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布言：孔孟之道的缺父心理情结

什么是人文的真实含义？人文基本要素是人格和权利平等。没有这个基本要素则蔽于人文。兼爱即是爱人若己，重视个人权利平等，这是人文和道德的最早起源。从本体论上看，人文必然以神为本，因为神欲人相爱互利，人要利天荣耀上帝就要则天顺从上帝，就必然爱人。反之，人认识神之所欲，神欲人兼爱交利，所以人文是认识论的。毕竟只有人凭借其天赋的反思理性才能认识和理解兼爱，反思自由（追求心身安宁的状态）要求人自己去兼爱，把它作为应然道德去实现。神从来不对动物作兼爱要求，因为动物并没有天赋的反思理性去认识和理解兼爱，动物只有遵从本能的仁爱，以自我保存为中心，实然爱己，爱己优先。亲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尊尊就是以权力为中心，二者可以天然统一起来。人向神献祭就是为了定期向神祷告自己的言行和忏悔。儒学作为一种教化和处事哲学也是不合格的，是反人性、反人文的。它不教化平等和人格尊严，却教化不平等秩序和人际关系，教化顺从的奴隶道德。礼乐教化就是要让人服从等级礼制，以礼划分等级，分之节之，以乐调和对立，和之舞之，终究属于野蛮的亚洲种姓文化之一种。

就像我们不研究哲学，不懂哲学，永远不知道墨学的哲学性和哲学价值一样，不研究神学，不懂神学，就永远不知道墨学的宗教性和宗教价值。反之，不懂墨学则很难懂哲学和宗教。具体对标，不懂墨家就不懂基督教；不懂基督教就不懂墨家——我把神迹界定为符合理性和自然法则的启示；把那些不符合理性和自然法则的事情和说辞称做诡事或异事即“神迹”、诡说或矫命。《圣经》里那些诡事除非用隐喻来解释，犹太-基督教野蛮性质是很明显的。这说明创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民族（摩西和耶稣都属于犹太人）及其圣经作者仍然是野蛮愚昧的。墨子一开始就把理性和信仰与科学统一起来，因为在墨子看来，信仰与科学都是理性思维的发现。所以《墨子》里几乎没有违反理性和自然法则的诡事和诡说。墨家讲纯粹理性，二元世界，重视精神生活，拟实论物；儒家讲感性审美，一元世界，重视物质享受，食不厌精。墨家讲人皆天臣，人人平等，男女同权；儒家讲三纲五常，女子小人，男尊女卑。墨家布教人文道德，兼爱非攻，爱人如己；儒家宣传奴隶“道德”，顺而不违，孝忠不二。墨家信仰上帝，天志明鬼，天命非命（承认不可改易先天命运，努力改变可改易的后天命运）；儒家不信上帝，不问鬼神，天命宿命（以宿命论或命定论为天命）。墨家讲民自养，赖其力者主，与其劳而获其实；儒家讲官养民，学而优则仕，作民父母禄在其中。墨家兼爱，上帝命令，爱人若己，应然道德，人权平等，超越血缘，普遍爱人；儒家仁爱，动物伦理，实然爱己，人权差等，血缘限度，爱人局限。墨家尚同公义，同异交得，自下而上，取同存异，周不下比（举公义，辟私怨）；儒家君臣父子，重异轻同，自上而下，和而不同（无同-公义，不可能和谐和平），周而不比（没有公义，周群不可能）。墨学讲哲学和科学，讲逻辑，讲有理有据的批判思维，讲科学的精神、思维和方法论（墨经里的科学提现了那个时代人类科学的最高成就，它的永恒意义不仅在于科学知识，而更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的精神、思维和方法论）；儒学反哲学和科学，不讲逻辑，纯粹是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没有科学的精神、思维和方法论。先秦学说弱就弱在儒学，中国文化病就病在儒家。

哲学的适合土壤是自由，没有不同学说的互相自由反对和辩难，则不可能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孔子出于仁爱偏私，爱己优先，杀少正卯，以言治罪， 开了官方和刑法限制哲学的先河，说明中国哲学甫一出生就没有一个适合于它的好环境，预示着中国哲学可能面临的窘境和萎缩。

