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乡土”：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自我民族志

本文以自我民族志方法，将自己、家庭和家乡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以自我经历为线索来描摹时代的一个缩影。自我民族志方法在研究范式和伦理上并不成熟，但不妨碍是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值得关注和尝试。

作者：王兆鑫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摘要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寒门”家庭的孩子面临着更多的学业困境和挑战。农村第一代大学生走出乡土社会、成功获得高等教育文凭,表征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意涵。运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范式和叙事方法,基于自身的读书经历,围绕“走出乡土”建构和揭示个体成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幕后逻辑,映射“读书”对农村孩子的重要意义。家庭中特有的教育环境和乡土社会中对于本体追求功业的道德修养,与“读书”这一达成“成功”的路径不谋而合,个体自身对未来生活“过上好日子”的憧憬与获得家庭、乡土社会认同的身份形象,是提升自我能动性和抗逆力的重要动力。此外,乡土中的“贵人”文化丰富了个体的社会支持。

关键词

农村第一代大学生; 自我民族志; 读书; 乡土文化;

农村孩子读书与“走出乡土”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越发高涨。从城市到农村，从精英阶层到一般家庭，无不将教育作为最重要和首要的“事务”。1尤其是在中国北方部分农村，“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的话语中蕴含的教育投资、教育观念和教育安排，已然成为乡土社会中极具仪式性表征“读书”重要意义的文化符号。柯林斯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中写道:“到20世纪中期，大学已经实现了自我应验的预言。通过絮絮叨叨地强调大学学位对‘成功’有多么有用，但却并不具体讲清楚作用在哪里，大学成功地存续下来并发展起来，直到大学学位被认为能够带来特定的回报。”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文凭已经成为政府选拔公职、文官，企业招聘人才的基本标准，文凭主义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已经愈发明显。2(P218)中国社会结构和区域差异在农村和城市间表现出不同的教学场景和资源分配格局，聚焦并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公平已经上升为国家和社会热议的话题。3在文凭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前提下，考察教育对农村孩子走出乡土改变命运、突破阶层再生产的影响程度，成为透视一个国家社会分层状况的重要标尺。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以及由精英型教育到大众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高等教育体系中本科生群体呈现出异质性和多样性特征。其中，超过70%的在校大学生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4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双方均未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村家庭中成功考上大学(本科)的孩子们。他们在后精英教育时代既分享了教育改革红利，又面临着与中产家庭的教育资源竞争，尤其是对高质量教育文凭的竞争。西方学者布尔迪厄、帕斯隆、鲍尔斯等人的研究中指出，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面临教育机会不平等和阶层再生产问题。国内学者也在研究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源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名校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在华北煤炭学院、唐山学院等地域性高校，农村生源比例高达63.3%。5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为具备某些特质条件的底层家庭后代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制度保证，一些弱势群体即家庭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本处于劣势情况下也可能通过集中全部家庭资源的方式垫高竞争平台，争取考试竞争与教育场域优势，6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就是这一概述中最具代表性和发言权的群体。然而，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孩子上学读书的场域与城市学校存在明显的校际间差异。地区与地区之间、学区与学区之间的隔离，使得乡村学校在学校设施、教学资源、课程、老师和学校环境等方面与城市学校均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乡村学校的社会环境，如学生和同学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底层群体特有的文化等，对孩子的学业成就和教育机会存在重要影响。当下，党和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出台补偿性政策等措施，试图减缓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及家庭背景对底层孩子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然而，在高等教育分流的现实情境下，名牌大学这一迈入精英阶层的“敲门砖”，还是让无数寒门学子望而却步。7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寒门学子的升学之路，较少单独关注第一代大学生群体，尽管寒门学子通常内涵着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突破了原生家庭束缚和阶层再生产理论(代际传递)的漩涡，通过读书实现了走出乡土的阶层跨越。因此，在转型期中国，研究这一群体读书和阶层跃迁历程，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第一代大学生研究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展开对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考察他们教育获得进程中面临的劣势、挑战以及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8国内学者则比较关注“寒门”学子教育获得与社会地位升迁困境，极少将“第一代大学生”概念单独提出并就该群体异质性进行考察。家庭文化资本(父母受教育水平)作为划分第一代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的唯一标准，国内外低社会阶层家庭孩子们上学及突破代际传递的“文化动因”存在某些共性。国外第一代大学生考上大学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给家庭带来荣誉;9中国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成就是家庭经验和个体理性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父母的教养方式、对知识的认知与追求、家庭氛围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子女的学业追求。10国内学者已经通过文献评述的形式，围绕第一代大学生求学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成功原因和理论分析，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已有的研究内容。11教育作为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凡涉及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不得不提及教育机会公平。国内学者就“寒门”学子教育机会公平的研究，通常与社会分层、代际传递、教育制度改革相衔接，考察底层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中面临的劣势。

