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五四之子”后成“中国民俗之父”：遇困难，想毛主席

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之父”。2002年1月10日，人民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在北京友谊医院不幸逝世。值其忌辰，如去特以此小文追思。

钟敬文，原名谭宗，又名静闻、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鱼街。钟先生少年时聪颖勤奋，爱好诗文。1922年毕业于海丰县陆安师范。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学做白话诗。

当时，钟先生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郁达夫曾对钟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

钟敬文先生

钟敬文（前排中）和学术界人士在一起

钟先生的这些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名篇《碧云寺的秋色》被编入课本。先生对于民间文学的兴趣是因为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钟敬文多次强调“五四”是他的启蒙老师，他也因此被称为“五四之子”。

1920年代初，北大国学门印行《歌谣》周刊，向全国征集歌谣。1922年，钟先生从陆安师范毕业后，留在家乡当小学教员，从那时起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后来，他看到外国人对中国的民俗资料视若珍宝，于是想我们自己的国家也该建立民俗学。于是，他就开始“草根文化”民俗学研究。

在他早期的任教生涯中，无论是在岭南大学、还是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他都没有忘记自己这个“草根文化”的使命，一直在致力于民俗和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

但钟先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投身到抗战中去，为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用手中的笔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战后的1947年，钟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倾”、被中山大学解职。随后，前往香港，任教于达德学院。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钟敬文先生应邀到北京参加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1929年，钟敬文与妻子陈秋帆在杭州

在这次会议上，他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总理还给他写下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的亲笔赠言。

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先生与郭沫若、老舍一道筹组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二位为副理事长，由钟敬文先生主持工作。此后，钟先生全力以赴、专心做起民俗学研究。

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和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汤学智谈起研究民俗学的一些经历时，曾经这么说过：“在困难的对候，我常常记起毛主席的诗句：‘风物常宜放眼量’。作为对国家对民族负有特殊使命的学人，我们一定要把眼光放远大一些，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