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刘少奇的悲剧是他自己奠定的？当时他对文革说不才是上上策

从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越来越多，以致最后到了所谓“罄竹难书”的地步。这诸多的所谓“罪状”，归结起来是两类：一类是工作方面的问题，一类是个人政治历史方面的问题。

总的来说，刘少奇对有关他工作中“错误”的指责采取了违心接受的态度，而对关于他政治生命方面的诬陷则不能容忍，尽一切努力据理驳斥。

但为了顾全大局，刘少奇对强加给他的“路线错误”之类的罪名，虽然想不通，但仍表示接受，并多次主动检讨，承担责任。

特别是在1966年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关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的问题，刘少奇面对毛泽东的不满，无奈地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的这句话，这样的态度，是逆来顺受的，他没有选择的抗争，在明知道这场运动是冲他来的时候，没有下定决心挺胸而出，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说不。在当时，这无疑是他避免悲剧的上上之策。

但可惜的是，刘少奇没有为了真理，大胆的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而是多次按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作了检查，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就不得不说，刘少奇的悲剧，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奠定的，因此他在被打倒后，对苦难的抗争，也是无用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对这一切“说不”的最佳时机。

在刘少奇检讨期间，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大意）:“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刘少奇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刘少奇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做的，希望使自己转变到同毛泽东相一致的立场上来。他主动放弃自己原来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意见，服从毛泽东的决定，并竭力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跟上形势，争取做一个改正路线错误的榜样。1966年底以前刘少奇的各种讲话、表态，都显示了这一点。

但刘少奇的这种真诚努力并没有得到理解和接受。林 彪、江青一伙继续抓住不放，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一再升级，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也接踵而来。

这就使刘少奇意识到林彪、江青等人根本不是在进行严肃的党内斗争，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所以后来他在承认“工作错误”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变化，明显地流露出不服。

1967年4月，刘少奇在书面回答“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问他“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写道：“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对家人说：“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发展，对刘少奇的攻讦和迫害不断加码升级，有关他个人政治历史方面的诬陷、诽谤越来越多。刘少奇对这种践踏法制、恶意中伤的卑劣行径，表示了无法容忍的愤慨。对这样的诬陷，凡是他看到了的，他都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据理申辩驳斥，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

1967年3月底，一份红卫兵小报攻击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他读到后立即致信毛泽东，澄清事实真相，说明自己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类话，要求中央调查。

4月1日，各报发表了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 文，对刘少奇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刘少奇读罢，愤怒的心情难以形容。他把登载这篇文章的报纸狠狠一摔，说：“不符合事实，是栽赃！”“我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

4月6日、12日，在“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批斗会上，群众向刘少奇提出了许多问题，他都努力说明事实真相。

4月9日中午，当刘少奇听说第二天要在清华大学召开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时，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做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

“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是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召开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在这天清晨便被从中南海接出押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准备“战斗”的造反派，王光美一到场，便开始“审讯”。

因为在批斗大会正式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王光美说话的，造反派为获得某种情况和宣传效果，所以要在批斗大会之外审问王光美。

造反派对王光美共审问了三次，批斗会开始前一次，会后又审了两次。王光美在这三次受审中，同造反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辩。笔者认为，这是刘少奇抗争的一部分。

4月14日，刘少奇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复具体回答了戚本禹文章中对他的攻击、诬蔑，逐一说明了事实真相。

4月20日，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她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经过和4月10日批斗大会情况，对报刊和造反派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作了申辩。信中流露出难以遏制的不服，说：“我绝不是坏人，刘少奇也绝不会是。”

7月4日，中央办公厅主任通知刘少奇说，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

这时，刘少奇的精神和身体都很不好，怎么也写不下去，只好由王光美按照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的内容改写。其中说：“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检查”由刘少奇签名送上去后，刘少奇又重新把它要了回来，特意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

这份“检查”被造反派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在江青一伙的挑动下，造反派几十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组织所谓“揪刘火线”，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制造了一起“围困中南海”的闹剧。

在造反派闹得最厉害的日子里，上百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内狂呼乱喊，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在中南海西门外轮番揪批各省和中央各部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知道这些情况后说：“要毁掉大批好干部。”

一次，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向刘少奇摇摇安眠药瓶子，刘少奇说：“不能自己作结论。”

7月中旬，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送来“勒令”，要刘少奇再作检查。

7月16日，刘少奇致信汪东兴说，鉴于第一次检查被说 成是“反扑”，不准备再向建工学院做第二次检查。

7月20日至24 日，“新八一战斗团”又连续三次转送来“勒令”，继续要刘少奇写检查。刘少奇十分气愤，拒绝再写检查。

一次，刘少奇手拿《宪法》对送“勒令”的人说：“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为什么向我下‘勒令’？”他当 即把这些“勒令”都转报中央，请中央决定处理办法。

这期间，王光美曾建议刘少奇再去找毛泽东谈一谈。刘少奇说：“不要再幻想了，要做最坏的准备。”

7月18日，在中南海造反派来揪斗刘少奇、王光美时，刘少奇对妻子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据刘少奇的子女们回忆：1967年8月5日批斗会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 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1968年1月底，江青等人为了在审查刘少奇历史问题上打开缺口，指示以“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正式通知刘少奇书面交代入党经过和被捕情况。尽管刘少奇这时已单独关押了半年多，疾病缠身，但他还是于2月11日交出了“书面交代”，再次说明事实真相，对当时造反派诬陷攻击最多的几个历史问题给予回答和澄清。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是刘少奇留下的最后一件亲笔文 字。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刘少奇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弹劾以后，刘少奇就作好了撤职的思想准备。以后他又多次提出辞去一切职务的要求。显然，这也是刘少奇抗争的一种表现和方式。

早在1966年8月4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就讲了“五不怕”，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五不怕”是毛泽东1959年倡导学习海瑞时提出来的一种斗争精神，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怕撤职”。刘少奇借用了这一说法。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刘少奇作了表态发言。在他手写的发言提纲中，有这样的话：“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提到桌面来。常委委员、国家主席，已不适宜。这样，对党好，对革命好，对我也好。”这是刘少奇最早提出的辞职请求。

据王光美回忆，刘少奇曾几次就辞职问题向家人打招呼。1966年11月底，在一次家庭提意见会上，刘少奇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回老家种地。”

1967年1月上海夺权后批经济主义，他又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还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

这期间，刘少奇还曾找周恩来谈过辞职问题。

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利用毛泽东召见的机会，郑重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选》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1967年8月8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书面提出辞职一事。他写道：“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如果有任何一项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

但是，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辩、抗议、要求辞职，都被置之不理。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被单独关押，看管越来越严。9月13日，王光美被捕。他们的子女被赶出家门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

刘少奇终于意识到，他的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