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流中亟待改变的三类现状

2022年底，疫情结束后，我国对外交流逐渐恢复至正常状态。笔者在此后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赴欧亚美三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参会讲学，在感受到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同时，也察觉到在提升中国形象方面亟待提升或改变的细节。

第一，走出去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但许多针对中国的疑问在国际公开场合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答。与前些年笔者经常在国际论坛上的形单影只不同，近年来，在不少国际论坛上，中国学者的面孔明显增多。2024年夏季在希腊举行的世界政治经济学联合会第17届论坛上甚至有30多位中国学者参会，四天30多个分论坛中几乎都有中国学者发言。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学术界致力于国际交流的积极趋势。

然而，只要国际论坛上有中国学者发言的，几乎都会遇到在场听众的提问，有的问题相当敏感，从国家高层动向到反腐进展、社会治理、两岸关系，从经济下行到“三大倡议”，从新提概念到政策动向，等等。不少出访的中国学者对世界涉华疑问存在“钝感”，或限于语言表达能力，或源于所知信息有限，或经验不足，或有所顾虑，不少中国学者放不开，不能给予很好的回答。

不得不说，类似国际公共场合的“生疏感”折射了亟待弥合的中外信息差，加剧了增加中外交流频次、提升学者能力的紧迫感。

第二，中国的发展在基础设施上拉开了与多数国家的差距，但微观层面上的对外交往松弛感亟待提升。近年来，中国在高铁、5G、新能源车、绿化、环境卫生等方面突飞猛进，以至于中国学者初到海外任何一个城市，乍看都有到中国二、三、四线城市的错觉，加之论坛承办方几乎都较“拉胯”，会议没有国内那么严谨，会场往往也不气派，中国人的优越感会油然而生。

然而，在海外参会或交流多待几天，便会渐渐有越来越多的舒适感与获得感：前沿信息、热门议题、激烈讨论、头脑风暴，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也没有那么多套话空话虚话。那些被国内讥为“慢悠悠”的外国城市（如笔者近年去的巴黎、柏林、伊斯坦布尔等），处处都是“一杯咖啡、一张报纸、一群朋友、一脸微笑、一个下午”的松弛感，而国内“卷得不行”，对外交往中松弛感不足。两相比较，为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节奏与方向提出了另一个侧面的要求，既要有硬件上的“硬优势”，还要有软件上的“软松弛”。

第三，智能科技时代的国际交流便捷高效，但中外信息受到不少阻隔。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用上了微信，中外交流的技术手段在增多，促进中外之间的交流渠道变多。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都在追踪中国政策时髦词，也在用各个角度解说与理解。从感知上看，中国学者对外讲述的多是官方话语框架下的诠释，很少将政治话语学术化；相比之下，国际上的新鲜提法和学术阐述则层出不穷。

而且，中外信息流动受到比过往更多的阻隔。据统计，2023年全球互联网语言占比统计中，中文仅排在全球前10位以后。笔者在某重要国内英文媒体上曾发过130多篇专栏文章，几乎未得到过国外的反馈，在海外也很难被转载。

可见，中外信息流动存在不为人所感知的壁垒，智能科技时代，大语言模型正以几何倍数增长的速度提升西方话语逻辑下的语库语料。中文生成的内容不参与到全球流动与语料语库融合竞争中，会为未来的历史叙述偏差埋下隐患。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必须先清除中外信息流动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