第一代大学生成功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但是相较非第一代大学生而言，他们在生命不同时期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劣势。第一代大学生的劣势主要源于家庭资本匮乏，相比非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存在较高的辍学率、较低的教育期望和自我效能感、更低的学业成绩(GPA)和社会(校园)参与意愿、更难的校园融入和更为模糊的职业规划等。12国内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他们就读地市级及以上重点高中的比例更小，担任班级干部的比例也更小。尽管先赋性家庭劣势对第一代大学生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是家庭的经济和情感支持对第一代大学生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绩均有积极的作用。13

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特有的异质性为我们考察“寒门”学子走出乡土的意义和途径提供了新的落脚点。目前，国内尚缺乏针对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尤其是通过这一群体“走出乡土”的生命历程去考察该群体艰辛的升学进程。通过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基于自身求学经历，聚焦微观个体、家庭、学校和乡土社会对自我教育获得和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影响，试图回答并揭示自己成为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幕后逻辑和“走出乡土”蕴含的生命意义，以弥补国内现有研究的不足。

自我民族志与研究实例

目前，国内不少民族学者、人类学者运用民族志方法考察特定族群的文化仪式和村落社会风俗，14这种田野调查(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文化社会现象进行“深描”，深度解剖了部落组织结构和群体“文化自觉”，揭示了特定社会生活现象的本质。15借鉴这一研究范式，通过自我民族志研究方法揭示自己在求学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成功“走出乡土”的文化意涵。自我民族志在国内学术研究中运用不多，因为该研究方法主体性太强，难以将“问题意识”和“面面俱到”相统一，持怀疑态度者较多。

(一)自我民族志研究方法

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作为民族志研究中一个新兴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将个体与文化相联系的自传式个人叙事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研究运动兴起以来，以民族志为代表的传统质性研究方法备受诟病和质疑，西方研究者开始尝试新方法———通过亲身经历和自我意识讨论并表达文化特质，突显个体化叙事及表达性说明，达到深化并解释文化情境的目的。这种“唤起式”、反思式、本土的叙事方式和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被冠名为“自我民族志”。然而，用自我民族志研究方法和叙事形式展示自我生命特质是一种冒险的学术范式，其主位性视角叙事方式，难以把握这种非传统质性研究方法的质量。这种“自恋”和“自我放纵式”民族志方法难免会被误解进而被说成是一种“草根逆袭”的履历展示。16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多维度发展，自我民族志正在被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运用，成为研究个人与文化问题的首选工具。17

文中的“我”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方法关注自我主体性、自我意识和亲身经历以达成研究目的，实现自我认知和乡土社会文化与教育互动关系的自我觉醒。行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客观事实的尊重与敬畏之情，通过对自身生命史追溯展开论述，旨在向社会和读者传递“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声音，拓宽中国学者对“寒门”学子的研究视野，映射乡土文化对个体教育获得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研究实例介绍

“我”1992年出生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村庄，是村子里第一个迈入985高校的博士生，也是村中第一个进入985高校的学生。从我记事那天起，村子里的大人们就非常关心子女的学业。逢年过节或者家庭聚会，成绩不起眼的我都会成为大人们数落的对象。孩子的考试成绩成为村子里大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重要话题，谁家孩子成绩好，谁家孩子学习不好、调皮捣蛋，村里的父母们都一清二楚。按照乡亲们的话语，学习不好的孩子就是“脑袋很鲁”(形容很笨)或是贪玩。孩子在学校的成绩、表现与其父母在村中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学习好的孩子，家里墙上会贴满奖状，爸妈会觉得很有面子，老师也会对这样的孩子寄予厚望。

