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延海：虎穴脱险

引子

*本文摘自《繁昌文史资料》第八辑(根据文史委“十年总结”内容推测为1991年11月前后)，作者束延海，原标题《虎穴脱险》

网上有一篇很生动的演绎文，有兴趣的话可以扒一下。据称交通员老张叫张七平，搞错的那个杀猪匠叫谷世民。

不得不佩服那些弘扬“正能量”的“优质创作者”。文史就是文史，除了洞看人性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光艳之下往往少不了脂粉。

无可否认，人是一种视觉动物，不分男女。

正文

落入虎口

1947年农历9日，中共南繁芜工委负责同志王文石、王安葆，在南陵县板山岭派交通员老张（忘其名）送信给我，说他们为避开敌人的锋芒，暂时转移至青阳等地隐蔽；还交待老张，说我的身份是杀猪匠。

老张来到保兴乡灯塔保询问杀猪的束延海，有一位姓夏的农民只听清“杀猪的”，即把老张指向另一个杀猪的谷世民家。信送到谷的手里，很快被保兴乡公所知道了，乡公所派兵将老张抓去了，并向国民党繁昌县报告了这个情况。县大队副大队长王亚东闻讯，迅即带一连人来捉拿我。他们抄了我的家，并四处搜查，都没有抓到我，便派人隐藏在我家附近监视着。因为我到对江无为县去了，对此情况毫无所知。一天上午，当我从对江回来，一跨上江岸，群众就告诉我说：“县大队在抓你，你家对门胡师宏家驻了一个班的队伍，千万不要回家”。我听到这个情况，心想有家不能归，干脆进山找领导去。当我走到团洲上面的新圩时，被隐蔽在那里的县大队逮住。他们把我押到上渡口的保兴乡公所，王亚东当场亲自审问我，在场的还有保兴乡长吴树人，乡队副吴兆余等。他们问我活动情况，我说原来干过新四军，现在早已不干了。他说：“有人证！”我说：“有人证我也是原来干过新四军”。不论他们怎么威胁，我都坚持这么说。王亚东气得暴跳如雷，一声大喊：“带人证！”枪兵把打得血肉模糊的老张推到我的面前。我矢口否认，说不认识他，是他诬谄我。王亚东拍桌大叫：“给我打！”。一些帮凶，抽下腰间皮带，凶神恶煞似地把我打得皮开肉绽，头昏眼花，我始终未吐真情。于是，凶狠的敌人，把我送到乡公所屋后碉堡的五层楼上，扒光衣服，捆绑起手脚，悬吊在屋梁上。

