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大军区政委22年，每次入京开会从不逗留，离休却是正军级待遇

1955年，新中国为军队将领授衔，这一年六大军区增加到十二大军区。其中军区司令员、政委大部分都是上将担任，但也有个别中将担任，如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冼恒汉。

相比张达志这位西北人来说，广西人出身的政委冼恒汉在大西北任职时间更久。

自从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冼恒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西北，一直工作到1977年，前后41年。可以说，他把大部分青春奉献给西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自1955年担任兰州军区政委后，到1966年大运动开始，他一直在军队工作，不涉及地方工作，自第一书记汪锋受到冲击靠边站后，军队开始支左，他开始负责地方工作，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另外还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被称为“四个第一”。

在特殊的运动中，让他成为一个有争议性的人。

在学大寨时，犯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走马观花去几个公社调查农田情况，没有深入了解，就觉得全县发展很好，讲了大话，过头话。多年后，自己认为影响很不好。

他的主要问题涉及兰州铁路局上，在两大群众组织对立时，犯了

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他认为自己不是决策人，而是执行人，责任不能都归到他一人身上，不公道。

在大运动开始后，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每次开会到北京，都是开完会立即就回兰州，从不逗留在北京，更不去看任何朋友、上级。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军人，不思钻营，希望一切按原则办事。对上不找靠山，对下不拉山头，自己在工作上没有“山头”，不熟悉自己的人，都说自己生性孤僻。

1977年，他被定性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中央反复考虑，将他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他表示拥护觉得，其他人也没有问题。

此后，他在甘肃以及兰州军区的职务被免去，别人继任，他本人留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可一等5年没有着落。直到1982年，甘肃方面希望他回去把之前的问题解决一下，去了以后，反而受到批判。通知他退出现役，按照地、师领导待遇安置，每月200块钱生活费。

1984年，上面又对他的情况作出调整，按照正军级待遇安置。他曾经回想，

如果不是“大运动”，如果不是“支左”，自己的后半生也许是顺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