，是抗日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

1943年7月，300多名八路军越过无人区，拔掉了关东军的一个据点，将关东军一个联队，引诱到马兰峪的一个山谷中，突然发起攻击，关东军措手不及，向我求援。

小野联队长亲率一个大队赶去增援，八路军撤走。

这一仗关东军阵亡300多人。

八路军只有一名士兵受伤被俘，据他交代，参加战斗的八路军只有300多人。

从此之后，我们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尽量避免与八路军作战。

但是，在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联合打压下，冀东八路军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所以生活在“人圈”里的老百姓，能够得到解救毕竟只是极少数。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一直苦熬到日本投降，才从暗无天日的“人圈”中走出来。

当时正值夏季，“人圈”中瘟疫肆虐。

仅1945年六七月间，平泉县死于瘟疫的就有1万多人，建昌县7700多……

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的无人区，造成各县人口锐减，

例如青龙县1942年人口28万，1945年只剩下25万了，滦平县从24万锐减到21万，损失人口最多的是兴隆县，14万人口，到日本投降时，只剩下不到9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