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高原上的马蹄声声：河西大牧场的千年养马史

中国养马的历史久远。陕甘宁的广大区域自秦代以来，乃至隋唐、到宋、明，一直是历朝历代牧马的地方。秦人非子牧马的历史更是古老。

《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绝对不容小觑。《资治通鉴》更是尖锐指出：“出师之要，全资马力。”战时的马直接关系到边防戎事与国家安全。

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对待马都很重视。冷兵器时代，牧马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牧业问题，作为重要的战备物资，谁拥有了风驰电掣的骏马，谁无疑就拥有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是一个可以提升到标志国家军备实力的战略问题。

秦鞍马骑兵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汉阳（大马营）大草滩，直达祁连山西端，一举击败盘踞在焉支山、大马营草原的匈奴各部。败退的匈奴族凄然回首，发出千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掩面西去。

盘踞草原的匈奴人退走后，少年将军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大马营草原上创建了一个地跨甘青两省、毗邻三市（州）六县，总面积329.54万亩的皇家牧场，用来牧养骏马。这就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皇家马场，也是时至今日世界第一大的山丹军马场。

历代统治阶级重视马，但是各朝马政制度不尽相同，马事发展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劣有优。

史载，汉承秦制，中央设九卿，九卿之中有太仆掌马政，下设牧师苑令，有马苑。西汉三十六苑，分布在西北。监苑有官奴婢三万，养马三十万匹。

西汉三十六苑散布西北各地，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交接、宜农宜牧的陕北高原自然位列其中。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两千年来，这儿始终是朝廷牧马的重要基地。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可知六牧师苑是西汉在边郡设立的国家牧马基地。《汉书·地理志》载：北地郡灵州县有河奇、号非二苑。归德县有堵苑和白马苑。西河郡鸿门县有天封苑。清代学者钱大昭认为上述诸苑就是西汉的“边郡六牧师苑”，地当西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之内，大概就是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一带。

上述六苑中堵苑和白马苑所在地的归德县、天封苑所在地的西河郡鸿门县等皆在今日陕北地区。

归德县设立于汉高祖二年（205年），县址设在今吴起县西北铁边城镇，属北地郡。东汉建武元年，废归德并入参栾县。北朝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复置归德县，属恒州。隋大业元年（605年），以洛水所出为由，改归德县为洛源县，属弘化郡。

鸿门县设立于西汉时期，属上郡，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北。东汉时废。

《神木县志》第439页云：《汉本·地理志》称，“西河郡鸿门（县）有天封苑（军马场）、火井祠，火从地出也。”《汉书·郊祀志》也说：“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祀天封苑火井于鸿门。”《地理风俗记》更具体：“圁阴县（今神木县南）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苑、火井庙，火从地中出。圁水又东。”按《水经注》和《大清统一志》记载，圁阴当在秃尾河西；鸿门又在圁阴西15公里，汉代西河郡，应在县西南部。

因年代久远，上述确切地址已无法寻找。不过，神木县境西南大保当乡政府所在地打坝梁及任家伙场附近，中年以上的人至今有将其地叫做“军马场”的；同时高家堡镇西南秃尾河西沙梁上又有火井庙遗址。据此，汉代火井似乎就是此地。

多有史书记载，东汉时与西北羌族等经常发生战争，汉必俘羌族牛马驴驼数以万计。可证当时的西北一带以畜牧为主，养马已蔚然成风。

甘肃省武威市雷台的东汉墓葬出土的铜车马仪仗俑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陕北地区更是完全属于游牧胡人的领地。逐水草而居，豢养牛马驼羊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手段。北朝名将斛律金高歌一曲《敕勒歌》唱的是自己塞外家乡，那彼时的陕北高原何尝不是这番景象？否则赫连勃勃也不会在无定河畔发出“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的感慨，并择定在今日靖边白城子建立自己大夏国的都城。

隋唐时代，自秦汉以来就是丰茂畜牧场地的河西，官府畜牧业更加勃兴。

宋人所撰的《新唐书·兵志》中评价前朝马政道：“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唐朝初建时，多年战乱导致国家马匹锐减，最少时，仅有几千匹，还让李世民因之承受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但经年的多措并举，唐代在最高峰时，官马达70万匹。那时，朝廷在太仆寺下设四署，专人专职理马。