上学读书是农村孩子最重要的事务，是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农村孩子如果不读书，就会被认为“不正干”“没出息”。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乡土社会中的教育场域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撤点并校让学生更为聚集，孩子们的课余或暑期生活被影子教育充斥，网络和科技产品融入他们学业之中，孩子们认识和了解世界的途径变得多元。同村儿时的玩伴，大部分已经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我成为为数不多通过教育走出乡土的人。通过开展田野调查，梳理了村庄近10年考入高中和大学(本科)的孩子们，如图1。需要声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就已经产生了分流，能够考入高中的孩子也已经是同群中的少数人了。而且，每一时期都有不同数量的孩子在九年义务教育期内辍学，早早进入社会谋生。

图1 村庄十年间考入高中和大学(本科)的孩子们

我的家庭和乡土:上学文化、经济和情感

国内不少学者通过田野考察发现，很多农村或贫困地区的人们存在“读书无用论”的教育认知和观念。18然而这一观念并非乡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持有“读书无用论”的父母，通常因其子女学业成绩不佳、辍学或未考上高中、大学，才将这一论断作为保护自己和与人争辩的工具。村庄中有个别孩子成为人们不同时期“诟病”的对象，这些孩子就是在九年义务教育期内辍学、高中没考上连职校都不上、成天游手好闲、打架惹事的失范群体。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扩招，近年来村庄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曾经“长大后读博士”的戏言也开始成为现实。村庄中的入仕和读书文化进一步催生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读书行为成为孩子“走出去”和获得乡土社会认同的主流文化，与读书无用的物质主义追求倾向形成鲜明对比。乡土———这一农村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让家庭、学校和孩子们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网，“读书”表征的文化、秩序和规范成为孩子们遵守契约与孝道、坚持上学的内在动力。

(一)教育在乡土和家庭间的相互建构

素质教育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常接触的话语，“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整个国家对孩子们的教育期待。“成就自然成长”(放养式)家庭教养方式让我们这种成长环境的孩子在“竞技型”游戏中度过了童年，比方踢毽子、弹玻璃球、跳绳、捉迷藏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教室黑板正上方的标语，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也是花朵。村落中的父辈们几乎没有人上过高中，初中上完的也是极少，而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男性。孩子们去朋友、亲戚家串门，经常能够听到大人们对“我们”的嘱托，“你们要好好上学，我们就是吃了没有上学的亏”。村中儿童如果在九年义务教育期内就想辍学的话，一般会遭到父母的阻拦或责打，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家庭里一种极为正式、重要的情感与经济投资行为。伴随着城镇企业和工厂增多，父辈们在外务工过程中越发感受到没有文化遭遇的“冷眼”，进而增加了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投资。

传统儒家文化维持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其内涵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个体追求功业的道德修养与“读书”这一成功路径不谋而合。农村孩子受到原生家庭和诸多先赋性因素制约，想要通过努力“过上好日子”的出路少之又少。“唯读书才是出路”的观念加剧了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期待，父母因缺少文化所遭的罪不想让孩子再“重蹈覆辙”。因而，供孩子读书上学成为家庭中重要的“政治性事务”安排。乡土社会中，夸一个孩子好、懂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学习好。谁家孩子学习成绩好，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赞美家长“有本事”、教育的好，孩子父母脸上也就有光，而这样的“面子”对农村人来说是一种社会存在感和社会地位重要的表现形式。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好背后直接地预示着孩子将来会“有出息”，能出人头地，能够为家族甚至是乡土社会及其内部的个体带来荣耀。由于农村人在差序格局之下社会资本的短缺，加剧了他们对有能力人的敬重和依赖，进而读书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及社会效益让整个乡土社会都处于对教育的追捧之中。

