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习酒倡导有君子风度的企业文化——从不及乱与不为酒困说起

在中国古代诗歌里，酒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表意符号。从先秦《诗经》到清代诗歌，都能看到酒与诗的互动。《诗经》写美酒佐烤肉的场面，“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大雅·凫鷖》)。清代诗人朱彝尊写山中夜宿，“不是山中无酒，何妨一醉陶潜”(《清平乐·秋夜宿灯公山房》)。当然，也能看到君子风度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诗经》倡导“饮酒温克”(《小雅·小宛》)，而清代诗人袁枚最喜欢的饮酒状态是“问我饮不饮，存杯听自然”，这其中显然有着《诗经》中那些以礼入酒、兼礼入诗的诗篇绵延千年的影响。

君子之饮和儒家对于礼的倡导相关。关于如何饮酒，《论语》中记录了孔子的一些话语。其中有两句为人们所熟知，也就是喝酒的“两不”，即“不及乱”“不为酒困”。

“不及乱”出自《论语·乡党》，“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从《乡党》中的记载来看，对于饮食，孔子强调的是食有度。用现代人的观念来说，就是自律与节制。孔子的酒量据说很大，历代都有关于孔子善饮的说法，如“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孔融《难曹操禁酒书》)，“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王充《论衡》)，“嗜酒无量，仲尼之能”(葛洪《酒诫》)，等等。或许，正是对于酒量的切身体验，孔子才提出了“惟酒无量，不及乱”的要求。《乡党》还记述了孔子重视酒礼的一些细节，“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他一定是要等席中长者离席才离开的。

“不为酒困”则出自《论语•子罕》，“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酒礼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是将喝酒这样的日常之事与朝政之礼、持家之礼、丧事之礼并列的。如果说“不及乱”说的是饮酒的量要适可而止，“不为酒困”则表明的是对饮酒这件事情的态度。在周礼中，酒事关乎国政。孔子虽痛心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但理性告诉他:须礼失求诸野，需要从世俗日常来重建礼的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意识到禁酒是不可能的，作为一种君子修为，饮者不耽于酒事即可。

孔子关于酒事的“两不”之说，无疑会影响领受儒家之教的古代诗人们。既强调“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又告诫“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对于君子人格的形成来说，关于酒事的双重要求从未中断。即使是礼制约束并不怎么强烈的唐代，诗人们内心依然存有一份君子理想。这在杜甫的诗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于“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家国嗟叹中，我们能读得出这位命运坎坷、颠沛流离的诗人心中那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君子人格追求。

君子文化成为习酒文化的核心，和习酒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相关。崛起于西南山地赤水河谷的习酒，无论经历怎样的坎坷，做品质之酿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也正是因为这份纯粹的坚守，消费者对习酒一直拥有深沉的信任。这份深沉的信任也成就了习酒今天的事业。中国的君子文化既是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世俗主义的。理想之光，照亮了君子人格的精神圣殿。世俗之行，则导引了君子人格的实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习酒所倡导的崇尚君子风度的企业文化，是静水流深的，是务实理性的，更是知行合一的。

文:陈守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