昭陵六骏·特勒骠 来源：西安碑林博物馆

据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志·卷四十·兵》中有关于唐代牧马史的相关记载：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曲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

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牧监。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它皆失傅。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

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景云二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仇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

大和七年，度支盐铁使言：“银州水甘草丰，请诏刺史刘源市马三千，河西置银川监，以源为使。”襄阳节度使裴度奏停临汉监。开成二年，刘源奏：“银川马已七千，若水草乏，则徙牧绥州境。今绥南二百里，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要，畜牧无它患。”乃以隶银川监。

从唐初贞观至中唐天宝年间，唐代牧监的地域逐步扩大，且偏重在西北地区。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东至楼烦。这一带水草丰盛，田土肥腴，气候高爽，特别适宜于畜群繁衍。

那时的陕、甘、宁一带置有八坊四十八监，养马70余万匹。其中上监养5000匹，中监养3000匹，下监养3000匹以下。在麟德年间，唐朝的马政规模已经远超前朝。

唐 三彩黑釉陶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但这些当时的草料丰美之地大多远离中原腹地，且地广人稀，管理难度大。加上部分马场所在的“河曲丰旷之野”，是唐初集中安置突厥降附部落的地方。那些实力雄厚的突厥部落即使已经归顺唐朝，但也是多有反骨，时常撕毁和约，挑起争端。永隆元年（617年），突厥“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就是最好的例证。

突厥降部反叛，屡屡进犯时，作为当时重要战略资源的马匹自是突厥南犯首抢物资。

《册府元龟·监牧》记载：永隆二年（618年）七月，夏州群牧使安元寿等奏：“从调露元年九月已后，至二年五月已前，失马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匹，牛一万一千六百头。”

《资治通鉴》亦有载：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自调露元年九月以来，丧马一十八万余匹，监牧吏卒为虏所杀掠者八百余人。”

夏州位处河曲核心地区, 是唐重要的产马区之一。两年中, 夏州失马达18万余匹, 监牧吏卒800余人被掠杀, 这与阿史那伏念的叛离以及突厥的侵寇有着绝对的关系。而失去大量的马匹, 对于唐朝的国防力量, 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战乱间隙的贞观四年（630年），趁突厥内讧众叛亲离之际，太宗大将李靖统领大军重创突厥。此后突厥实力大伤，臣服于大唐，换来了边境五十多年的和平。

仪凤元年至调露元年（676-679年），朝廷在陕北盐州又设八监，在岚州设立三监。盐州的治所在今天的陕西定边县，岚州的治所在今天陕西岚县北部。盐州“八监”统领白马等坊，岚州“三监”统领楼烦、玄池、天池等监。史载，开元年间（713-741年），盐州刺史左骁卫中郎将张遵兼任盐州监牧使。

到唐睿宗（684-690年，710-712年）时期，河曲被吐蕃占据，朝廷的牧马地区转向东方发展，到达陕西凤翔、彬县、甘肃泾川、甘肃宁县等地，所谓“岐、邠、泾、宁”四州。

天宝十二年（753年），哥舒翰收复九曲部落，唐朝政府重新恢复了旧日的牧马要地，本来可以利用这片土地，繁殖更多军马，但是“安史之乱”（755-763年）随后爆发，完全破坏了唐朝军马的发展计划。

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向东掠扰，唐朝的牧马地区大部分荒废。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位于今定边县安边镇城的盐州城被吐蕃人占据，贞元九年（793年）因盐州灾荒，吐蕃屯兵困难，随即毁盐州城而遁。同年唐王朝发兵三万五千人，以二万九千人向西防御吐蕃人的进犯，抽调六千人修筑盐州新城，遗址在今榆林市定边县城，只用了二十天时间就修成了。新城修好了，边境安定了，即所谓“自筑盐州十馀载，左衽毡裘不犯塞”。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城盐州》一诗传世。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君臣赪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自筑盐州十馀载，左衽毡裘不犯塞。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诸边急警劳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灵夏潜安谁复辨，秦原暗通何处见。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城盐州，城盐州，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吾闻高宗中宗世，北虏猖狂最难制。韩公创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如今边将非无策，心笑韩公筑城壁。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愿分今日边将恩，褒赠韩公封子孙。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