虎穴脱险

就在这天下午，乡公所有人在议论：毛和贵（坚持旧县地区的武工队负责人）在攻打矶头山（高安乡公所），县自卫队要去解围（事后了解，这是毛和贵同志听说我被捕，惩罚敌人，调虎离山）。这些话被关在碉堡底层的老张听见了。晚上，乡公所静悄悄的，忽然电话铃响了，老张侧耳听着。电话是县城里打来的，询问审讯我的情况，并要这里第二天把我解送县城。接电话的人说：“解送时怕路上有游击队阻截”。对方则说：“那你们明天就把他就地枪决！”老张听到这些话后，四周仍无动静，即从碉堡的枪眼里观察，只见乡公所门口有一个哨兵，室内有几个文职人员。他急急忙忙爬上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老束，你要想法子跑，不然明天就没命了。”他把我从屋梁上放下来，解开手脚，两人商量逃跑的办法。怎么跑呢？碉堡大门紧锁着，墙壁是用砖砌的，无法搞动，下面四层墙壁上枪眼太小，只五层楼上四周瞭望窗口稍大，这是唯一的出路。这么高，又一无所有，怎么办？老张说：“我底下有床铺草”。他把草抱上来了，我俩搓起绳子，草搓完了，量量还不够长，他又把一床旧被单撕成条条搓。大概在三更时候，绳子搓好了，把一头系在屋梁上。我要老张先下，他向下一看，黑咕隆冬不见底，不敢下去，要我先下。我说：“好，我下去以后等你”。我抓住绳子，忍着伤痛，跳出窗口，慢慢往下滑。岂知下到第二层,绳子断了，掼下去轰隆一声，好在哨兵站得远未听见，可我被掼在石头上，腰攒伤了，头攒昏了，人事不知。好一会醒过来了，朦朦胧胧的，心里在想，这不是出来了吗？赶快走呀！几次强打精神想站起来，结果都没有站住。可是睡在这里不走，天一亮就无法逃跑。我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慢慢向前爬。不远处铁丝网拦住了去路，我手扶网柱，脚睬铁丝网向上爬，两只光脚被网上的铁刺戮得鲜血淋漓，痛得难忍，刚爬到顶上，就跌过去又昏倒了。醒过来又继续爬。第二道、第三道铁丝网不能再翻了。为了逃生，只得光着身子从下面钻，两道网钻过后，身上划满了裂痕，全身血肉模糊，已经精疲力尽。这时天快亮了，再爬就会被人发现。无可奈何，只好爬到离碉堡不到100米远的沙家桥旁边的水沟里（现渡口小学附近）睡在茭瓜草丛中，全身泡在水里，头上顶着水草，只剩鼻孔在外面透气。天亮后自卫队回来发现我跑了，四处搜寻。多次从这个沟边经过，喝斥声，叫骂声，就在耳边，我在沟里连气都不敢出。满身的伤痕，在水里泡一天，实在难熬。我虽然逃出牢笼，仍未脱离罗网，我一面忍受着煎熬，一面思索：现在搜查得这么紧，到哪里去？哪家能收留我？想来想去，只有到套口村汪三爷（汪道璜先生、开明士绅）家去，他同情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他利用乡土关系和社会地位，掩护过革命活动，坚持在这里的县委委员金涛及我同他有过交往。金涛两次被日伪逮捕，他都大力营救。经金涛等同志同意，他还任过十个月日伪保兴乡乡长，为我方提供情报，发空白通行证等，对革命有一定贡献。现在，他在地方上仍有很高的声望，国民党地方政府对他也以礼相待。只有到他家才安全，也只有他才肯收留我。主意想定，天黑了我就朝套口方向爬去。由大路爬怕被人发现，只得从坎坷不平攀攀拉拉的黄豆地里爬。爬到二更天气，才爬到老五垄陈懒子家面坊前的地里（约一华里）。看到他家窗户有灯光，听屋里有人讲话声，大概是他还在做挂面。这时，我已两天没有吃饭，又饿又渴，真想去喊门搞点吃喝，又怕暴露日标，重陷虎穴，便忍受着，继续爬行。一直爬到东方发白，才爬到套口村菜篮圩的田埂上（现芦柴场），听到前面有响声，才停在路边不动。一头水牛走到我面前停住了，后面有人吆喝，牛还是不走，只连连喷气。后面的人自言自语说：“怎么搞的，哪有鬼呀！”边说边用鞭子打牛，牛还是不走，仍然喷气。我一听，这是汪三爷家多年的长工沙维斌，见他肩上扛着犁，是起早到圩里来犁田的（这时中稻刚收过）。这个人很忠实，我们熟悉，于是我就喊他。因为我又饿又累，喊的声音很微弱，他听不清是谁。于是放下犁，丢下牛，走过来一看是我，就问：“你怎么睡到这里来了？”我说明情况，并请他把我背到汪三爷家去，他慌慌忙忙把我背着就走。背到汪三爷家，三爷看我满身伤痕和泥水，瘫在地上不能动，非常痛心。一面喊家人烧水做饭，帮我洗身穿衣，一面要沙维斌及长子学胜在房里架设阁棚。阁棚搭起来，将我安顿好了，天已经大亮。不一会，乡长吴树人带人下乡搜查来了。汪三爷见吴乡长来了，急忙迎出门外。吴一见面即告诉他：“束延海跑掉了，找了两夜一天都未找到……”。汪三爷风趣地说：“跑掉了！还不是你们把他暗杀了，不然他能跑得掉？”并机智地说：“对不起,圩里的外甥今天请我去帮他们分家，我马上要走，不能留你们吃茶了，改日再来吧！”说着要家人递过长衫，往胳膀上一搭，朝三山方向走去。吴树人原来下乡有在此歇脚的习惯，今天也只好怏怏然而去。其实，汪三爷走不多远后就回来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在这里停留，怕我被他们发现。第二天，他在乡公所当干事的次子回家了，也告诉他：“束延海前天跑掉了。”他说：“在碉堡里怎能跑得掉，还不是他们把他搞掉了。”连自己亲生儿子都守口如瓶。这些话我在阁棚上都听得清清楚楚。

安全转移

在汪三爷家阁棚上睡着，一日三餐送饭送水，天天有荤菜，还买来滋补品，给我补养身体。汪三爷亲自上街买药，给我里吃外敷，经过调养，六、七天后，我就能下地走动了。我怕时间长了走漏风声，连累他家，就说要走。汪三爷说我身体还很弱，留着不给走。因此，我在他家住了三四十天。心里真急，实在住不下去了，社会上的风声仍然很紧，怎么走呢？还是找三爷商量个办法。

一天，天还未亮，汪三爷请邻居魏玉保把一只小船划到屋后河边（当时没有大坝，船可入江）。给我带上几十元路费，要我睡到船舱里，叫沙维斌等人把事先买好的一千斤红大椒倒入舱里，将我盖起来，只留眼和鼻子在外面。装好后，天就亮了，汪三爷手拿洋伞，站立船头，船刚离岸，乡公所的周老四带一个特务班来了，多远的就喊：“三爷，到哪去？”三爷答道：“买点大椒，送给鲁港刘三爷去（士绅，坑坊老板）。”说话时，他叫小魏紧划几浆，船离岸远一点。周说：“停一下，我取钱给你，请你替我买两双袜子。”三爷知道他实袜子是假，借机察看船只是真。便说：“你要多大袜子，我有钱，替你带就是了。”边说船边行，离岸已很远了，他们无可奈何。三爷这才松口气，坐入舱内。我一直躺在舱里，怕航行中遇到人。时近中午，船划到芜湖下面的四褐山，到了这里的秘密交通员家里。吃过午饭，我留下，船又往回划，途经鲁港，三爷才把大椒卸掉，平安地返回家去。不几天，我的伤全好了，便和缪传友同志一道，到大通闵山冲店塘口，找到了王文石同志，汇报了脱险经过，又踏上了革命征途。被关押的张交通员，只供认他是个普通老百姓，被迫帮助送信，几经周折后交保释放了。

四十五年过去了，回忆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人民群众，爱国人士，为掩护新四军同志，支援革命，花多少心血，担多大风险！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要牢记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保持革命晚节，报答人民对我的恩德。

（汪先植、古今整理）

资料来源：

本文摘自《繁昌文史资料》第八辑(根据文史委“十年总结”内容推测为1991年11月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