(二)家庭内部的教育安排、投资和情感支持

我作为家中独子，成为父母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母亲只上过几天学就自己主动辍学了，辍学的原因并非经济困难或者将教育机会转让给兄妹，19按照母亲的说法，是她不喜欢上学，宁愿在家干活。父亲兄弟两人，他初中没有毕业也选择辍学，进入乡土劳务市场，而大伯则因为坚持上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父母作为普通农民，捡过破烂、干过橡胶厂、建筑工地，似乎能够获得经济报酬的体力活都尝试过。父母的勤恳让家庭经济状况运转良好，为我求学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我上学这些年，总计花费了约30余万元。父母经常对我说的是:“你在外面不能亏了自己，咱家也没有关系、没有人，我俩也没有文化，我们除了能够给你攒些钱，剩下的事情就要靠你自己多努力了，遇到大事多找老师、同学问问，让他们帮忙出出主意。”父母虽然难以在学业上为我提供帮助，但是学费父母都是第一时间筹集好让我上交学校。直到现在父母也经常会问我“缺不缺钱、生活学习状况如何”，并时刻关注我的微信朋友圈推送、生活城市、学校及就读专业的新闻等。父母的陪伴和参与让我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提升了自我生活信心与面对困境时的抗逆力。

农村父母受到文化水平和社会资源限制，他们能够为孩子读书提供的帮助少之又少。由于读书经历缺乏或缺失，父母难以理解或认知到孩子在学校中遭遇的困难，他们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表达对于孩子们的教育期望和行为规训。这种生活经验表达一般是通过自己没有文化的“苦”和别人家孩子考上大学的“好”来激励孩子努力上学。父母们通过积极、认真地“说教”和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注，将孩子教育问题列为事关家庭未来的大事，他们努力务农务工赚钱的过程中也就有了目的性和对未来好日子的“盼头”。家庭内部父母和孩子之间也就达成了某种不成文的默契，即:父母好好挣钱供孩子读书，孩子好好读书回报父母的投资与期望。家庭内部父母期望与孩子读书相互建构过程中，促进了孩子对通过教育实现“走出去”“过上好日子”的自我认同，进而增加了孩子自身对于学业的期待，促进了孩子在读书过程中的自我能动性。继而，“好好读书”成为乡土文化中孩子恪守孝道重要的表现形式。

(三)教师和学校在乡土中的社会地位和符号权力

教师在乡土社会中是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家长将孩子送到学校，委托给老师时经常会说:“孩子就辛苦交给您了，以后还要您多多费心，孩子不听话不学习您好好管就行。”乡村中孩子的家长因为文化不高而对附有文化符号的人或机构心存敬畏和崇拜，他们认为文化能够改变孩子命运。同样，孩子的学习成绩无形中也塑造着老师与家长间的某种权力关系和互动频度，老师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也因孩子成绩差异存在不同。“家长会”作为一个衔接学校、老师、家长和孩子的事务性活动，在这种因考试成绩或学校教育系统价值观宣传需要临时组合形成的场域中，会让家长和孩子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不佳的孩子。奖状作为学校颁发给学生的“文书”，学校被赋予了证明孩子学业成绩水平的权力，学校颁发给学生的奖状数量及所内涵的文化价值决定着孩子对于自己学业能力的认同程度。学生家里墙上粘贴的奖状数量和奖状名称，成为一种“荣誉”表征，也是人们第一时间感知孩子学业成绩最快捷和最明确的信息。因此，孩子们从小就习惯将奖状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墙上。学校是颁发给一个孩子奖状的最终决策机构，而教师则承担了培养孩子通过教育获得“奖状”的职能角色。老师对学生的教学方式和教育期待，成为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关注和关心的“学业事务”。通常情况下，学生家长首先会问孩子老师怎么样，然后才有可能问学校怎么样。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治学理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校对孩子们的培养规范和价值理念，进而增加了家长和孩子对教师这一身份的尊重和敬畏，提升了教师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乡土社会中，逢年过节，长辈们开口问孩子第一句话就是“考试考得怎么样”?考试成绩与孩子将来是否有“出息”密切相关。取得好成绩以让村里人“看得起”，内化为自我的学习动力。同时，乡土环境中“出息”文化增加了我在日后学习生活中对“荣誉”的追求，我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努力学习追求学业奖学金、担任学生干部等，都是乡土社会中读书蕴含的“出息”文化对自我身份认同持续性建构的影响。我从二本院校的本科生，到一本院校的硕士研究生，再到985院校的博士生，“读书”为我及家庭(我和家庭在教育获得过程中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在乡土社会中带来的“荣誉”与社会地位，是我一直努力最重要的动因。