《城盐州》描述了唐朝在盐州筑城的史实，说明了“城盐州”的重要作用。诗的开头两句就说，修筑盐州城啊，修筑盐州城啊，新修的盐州城就在五原的北面。五原即今天的白于山区，在定边县城之南。

学者黄龙程在《盐州城址考》中认为，“五原谓龙游原、乞地平原、苛岚贞原、青岭原、横槽原”。

五个原今在何处？学者艾冲考证，“青岭原”在今宁夏盐池县青山乡东部，青岭即今称青山，青山东毗邻定边县红柳沟镇。“横槽原”位置大体确定在宁夏盐池县惠安堡镇杜窑沟村东至青山乡西界吴家小口子村一带，此地有古烽火台“横槽烽”，横槽烽位于定边城（五原郡）西九十里处横槽原西畔。今定边西南山区，多有塬分布，姬塬、罗庞塬、刘峁塬、任塬、马塬、胥掌塬等，面积为3至17平方公里不等，其他三个原对应哪个原呢？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两句诗等于给唐盐州城就在今定边城定了位。

诗句“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也表明了来自西域的宝马与来自盐州的名贵药材黄芪，通过驿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的景象。

饱经战乱，唐朝曾经的牧马地区大部分渐渐荒废。文宗大和年间（827-8335年），朝廷北方养马地区逐渐转移到银州、夏州地区，新增设有银州和绥州等养马所。银州，位于现在陕西横山县东部；绥州，就是现在陕西绥德县。银州和绥州两个地方相毗连，实际上是一个牧马地区。

大和七年（833年），以银州水草甘美，便在此地设置“银川监”，牧马3000匹。至开成二年（837年），银川监牧马达到了7000匹。官员刘源上奏文宗：“银川马已七千，若水草乏，则徙牧绥州境。今绥州南二百里，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要，畜牧无它患，仍以隶银川监。”

意思是说，绥南牧马之地，面积非常狭小，只有二百里。虽然地形险要，贼寇不能随便进入，只需十几个人便能守住，可以专心从事畜牧，不用考虑安全问题。

银川最早作为我国县级以上地名是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中“银州银川郡”的记载：天宝元年（742年），将银州改银川郡，郡治仍在银州之治儒林县。银州的历史更为悠久，北周保定三年（563年） 设置银州，治于骢马城（今榆林市横山区岔镇无定河南岸大寨梁），领儒林、扶宁、真乡、开光等4个县。《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银州因乞银谷为名，旧有人牧于此谷，虏语称马为乞银；另说乞银是鲜卑语，为骢马之意，北魏曾有官署叫作乞银曹。无论是哪个意思，反正不离牧马。隋开皇三年（583年） ，置儒林县作为银州的附郭县，直到唐朝末年。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银州从骢马城移治永乐城（今米脂县龙镇镇马湖峪村），崇宁五年（1106年）银州废为银川城。金代为银川寨（另说1224年被废）。这也意味着银州与银川之名从今天的横山区迁到了今天的米脂县。

银州故城现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日米脂县也保留有不少和牧马牧羊有关的地名。在石沟附近就有卧马坪、卧羊寺等，笔者母亲少年读书时经常从这些地方路过。

还有几条史料中也提到了“银州监牧”“攻银州......获生口、马驼牛羊数十万”，以及“银州舞马”等信息。

《旧唐书·本纪·卷十八》记载：“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春正月，以宿师于野，罢元会。敕新授银州刺史、本州押蕃落、银川监牧使何清朝可检校太子宾客、左龙武大将军，令分领沙陀、吐浑、党项之众赴振武，取刘沔处分。”

《元史》卷一一九《孛鲁传》第2936页记载：“甲申（1224年）秋九月，（孛鲁）攻银州，克之，斩首数万级，获生口、马驼牛羊数十万，俘监府塔海，命都元帅蒙古不华将兵守其要害而还”。

《元史》卷一五〇《何实传》第3551-3552页记载：“甲申（1224年），孛鲁征西夏”，说的也是1224年木华黎之子孛鲁总兵攻克西夏东南银州事。

清代学者储大文《存研楼文集》中保留了一条唐玄宗时期的史料：“是时内宴用舞马，毛仲兼领教坊使，疾趋中廐教百匹马舞，且沃巨巵酒。酒酣，起抚银州监马背曰：‘若种族幸食三品料，号立仗班。今若又供奉翰林仪鸾司。若试一鸣，用刷吾耻。且若盍以舞进御乎？’翼日，曲宴朔方北庭两节度使，银州马舞倾杯曲，折旋俯仰，雅合律节。……”很明显，文中的银州监马是一匹颇通人性的出色舞马。

