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实秋|师母张兆和与贤契汪曾祺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得知这一噩耗的当天，张兆和就送去了花篮，花篮两旁的黑色缎带上写着：贤契曾祺安息（上款），兆和率晚辈敬挽（落款）。花篮置放在汪曾祺家灵台的前面，这是灵堂中唯一置放的花篮。5月28日，北京八宝山公墓吊唁大厅举行了汪曾祺遗体告别仪式，年近九旬的张兆和执意要去送汪曾祺最后一程，她不仅是前来告别汪曾祺人群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来得最早的一批人。张兆和手执一朵待放的玫瑰，饱含着泪水，两位晚辈搀扶着她，在《天鹅》乐曲声中一步一步地缓缓挪行……作家顾村言看了当时拍摄的照片，十分感动，在《清冷与小温》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照片上的张兆和眼睛里满是泪水，浸满了悲痛”。那天，张兆和对汪曾祺子女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当晚，有一位记者电话采访了张兆和，她叹惜道：“像他（汪曾祺）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没有了。”这两句话，当时就在媒体上广为传播，而在之后评价汪曾祺的文章中，其引用率也极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大概是关于汪曾祺评价的最具有概括性和影响力的两句话了。

张兆和曾给汪曾祺写过一封“很长的信”，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信，汪先生曾多次与别人说过，也在文章中再三提及。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一时找不到职业，生活困窘，情绪极坏，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汪曾祺说，沈先生得知后，立即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同时又叫三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信中说的三姐，即张兆和也，她在张家姐妹中是老三。这两封信，是老师、师母对他生命的挽救，给了他生活的希望，对汪曾祺的一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汪曾祺终生铭记，终生感恩。

1958年，汪曾祺又因“右派”问题下放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有时不免会消沉迷茫、心灰意懒。沈从文写信鼓励汪曾祺不要忘了写作，他劝慰弟子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我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黄）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汪曾祺一直保存着这封信，可惜在动乱年代遗失了，但信中重要的话，他记得清清楚楚，脑海中常常萦回着信中这一段贴心的激励之言。

1961年，汪曾祺写了小说《羊舍一夕》，随即给了沈从文和张兆和，并寄交《人民文学》编辑部。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京津及华北地区初审的崔道怡看了，十分喜欢“这种纯正优美、诗韵温馨的小说，随即提交复审”。其时张兆和也任职于《人民文学》，与崔道怡同事，她向崔道怡介绍说，曾祺是从文的学生，文笔很好，并建议请黄永玉为小说画插图。当时，张兆和的话，无疑是有一定分量的，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沈先生八十寿辰，不告诉人准确日期，汪曾祺去问，沈则说已经过了。汪曾祺“只好写了一首诗补为之寿”，随后写信告诉林斤澜：“他一家看了都很高兴。”当然，这个“一家”，首先就是沈先生和沈师母啦！

对三姐给他的肯定和赞许，哪怕只是一言两语，汪曾祺都是很在意的。有一次在沈先生家，师生俩聊起了沈先生的《月下小景》，汪曾祺说：“‘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这写得很美，但是我还没有见到一个作家写到甲虫的气味！”这时，张兆和因为汪曾祺发现了这一点而很兴奋，说：“哎！甲虫的气味！”（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

至于张兆和对孩子、对保姆的“抒情气氛”，汪曾祺也在文字间流露了他对师母的“尊崇”。比如，“沈先生、沈师母和儿子、儿媳、孙女是和睦而平等的。”“有一阵，儿子、儿媳不在身边，孙女跟着奶奶过。这位祖母对孙女全不像是一个祖母，倒像是一个大姐姐带着最小的妹妹，对她的一切情绪都尊重……去年春节，孙女要搞猜谜活动，祖母就帮着选择、抄写，在屋里拉了几条线绳，把谜语一条一条粘挂在线绳上。有客人来，不论是谁，都得受孙女的约束：猜中一条，发糖一块。有一位爷爷，一条也没猜着，就只好喝清茶。”沈从文先生请过一位保姆叫王嫂，和沈家一直相处极好，离开沈家多年，还一直和沈家来往。王嫂“去年在家和儿子怄了一点气，到沈家来住了几天，沈师母陪着她出出进进，像陪着一个老姐姐”（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因有刊物约汪曾祺写关于沈从文“转业”的文章，汪曾祺要夫人施松卿打电话给张兆和，张兆和很是支持，说“叫曾祺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张兆和给了汪曾祺几封沈从文的信，汪曾祺说，“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