(四)乡土社会中的“贵人”文化

中国乡土社会中，“贵人”通常表征了对个体生命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和贡献的人。乡土社会中人们对贵人的崇拜，突显了农村人社会资本的匮乏。父母和村子里的人经常会说“希望孩子在成长路上有贵人相助，能够少走弯路”。国外研究中已经阐述了第一代大学生存在社会资本劣势，但我在成长和读书过程中却得到了很多“贵人”的帮助，如学校老师、同学以及社会上结识的朋友等，他们在职业规划、情感支持、学业指导等方面为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支持。乡土孩子们对“家”和地域的归属感增加了他们在异乡求学中对亲情、友情和师生情的寄托与珍视，不同时期缔结的关系网络缓解了个体在身份转变过程中的文化不适应感。同样，“贵人”的出现提升了个体自我效能感，促进了个体对学校场域的认同，增加了学生的校园参与和社会参与，减少了社会资本劣势产生的孤独与无助感。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规诫为个体规范了基本的做人道德准则，在社会文化对“大和、大善”的追求中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第一代大学生作为弱势群体，得到了来自社会和学校等场域中人们给予的社会和情感支持，有效地弥补了他们在文凭追求中的社会资本劣势和情感空窗。

我的出路和未来:“走出去”、不容易和“好日子”

农村孩子能够走出乡土，改头换面，翻越阶层壁垒的路径少之又少。放眼全世界，读书这一原本传授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找工作、入仕及社会地位蕴含的社会价值与一个人拥有的“文凭”息息相关。读书赋予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成为农村孩子突破地域属性与阶层再生产“魔咒”，实现“走出去”和过上好日子重要的途径和动力。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由家庭进入学校、由中学进入大学的过程，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相比面临着更多的劣势，这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寒门”家庭的孩子受限于家庭资本，难以平等地参与到中产家庭孩子对教育文凭的竞争之中。尽管中国政府自1999年起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但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扩招并没有真正改变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孩子们的教育困境。他们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获得(质量)始终处于劣势之中，而上层、精英阶层家庭的父母则会通过教育寻租和教育投资等方式在教育资源竞争中占据上风。20不可否认的是，高等教育的扩招为无数的农村学子和家庭圆了梦，让他们通过读书有了回报。

(一)读书在个体维度表征的意义和价值

乡土社会中，孩子们不同的学历或文凭造就了他们不一样的生命轨迹。文凭越高一个人流动的可能性也越高;文凭较低的孩子通常在临近家庭的县城或市区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成为私企或个体商户的“生力军”，乡土人情衍生出的“关系就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1我从进入大学，尤其是考上硕士研究生后，便成为村里人夸赞的对象，一改他们先前对我学习不好的印象，成为街坊四邻在育儿实践中学习的榜样。读书带给个体的身份认同感和乡土福利，消融了个体读书进程中的不容易，提升了读书赋予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不可否认的是，乡土社会中的读书文化和舆论增加了孩子们读书过程中的心理压力。不少孩子从小学习成绩很好，成为大家心目中“有出息的孩子”，却因为在高考时没有考好，未能达到村民对他们的预期，而饱受“批评”和“诟病”。

读书在乡土中还内涵了“成功”的文化属性，满足了孩子们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在探讨中国青年认知的“成功”文化，不同年代的青年群体对成功的定义也不一样。农村家庭和孩子们认知的“成功”与“走出乡土”密不可分，“钱、车、房”这种青年亚文化内涵的物质成功加剧了农村孩子家庭出身的焦虑感和无助感，大学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逃离社会压力、转移注意力的“救命稻草”和“避风港”。“成功”表征的社会地位、财富和声望让个体紧紧抓住读书这一社会和文化认可的途径，逐步演变为兑现自我未来期望的“工具”，进而让孩子能够在乡土社会中成为“被认同的人”。读书，让乡土中孩子走出家门，让他们有能力去重新审视世界和未来，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原有的阶层传递惯性，继而展现出了更多的出路。