儒学作为独断论，是没办法讲逻辑的。因为根据演绎逻辑，要么从它的前提推出错误结论，证明它的前提是错误的，要么从它的前提推不出它想要的结论。例如，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这两个命题含义差不多，意思都是没有同义，一群人能够和谐和平相处。我们从来不指望，一个把自己疆域定义为无限的国家能够保持长久和平，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我们从来不相信，一群坚决要消灭以色列的人和以色列人能够和平相处；一群见不得吃猪肉的人和吃猪肉的人没有共同的底线道德-法律的存在能够和谐相处。如果一群人盲目相信“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以此为前提来演绎推理，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原本可预知的损失和伤害。从实事上我们也并不能必然归纳推出上述命题。

一个开创者是成长于单亲家庭而具有缺父情结的心理患者，且没有逻辑的独断论学说，在我们这里是没有价值、地位和丝毫权威的。这里又引出中国思想史的一桩奇案：为什么孟子吸收墨子的伦理思想远远大于孔子，例如，兼爱社会理想，非攻赞诛，以义为正，以“仁政”作义政，等等，却依然尊奉孔子？原因就在于孔子和孟子都成长于单亲家庭，从小缺乏父爱的保护和关怀，缺父情结特别浓重，生命中始终幻想有一个父能够作自己靠山和保护伞（一个心理公理：人们越缺什么就越渴望什么）。随着岁数增长进入成年阶段，这个缺父情结就由家父转移到权力之父的身上，认君为父，培养了一种“无君无父”的偏激而又暴怒的心态。孟子曾经以公开的廷骂告密天下君王：墨子尊天上的众父，不尊地上的君父（不得不让人想起法利赛人告密罗马总督皮罗多：耶稣服从天上的父，不服从地上的父。结果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墨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墨学复活永生是迟早的事。耶稣受难复活隐喻不过是预告世人，墨学必将复活，永生！未来世界要皈依墨学天教，天下兼爱！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缺父情结），孔子顺水推舟地接受西周宗法等级礼制及其亲亲尊尊原则，主张更加集中的君主权力，毫不留情地抛弃了西周的另一顶梁制度，封建分权制。孔子教育学生：君臣父子，孝为仁本，忠孝不二。形成了儒家君权父权化、以君作父、君臣关系就是父子关系的重要思想。孔子这一套理论正好又符合孟子的缺父情结和心理，故而孟子多学于墨却认可了孔子和儒家，坚决捍卫孔儒学说，成为儒家亚圣就不奇怪了。但是我们应该认清，由于孟子的缺父心理和来自母亲的感性审美判断力跟孔子如出一辙，他并没有专心学会墨子的纯粹理性判断力和二元世界思维模式，没有区分“以形貌命者”的貌物之知（此岸）与“不可以形貌命者”的论物之知（此岸）因而无法区分事物偶性（貌物之知）和本性（论物之知）；也不懂得拟实举名和说明逻辑。这一段与心理学（包含病理认识论）有关的大事因缘——中国思想史的大事因缘：两个具有缺父情结的巨婴和心理患者臆构的孔孟之道主导了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主宰了国民的精神世界——决定了中国此后2000多年的思想史走向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思想史和民族心理史观上的重大意义，任何一个研究中国思想史或观念史和文化史的学人都不应当忽视。总之，秦汉儒术独尊以后，缺父心理情结和西周宗法等级礼制结合的奴隶道德，独断论和独裁权力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左右了中国思想和文化与民族性发展的基本线索。源于动物伦理（亲亲尊尊）的奴隶道德，一方面迎合了庸众的偏私的情感和心理，一方面在权力自上而下地强力推广下，久而久之就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民粹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主宰了中华皇制国家的不平等的秩序和人际关系。这实在是令人悲哀的重大历史事件。