1992年10月24日，学者巨文教就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专程拜访请教了张兆和。临别前，巨文教告诉张兆和，第二天将去拜访汪曾祺。张兆和对他说：“到汪先生处，会有更多收获。”这一句话，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张兆和对汪曾祺的信任与赞许，并由此感悟汪曾祺对沈先生的了解与理解已达到何等的广度和深度。

沈从文先生去世后，汪曾祺协助张兆和参与了《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别集》的编辑出版，并应邀担任这两本大书的顾问。同时先后参加这两本大书编辑工作的张永中先生还记得一个细节：在编辑《全集》期间，张兆和曾几次请有关同志吃饭，“一次是专门去全聚德吃烤鸭。那天，汪曾祺先生也在，还喝了点酒，脸呈了酱红，讲话声音有点嘶哑，却洪亮”（张永中《杜鹃声里的记忆——关于沈从文墓的一些旧事》）。沈从文先生在世时，曾有个愿望，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便于收藏携带，便于翻阅”，并基本选定了作品。他去世不久，岳麓书社与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迅速就编辑工作进行了沟通、磋商并达成共识。在为这套袖珍本定书名时，汪曾祺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借汪朗的话说，这书名是老头儿“踅摸”出来的。开始，这套书书名拟叫《沈从文作品选》，大家认为太俗，不好。叫《沈从文作品精选》吧，感觉流于一般了。最后，汪曾祺建议叫《沈从文别集》，张兆和与同事们都觉得好，一致欣然从之。

用学者郜元宝的话说，“汪曾祺对这位师母是非常崇敬的”（郜元宝《汪曾祺写沪语》）。此言不虚也！这个崇敬，虽与老师沈从文不无关联，但三姐的文学天赋和仁者情怀，是汪曾祺由衷崇敬的根本缘由。张兆和是名副其实的才女，早在中学二年级，她就创作了剧本《王昭君》，并发表在乐益女中的毕业校刊上。她的第一篇小说《湖畔》，于1934年刊发于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巴金说，“她的短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巴金《怀念从文》）。这一年，张兆和才24岁。1941年，她以《湖畔》为书名的五篇小说结集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面世。1999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湖畔》列为民国女作家“虹影”系列丛书，与苏雪林、张爱玲、林徽因等排为一列。有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认为，张兆和的小说“若署上她丈夫的名，也看不出丝毫端倪”。也有人认为她“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被深深遮蔽掉的作家”。尽管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张兆和卓越超凡的文学才华却是不可否认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33年，她就翻译了英国女作家玛丽·安·兰姆的小说《我的水手舅舅》，刊发于《西湖文苑》第一卷第三期。于此，亦可窥见她的阅读层面和翻译才华。

至于张兆和对沈从文在文学上、学术研究上的作用，那几乎就是公认的了。尤其是沈从文去世后，她对整理出版沈从文作品集以及沈从文研究的贡献，更是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沈从文传》作者、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说，“我每次访问沈从文，至少有张兆和先生在场帮助翻译”。因为沈从文只会说湘西话，别人很难听得懂，这时张兆和就起到了“翻译”的作用。学者陈子善也采访过沈从文，也听不懂沈先生的“湘音”。他说，“老人家很风趣，他讲了以后会笑，但我不知道他笑什么。有时候张先生在，她会做翻译；有时候张先生不在，只能不懂装懂”。

张兆和不仅充当了“翻译”的角色，有时也是沈从文作品的助编与审读。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三姐帮助整理校对的。有时，她还要为沈先生改信里和作品中的讹误。在一封信里，张兆和直率地批评沈先生：“你这个字，老是用错，我给你改过多少次，你还是用错！”盖沈先生用字不规范也。汪曾祺说张兆和是沈先生文集的“一个极其细心、极其认真的义务责任编辑”，毫不夸张，确实如此；这两个“极其”，亦表达了汪曾祺对三姐的崇敬之心、感佩之情。

汪曾祺写张兆和的文字虽着墨不多，但小中见大，寄情深厚；张兆和对汪曾祺的评论也不过是片言只语，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说起汪曾祺，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情谊自然是众所周知、脍炙人口；然而论及张兆和与汪曾祺的交谊，所知者则不多矣。以愚之管见，这是不应该被岁月淡忘的。

金实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