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如何提升史学研究的视野格局

本文根据李华瑞教授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2024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整理而成。转载自“启真新论”微信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什么是格局？汉语的基本含义是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和范围，由此来说历史研究的格局应该是指对历史的认知程度和范围。

我们的老师辈做断代史或专题史，大致能照顾到古代史几个朝代或者从古代史整体着眼，我们这一代人已很少能做通史，但做断代史大致还可以照顾到某个断代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到我们的学生第四代第五代则已不能通某一断代史，主要限于自己的论文范围，眼界、格局日益狭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个人认为历史研究格局的下降是值得深究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研究的细碎化日益凸显，引起学界的关注，目前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反对史学研究碎片化，认为它使历史研究支离破碎，见木不见林，缺少宏大叙事有害于对历史规律的探索。

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证据是无数碎片积累起来，甚至更有极端认为只有碎片或细节，才是戳穿掩盖真相的层层谎言最有效的利器。所以强调积累“碎片”的重要性。

这两种观点强调了史学研究的两个面相，对于已有较宽阔的视野和格局的成熟研究者，他们需要用细节来展现宏大视野，他们的研究是加深细节并不是细碎。

而对于初入史学门径的研究生，在没有阅读适量的历史材料和对本学科的发展一知半解的前提条件下，径直使用数据库检索，径直进入研究预设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将很少关照某断代史之外的问题，长此以往治史格局将日渐狭小。

从上个世纪末到进入本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依据的材料出现新变化。新材料的解读日益风行，有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趋势，这是历史研究格局变化的又一种表现。

所谓“新材料”有两种状态，一是指出土的简牍、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等，二是指用新的视角对过去常见的材料，如文集中的墓志铭、碑刻、书信、方志、图像等材料赋予新的解释价值。

使用新材料应当是历史学科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如何把握主干材料和“边缘材料”的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材料的史料价值只有在与“旧材料”的比对中才能显现出来，在比对中发现新材料能够对已知文献的不足和细节做补充、矫正、纠误甚或取代，从而产生新的议题，并由此推进学术的新发展。

但是，并不是所有新材料都有这种补充、矫正、纠误甚或取代的意义。这就要求使用新材料的人首先要熟悉“旧材料”和一些基本史实，否则盲目求新就会出现：或重复旧材料已知的常识，还以为是新发现，做无用功；或对新材料没有鉴别，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仅无助于新问题的产生，而且十分有害于学术的推进。

更为严重的是将释读几支简牍、几页文书作为整篇论文的主旨，为释读而释读，或者仅仅依靠碑刻、书信、方志、图像研究某一段历史、某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历史研究日趋细碎化和格局日渐狭小的另一种表现。

那么如何提高眼界和格局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还是要从读书做起，怎样读书是很有讲究的，所谓能读书只是第一步，会读书才是关键。

第一，读名著。著名的隋唐史专家金宝祥先生，在讲到如何学习时曾说过，人生有限，知识无穷，一个人穷其一生读不了多少书，所以在有限的生命中选读反映人类文化思想结晶的名著，将受益一生。

什么是名著？名家名作，具有权威性、经得起时间洗礼，每个学科在每个时代的代表作。比如中国古代的名著，可从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查找。《书目答问》共收图书二千二百余种，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类再以书籍的时代先后排列。每书皆注明作者、版本、卷数异同，并为指引初学者选读，择要略加按语。

国外名著可从《世界汉译名著丛书》中查找，商务印书馆从20世纪50年代起，收录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

20世纪的近现代名著可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查找。该丛书自2009年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具体到读今人的论文和著作，要读知名学者、有影响的学者、被学界大多数人认可的学者的论文和著作，尤其是对初学者更为重要，因为初学者懵懂而容易缺乏应有的判断，所以读“名著”就能降低犯低级错误的可能。

这些学者既代表学界前沿又代表较为正确的知识和观点。即使他们错了，那也多是学界认识水平局限，而非常识性、不符合学理的错误，也不是低水平的重复研究。

第二，读基础书。什么是基础书？基础材料书的选择，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流行最广的、最为常见的因而也是最易寻找的书；二是贯穿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而这些史料经过初步整理、剪裁，眉目比较清楚者；三是能给人们以最基本的材料，这些材料具有普遍的意义。

三者具备，才能够选为基础材料书。在选择好基础材料书之后，就要熟悉它的基本内容。

古人治学所使用的记诵方法，绝不可轻视，清初全祖望往往口诵《汉书》原句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全祖望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学者，正因为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由于我们接触和涉猎的知识面和材料书籍远比古人宽广，因而我们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精研少数或一种书籍，不可能完全以记诵的方法掌握材料，但对于基础书要尽可能地熟悉它，遇见一些基础材料能够指出它的出处，做到这一步是完全必要的。

俗话说“熟能生巧”，只有在熟练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选择、使用它，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发掘出新的问题。先选定题目，再读书找材料，永远赶不上先读一些基本材料，对某些问题有一初步印象而后选定题目，来得深入，这是毫无疑义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方面，即使前人做出极大的成绩，我们研究的起点要放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也丝毫不能放松对基础知识和材料的学习和掌握。这是因为，没有对基础知识和材料的学习和掌握，就无法把研究的起点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平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青年学子们要读一定数量的文本文献，而不是只从数据库查阅资料。读了适量的文本文献之后再使用数据库查阅资料，会有锦上添花、如虎添翼的好处，而没有读够适量的文本文献却径直依靠数据库，一定不能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工作者。

第三，读理论书。科学理论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正确的认识，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同理，研究历史一定要有理论思维，要做到“材料与史观的统一”。

梁启超说过“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李大钊也说过“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

所以，想要站在历史研究的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是沉降在一个个具体的概念和制度层面不能立足于宏观和整体，用抽象的范畴将它们加以概括，即进行理论思维，则必然是一种低水平研究。

已故的著名中国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在提倡学习理论的同时，有两点见解：一是把一切理论都看成是方法，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抉择。也就是说把所有理论都还原为从事历史分析的具体工具，无疑具有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永远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二是以方法为研究的工具，而非是某一种公式化的理论，实在是近代学人治学高下之别的一大关键。所以“史无定法”应是我们读理论书的一个基本原则。学问无止尽，最多是有深浅、多寡之分，而无高低之分，历史研究不仅有深浅之分更有高低之分。这种高低之分来自于史识的高低，而史识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读理论的能力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