银州作为唐朝河曲之野八牧监之一，放养着大批良种官马。作为定制，银州监牧使要每年拣选良马进贡朝廷，其中也有一些被训练成舞马。

今天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是极其珍贵的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1970年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该银壶高18.5厘米，整体造型仿照骑马的游牧民族储水用的皮囊，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周身看不到焊缝，是用一张薄薄的银片敲打而成。这件银壶仿照西域游牧民族装水用的皮囊壶和马镫的形状综合制造。银壶的腹部两侧以模压手法各锤出一幅凸起的骏马图像，马口中衔有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壶身上弓状的提梁、覆莲瓣式的壶盖，以及壶身所饰腾跃的骏马，均鎏上一层黄灿灿的金色，与银白色的壶体交相辉映，色调格外和谐富丽。这件银壶不仅造型别致，而且极具实用价值，充分显示了唐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匠心独运。

此图中之马即为唐代舞马。传说，玄宗为皇帝的时候，将治理朝政和居住的地方迁移到风景秀丽的兴庆宫，在兴庆湖畔建造的“勤政务本”楼处理政务。每年的千秋节也就是皇帝生日的那一天，玄宗在“勤政务本”楼前的广场上大摆筵席，不但有山珍海味大快朵颐，席间还有各式歌舞和杂耍表演，而舞马则是表演中必不可少的项目。舞马演出舞到兴处，马儿屈膝向皇帝祝寿，皇帝大喜，赐酒给跳舞的马匹，舞马以口衔住酒杯，一饮而尽是最为精彩的高潮。

鎏金舞马衔杯纹壶是盛唐时期工艺品的典型代表，同时也反映了唐朝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史实。中国邮政在1973年11月发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1套12枚邮票中，鎏金舞马衔杯纹壶就是其中一枚。

在清代文人荣斋1814年所编《弦索备考》中，有一曲名曰《舞名马》。荣斋在序文中明确指出，《弦索备考》所录十三首乐曲为“今之古曲”，并特别在《舞名马》一曲注明：“明皇时，上皇每酺宴，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此曲盖彼时之乐章。”在荣斋编写该谱时，这些乐曲已经是当时之古曲了。所以，流传至今的《舞名马》不仅在曲名上与唐代舞马活动有渊源，其音乐也沿用了旧日之“乐章”，明确表明是对古乐的继承与发扬。

与史料相对照，那银壶上的舞马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一匹来自银州的舞马呢？笔者想是完全可以的。

“宁做太平犬，莫做离乱人”。只可惜这些精灵般的舞蹈艺术家们在历经安史之乱后四散流落，从小仅被教授艺术技艺的舞马们并无拉车驮人乃至于征战拼杀的特长。某日，这些可怜的舞马在军营中偶然听到军乐响起，条件反射地应节拍而翩翩起舞之时反被无知的兵士们视为妖孽大力击杀而死。

前面提到的储大文《存研楼文集》有记载：“……（毛仲）赐死……银州马后复奋迅，类有所构。飞龙院使以为妖，而剑斩之。”

此后，舞马衔杯的祝寿乐舞在战火中销声匿迹。正如宋代诗人徐积《舞马诗》中的描绘：“开元天子太平时，夜舞朝歌意转迷。绣榻尽容骐骥足，锦衣浑盖渥洼泥。才敲画鼓头先奋，不假金鞭势自齐。明日梨园翻旧曲，范阳戈甲满西来。”至此，精彩绝伦的舞马不可避免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令人叹息。

时序到了宋代，传统官营牧场所在的西北边郡多为少数民族占领，宋廷随将马分散到各地饲养。

庆历年间是北宋军备最好的时期，官马总数超过20万匹，但不及唐代官马的三分之一。《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记载了元丰五年（1082年）鄜延路经略使沈括、副使种谔的奏对：“又山界既归于我，则所出之粟可以养精兵数万，得虏之牧地可以蕃息战马，盐池可以来四方之商旅，铁冶可以益兵器，置钱监以省山南之漕运。彼之所亡者如此，我之所得者如此。”