梁启超也很粗陋，毕竟受的是儒门教育，稍不留神，就暴露了肤浅。古希腊讲爱智，孔子讲智仁勇三达德，他窃喜，以为爱智不过儒家三达德之一，所以认定“儒家哲学的范围，比西方哲学的范围，阔大得多。”（梁启超《儒家哲学》）完全是照不准确的译文来望文生义。殊不知，西方的爱智乃是爱真理，即探求事物的普遍原理，包罗道德原理或法则。诸如仁的原理是“体爱”或兼爱人（爱人待周，不待周不爱人）；勇的原理是“志之所以敢也”。其中，“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墨经》上20条）这个科学原理乃是超越时空限度或经验限度的永恒知识。很明显，儒家的礼仪道德包括中庸之道和至善都不是普遍的道德，而纯粹经验的形式道德，至善乃是不同角色的行为规范，角色行为符合这个规范就是至善行为，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物和场合的普遍的道德原理：敬而爱人，或敬爱人。中庸之道就是符合不同角色的恰如其分的情感表达。智仁勇三分，就把仁和勇独立于智（真理或原理）之外，仿佛仁和勇作为美德没有其本质原理，缺乏其应有本性，仁和勇没有了超越性的绝对标准，就有任意或任性之嫌了。我们没有必要为个人行为设定繁文缛节和不同的礼仪规范。只要我们的行为符合唯一的道德原理，即利人法则或敬爱人法则，它就是道德行为，就是道德实践。孔子不懂哲学，故而把仁和勇独立于智之外，使儒家道德失缺作为道德灵魂的科学原理。墨子非儒，俘虏了孔子，为他的皮壳安上灵魂。从此，仁义才有了道德灵魂，剔除了一切与道德本身无关的礼仪规范和繁文缛节，使“仁”、“义”、“礼”、“智”、“信”这些名词符号真正代表了道德，具有了道德意义。义（真理）自天出，上帝手握绝对必然性原则，从这个原则滋生出具体的绝对必然性原理而为宇宙造物赋性。

科学和哲学依赖纯粹理性判断力，需要严格的排除例外的抽象归纳法，得出必然性公理，依赖必然性的严密演绎法，得出必然性结论。当然，或然性知识属于人的主观知识或意见，还没有客观化——客观化就是必然性，——人还没有完全把握因果关系或必然关系中的全部原因或条件。儒学依赖单纯感性审美判断力，只要个人行为符合礼制规范，情感表达符合中庸之道，就具有一种美感化的仁义道德。

孔子讲智与仁和勇并列；孟子提出四德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语）将仁、义、礼、智四德并列。很显然，儒家的智作为诸德之一绝不是古希腊哲学“爱智”之智（真理知识）。否则儒学就不可能没有探求事物普遍原理的形而上学或哲学，就不可能没有于万变之中探求普遍真理的定义法或拟实法，就不可能没有论物之知和不可以形貌或量数命者（无形有或真理），就不可能没有超验归纳和演绎，就不可能没有哲学和科学，就不可能没有人文和宗教，就不可能没有天志法仪或自然法，就不可能没有应然道德和平等兼爱，就不可能没有公义和民主，等等。前者（儒学之智）依赖感性审美判断力，礼制规范与中和之道分别是判断行为和情感表达是与非的标准。只有符合礼制规范的行为，与符合中和之道的情感表达才是智的表现。后者（哲学之智）需要纯粹理性判断力，要从本质上探求事物类别的是与非，即关注通常所谓的种类是非之异，同类相是，异类相非，对本质的探求就需要纯粹理性抓住事物的超验的抽象同一性。

孔子一方面讲“有教无类”，另一方面又讲“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语），基本上可以推理出所谓的有教无类就是反对因材施教，而是实施统一的投喂式教化。当年周公设计出宗法等级礼制作为家国同伦秩序，也就在于亲亲尊尊是从动物继承而来的伦理秩序，无论上智下愚都能轻易接受和理解。这一套伦理秩序符合一般人的眼前经验，——谁不爱己优先，谁不亲亲爱人大于爱陌生人——容易为一般人所普遍接受。这是儒家伦理民粹主义和庸众心理史观盛行的原因。其实，有识之士诸如墨子、耶稣已经看出人性弱点在于凭借自身力量无法克服的偏私的情感和心理。如果这种偏私性得不到有效克服，任由其恣意横行，就可能导致人人亏人利己，相害相贼，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所以就要强调上帝的兼爱交利命令，并遵照上帝旨意成立国家、政府和法制秩序来帮助人类自己克服凭借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人性偏私性。这就是墨子的国家、政府和法仪的起源说。说句实话，没有法制和神圣意志的直接赏罚及其借助人民公共意志的间接赏罚，我们每一个人自身都可能罪恶无边。我们千万不要脱离儒家的语境和实际教化来理解儒家的“有教无类”。就像我们不应该脱离儒家语境及其亲亲尊尊原则而用现代文明来理解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否则，我们就可能不自不觉陷入儒家设置的双重的“道德陷阱”和“政治陷阱”——伪造的道德和民主指路标，把我们引向道德与民主的相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