(二)挑战、循规和“争脸”

与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刻画的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相比，我更像是那些循规生群体，凡事按部就班，认同和内化了学校与老师的权威以及主流“读书”文化。作为循规生，我从不挑战学校权威，家庭中听话的孩子与学校中爱学习的孩子相互建构，让我服从了两个不同场域的权威，进而也让我在身份认同上与中产家庭的孩子们相近，促进了我对学业的追求和通过读书过上好日子的渴望。读书过程中，考试成绩似乎成为评判学生好与坏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九年义务和高中教育范围内。因此，对好成绩和排名的追求成为衡量个体读书成就的内在动机，而要获得好成就，就只能靠认真听课和努力学习。毕竟，孩子想要获得进入高等院校的资格，必须有好成绩。进入大学后，“成绩”在群体话语中通常与“及格就行”挂钩，但我仍然延续了对“好学生”的认知。因此，我在追求排名、奖学金和“荣誉”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下“努力读书”。与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不同的是，大学阶段“优秀学生”和入党事务等考评标准中，加入了个体班级参与、学校参与和社会参与等考核指标。“争脸”的乡土文化提升了我的参与意识和动力，我不仅担任了班级班长，还参与了学校学生会、社团等学生事务，结交了更多的老师和朋友，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尽管有西方学者认为第一代大学生会因集体意识强烈而在家庭和学校中存在时间、事务性和经济分配等冲突，[26]但这一点并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而且家庭一直支持着我，父母从来都是以我的学业为重，家庭成为我成长过程中最坚实的依靠。

作为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我深刻地感知到求学进程中的困境与挑战，每段生命中的升学选择和职业规划都缺乏来自家庭的指导和支持。随着自身对“成功”认知越发具象，我在群体组织中会出现自卑情绪。尤其是每次进入新环境后，身份转型带来的痛苦、不适应感令我终生难忘。自我再造和适应过程增加了自我的抗逆力，也进一步增加了我对乡土社会中“好孩子”的认同与追求。大学期间，我在周末参与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兼职，如销售、发传单、做家教等，一方面为补贴生活开支，更重要的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懂事的孩子”。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兼职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业，反而增加了我对自身价值的认同，降低了我因一直花销家里钱而衍生的“悔意”。

(三)我的未来:翻越阶层和过上“好日子”

读书为乡土社会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提供了摆脱原生家庭束缚的渠道，延续并赋权了个体对乡土中“好日子”的追求。作为农家孩子，读书塑造出的未来在个体生命和家庭中相互建构，个体成就表征了家庭教育投资和“付出”的正确程度。乡土社会中，倘若一个孩子通过读书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或者做出了特定的成就，村中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及父母“吃得苦”没有白费，终于见到“成绩”了。如此，读书给个体和家庭带来的“荣誉”和财富，会进一步提升乡土家庭对孩子们的教育投资和教育期待。但是，假如一个孩子没有通过读书找到好工作，这样的例子再不断增多，乡土中的人们便会产生对读书价值的再思考，“读书无用论”也将会占据乡土读书文化上风。需要明确的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孩子们，无论他们离家多么远，他们的生活以及达成的社会成就都逃离不出乡土社会中人们评价的话语。

农家孩子通过读书实现“走出去”，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过程。随着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教育政策、学习形式和考核方式等已经发生了深层次转变，乡土中的孩子们面临着来自国家、社会、民族和世界多重文化的冲击。但是，乡土社会中的读书文化，却一直是无数底层家庭孩子们坚持走出来、翻越阶层藩篱最主要的动力。那些没有考入大学的孩子们，也不再像父辈那般与土地密不可分，他们成家立业后同样过上了相较父辈更为优越的生活。他们中的有些人，通过专科教育或者是后期入职后的成人教育获得了一份工作，继而他们又将自己的“遗憾”变为激励孩子学习的动力，这样他们就完成了阶层的再生产和对乡土读书文化的传递。