可知，宋时的鄜延地区依然宜牧，还是朝廷拓展畜牧业繁荣理想的场所。但由于此地为宋夏对垒重地，牧马已不现实。需从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购进，茶马互市由此发展起来。黄庭坚诗句“殿陛闲干羽，边亭息鼓鼙。永输量谷马，不作触藩羝。”即为例证。

明代为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太仆寺和苑马寺的马政机构设置。设陕西、甘肃行太仆寺，分别管理陕西都司和陕西行都司所属卫所官军骑操马匹，又对应设置陕西、甘肃苑马寺，下设监苑，遍及陕甘宁青四省区。到明成化年间，在固原设置陕西三边总制，奠定了终明一代马政在西北的地位。

《明太宗实录》卷59“永乐四年九月丁巳朔”记载：“壬戌，设陕西、甘肃二苑马寺。苑视其地里广狭，为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围长，从九品。一围长率五十夫，每夫牧马十匹。余八监四十苑，命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度地势次第设置。敕晟等曰：.......今先设四监，尔处应有牝马，宜分配与之。凡回回鞑靼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牝马则尽市之。以给四监其监之未设者，即按视水草便利可立处，遣人以闻马政重事其加意精思有可行者，悉宜条奏毋有所隐。”

学者郑国穆认为，陕西苑马寺所属监苑，散布在平凉、庆阳、延安、巩昌和临洮五府境内。

明正统元年（1436年），陕西苑马寺的同川、威远、熙春、顺宁四监及所属苑被裁撤，只存长乐、灵武二监及所属五苑。正统二年（1437年）甘肃苑马寺裁撤。

到了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嘉靖时期，虽也设苑马寺，但养马之地萎缩，已仅限于六盘山东西固原、会宁等地和陕西西北隅的定边、靖边诸县。

定边、靖边皆属于当时九边重镇之一的榆林镇，雄踞塞上，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明嘉靖年间的榆林道兵备刘焘有诗《题榆林》，依稀可见此地牧马痕印。

千里如飞斥堠明，榆阳自古擅强兵。

城悬紫塞云常惨，地拥黄沙草不生。

日落胡笳悲牧马，天空汉月照连营。

谁怜套里中州土，独向丹墀一请缨。

陈棐，嘉靖三十六年到三十八年（1557-1559年）曾任甘肃巡抚，留下许多记录其行迹的摩崖题刻及文字，其中有一首诗是对其过今平凉、华亭的策底川，可能就是与牧马有关的巡察公务的记载。《陈文岡先生文集》卷7《凉郡城南道中》：

凉城晓出向南辕，神策名留策底村。

闻道三边已马市，缘何五郡复兵屯？

山幽雀叫还争闹，野旷羝鸣似诉喧。

秋雨银河欲注泻，乾坤洗甲共民冤。

作为甘肃巡抚的陈棐在说道“三边”已经有“马市”，又反问再次屯兵的“五郡”，是不是就是前文所指的永乐年间的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上奏所提的所属十八处牧马之地的宁夏、平凉府、巩昌府、凤翔府及西安府五个“府”，抑或者所指陕西苑马寺所属监苑，散布在平凉、庆阳、延安、巩昌和临洮五府境内？无论所指如何，陈棐的行迹可以印证今该地一带在明代嘉靖时期仍为养马市马之地。

总之，地域辽阔，草场宽广的陕北地区自秦代以来就是牧马的传统地区。汉代的边郡六牧师苑中归德县堵苑和白马苑、西河郡鸿门县天封苑所在地的归德县、鸿门县等皆在今日陕北的延安、榆林两地。此片区域在汉代以后历经隋唐，牧马业继续发展，夏州、盐州、银州、绥州等地，军屯和牧马业结合，形成半农半牧的交错分布，牧马业也得到持续的发展，鼎盛时期，不止养军马，还有舞马出现。明清，延绥地区仍然是牧马之优良地区，一些和牧马相关的地名流传至今。不同朝代牧马业的变迁及其分布区域的变化，反映出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及环境等因素对牧马业的制约，这些影响也反应在当地的历史地理痕印和人文民俗记忆等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