批判和总结

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阶级、种族和国家间的矛盾尖锐激化，以布尔迪厄和帕斯隆、鲍尔斯和金帝斯等为代表的冲突论学者们开始思考并批判教育功能主义理论，刻画了阶级阶层属性对孩子们教育成就和社会地位成就的深刻影响，社会再生产理论让整个世界都处于对社会分层的恐惧之中。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也在这一舆论风潮下著书立说，揭示低社会阶层和低收入家庭孩子们贫苦的生活状况及他们面临的教育机会不公平。然而，世界范围内的第一代大学生群体却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理论“魔咒”，他们在家庭资本缺乏、教育质量低劣、教育机会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之下，成功地获得了进入高等教育序列的“敲门砖”，实现了社会阶层跨越。因此，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即“寒门学子的突围之路”，为我们研究低社会阶层家庭孩子们的教育获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落脚点。需要重点提出的是，我们不能再用宏观的社会视角去研究教育问题，而应该深入教育内部、聚焦微观的领域，去研究个体行为和个体与教育环境的相互建构。我们要关注孩子们成长的社区环境和文化，研究学校、老师、家庭对个体教育价值认知的塑造和影响。同时，我们也要去洞察和剖析个体自我能动性在抵抗劣势和困境时的认同与策略。通过自我民族志的研究范式，围绕“走出去”的意义建构，考察“寒门”学子在读书进程中与家庭、学校和乡土文化的互动逻辑，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尽管农村家庭孩子在读书过程中相较中产家庭孩子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不平等，但是乡土社会中的读书文化和家庭中父母的情感与经济支持促进了孩子们对读书价值的认同。读书作为农村孩子重要的“出路”，其内涵的让一个家庭过上“好日子”的未来生活期待，与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中追求功业的道德修养不谋而合。读书在乡土社会中让一个孩子获得了被认可的条件，孩子好好读书与父母努力挣钱是一种符合乡土秩序和规范的行为，这种行为内涵的文化维持了一个家庭在乡土中的社会地位和“脸面”。因此，农村家庭积极地去投资、供孩子上学成为一件值得赞许的行为，孩子通过读书获得阶层翻越和“走出去”也是一种兑现孝道和回报父母恩情的表现。农村人讲究过日子要有“盼头”，而培养孩子读书就和老百姓嘴中常说的“做任务”(指父母在孩子成长中为其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如帮助孩子完婚、帮助孩子照顾孙辈等)一样，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总之，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出现，与乡土社会中特有的对读书人的崇拜和家庭及个体的自我能动性是密不可分的。值得警示的是，我们不能忽视第一代大学生及低社会阶层、贫困家庭孩子们在教育获得中面临的劣势。尽管中国自1998年开启了高等教育扩招之路，但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教育系统的膨胀并没有显著增加个体社会流动的机会，从“出身”到“成就”的转变也并不明显。当本科教育文凭变为市场中的通货，条件优越家庭对更高质量教育或更高层次教育文凭(研究生)的追逐，进一步加剧了弱势阶层孩子们的教育危机感和教育压力。

当然，具体的研究方法会产生研究局限，对单个案例的深描难以表征和涵盖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群体“成功”的全部原因。而且，这种对生命历程的回忆过程往往是一种自我主动筛选信息的过程，难以真正客观地展现我从农村“走出来”的全过程，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人认为存在美化和自我崇拜的动机。但是，作为一名从农村家庭走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我对自己亲历的求学历程是最有发言权的。虽然在思考和行文过程中尽量客观，可能还是难以完全排除情感的倾向性。因此，研究也只能是“抛砖引玉”，试图尽量全面地描述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成功的原因和面临的挑战，揭示其幕后的文化逻辑，为中国学者对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提供借鉴，促进多种研究方法在教育社会学和弱势群体研究中的运用。

注释

[1]Xin Xiang.My future,my family,my freedom:Meanings of Schooling for poor,rural Chinese youth[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2018(1)．

[2][美]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著，刘冉译．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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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兆鑫．寒门学子的突围:国内外第一代大学生研究评述[J]．中国青年研究，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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