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开年大戏：马斯克扬言奋不顾身一战的背后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2025年一开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就被一则不大不小的新闻吹皱了业内的一池春水。

根据WSTS（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数据，自2009年以来，美国首次反超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单一市场。

之所以说“不小”，是因为这则新闻在美国半导体上升到国家战略，并通过政府补贴、进出口管制和政策引导等方式力主制造业回流的大背景下，是某种程度的“胜利”，契合了以半导体产业牵引高科技战的舆论调性。

但这一数据又不太值得过分关注，主要是因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单一市场”这一叙事被革新的驱动因素无非就是靠着所谓“AI Boom”，即人工智能热潮。美国本土资本市场对相关概念股的热捧，让英伟达、OpenAI、博通、谷歌、微软等AI热圈市值水涨船高，叠加GPU和HBM的封装合流，让两年来美国本土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中进行了超高投入。

如果暂将高端GPU以及与AI加速器产业放置一边，目前全球半导体生态的整体图景依然处在筑底回稳的温和时刻，这一点从制造端的代工、封测，以及更下游的分销商手中的库存数据可以得到明证。

AI算力、算法和数据的市场有着巨大的升降弹性，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出现了GPU vs ASIC基础设施算力的博弈，以及DeepseekV3在大模型领域架构上的创新，让美国相关产业制定者进一步认识到这一赛道上资本加持与人才吸引的重要性。

此时此刻，我们在美国政府公告平台federalregister上看到两个互为表里的动向：一方面，为了“配合”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挥舞关税大棒，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基于“301条款”宣布对中国大陆制造的最能体现商品洪流特色的成熟制程芯片展开贸易调查，一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则修订了H-1B签证规则。

H-1B新规进一步简化了审批流程，让更多美国雇主们可以更快招到和留下合适的人才，而且还重新规定了相关的“专业职位”。

H-1B签证，长期以来是美国争夺全球AI、机器人制造、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类行业类人才库的核心抓手之一。在驴象两党对华以“小院高墙”的科技战策略达成高度共识的情况下，参众两院却对H-1B这一重要的辅助性手段聚讼不休，在政治光谱上形成了一种奇异反差。

何谓H-1B签证？

H-1B是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第101(a)(15)(H)条规定的一种签证，允许美国雇主雇用外国工人从事专业职业。就非美国国籍劳工数量而言，它是美国最大的签证类别。

1990年的《移民法》将 H-1签证分为 H-1A（针对护士）和 H-1B。法律规定每个财政年度的H-1B签证上限为65000份，并要求雇主提交劳工条件申请。之后签证改革法案对H-1B规则多次进行了额外修改，其中包括了针对智利、新加坡等国带有外交性质的人才签证修订。

根据该法案的定义， H-1B“专业职业”要求具备专业知识和学士学位或同等工作经验，停留期限为三年，可延长至六年，之后签证持有人可以重新申请。国会规定，虽然H-1B签证上限为65000份，但美国学院或大学可向获得硕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毕业生签发另外20000份签证，雇主必须为个人提供签证担保。

因此，H-1B签证可以看作一种针对专职类型的人才签证，因此，几十年来，它被称为全球人才收割机。

为了叙述和阅读方便，我们不妨来归纳一下H-1B签证的“精华”特色。

首先，当前美国工作的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高科技行业海外人才以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印度居多，这些人才都使用H-1B非移民签证，但因为每个国家的签证上限为7%，因此很多时候必须通过抽签系统分配。数据统计来看，印度2019年申请人数就接近28万人，2020年飙升到32万人左右，和中国（2023财年为45000人左右，如下图）联手组成了H-1B签证的大头，如果每个国家签证上限为7%，可以想象将有多少申请者被挡在门外。

其次，如果H-1B签证持有者失业，只有60天的时间来寻找新工作。虽然在等待期间，申请者可以通过i-140申请在等待绿卡期间无限期居留，但这种情况使许多人才陷入困境，因此没有绿卡或公民身份可能会影响海外人才考虑是否要前来美国工作；

再者，H-1B签证由于和特殊工种挂钩，成了STEM（理工类）留学生最热门的签证申请渠道，在发放和抽签名额上限有限的情况下，招工能力更强、雇主意愿更稳定的互联网大厂成为了这些优质人才的主要扎根地。

2024年H-1B签证持有者的主要流向（@华尔街日报）

最后，如果梳理H-1B三十年来每一次政策上的重大调整（如2017年左右决定增加了20000个额外签证专门用于从美国大学获得高级学位的外国学生，以及扩大失业等待期至60天），其时间节点往往和全球政局的大气候和美国党争的小气候息息相关。

1990年当H-1B政策出炉之时就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很显然，该政策意图收割一批社会主义阵营的潜在流亡精英人才，和二战后掠夺德意志第三帝国高科技遗产的企图若合符节。

而本月17日开始执行H-1B综合改革方案将进入正式公示阶段，这也是拜登政府在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端上来的“一盘菜”，所反映的是两党在移民政策和全球人才引进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

芯片战争与H-1B

几十年来，围绕H-1B签证之美国本土人才与全球战略的利弊争论始终存在，但这一议题从庙堂利益交换的边缘外围地带逐渐向中心焦点处移动，和2018年以来美国挑起的芯片战争关联颇大。

每个硬科技赛道，作为驱动力的资本、人才、市场这三驾马车都必不可少，但具体到半导体尤其是先进制程领域，其从业人员的规模和质量特别能拨动政策制定者们的敏感神经，毕竟相比互联网，芯片更能凸显制造业本土回流的主流叙事与政绩宣示。

两天前，《华尔街日报》发文，H-1B签证已经事关特朗普MAGA大业的成功与否。

如前所述，H1-B签证的申请者中，有STEM背景的职业流向往往是以微软、谷歌和META为首的互联网大厂，在总量有限的零和博弈背景下，如果高科技青年才俊都以扎克伯格为创业的终极偶像，将戈登·摩尔之路视为畏途，这让看似雄心勃勃烧钱无数的“芯片法案”情何以堪？

去年四月，依靠《芯片战争》一书暴得大名的作者，塔夫茨大学教授克里斯·米勒在《金融时报》以“芯片法案正在获得意料之外的成功”为题发文（如下图），为美国政府补贴半导体大厂这一顶层设计鸣锣开道，文章主要论据之一就是半导体行业的从业者正在变得多起来，而且也越来越吸引海外高质量劳工群体；几乎与此同时，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也发布公告，表示2023年美国本土半导体从业人员同比增4.3%，超过了20万人，一举扭转了2002年至2009年每年减少一万多工作岗位的局面。

美国不少行业内分析师认为，若想以持久战的方式赢得“芯片战争”，必须要来一场H-1B签证的大革命。

无论从经济成本，还是从工艺器件材料的角度看，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正在逼近自身极限，目前半导体热门赛道中的前道设备和后道先进封装的融合的突破口，往往不再是基础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工程学问题。普渡大学的一份数据显示，美国的国际学生仅占本科生总数的11.2%，但却占研究生和专业学生的42.9%，而工程学院的海外学生比例最高，占国际学生总数的 41.5%。

圈内人思考，如果想在不对H-1B现有规则大动的情况下，还要对全球半导体行业人才争夺再强化，那么为何不专设一个“半导体人才签证”？

EIG集团首席经济学家Adam Ozimek的一篇文章一度在芯片圈广为流传。文章主旨是必须要在H-1B基础上搞一个半导体人才特殊签证，这是“芯片法案”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他理论可以被总结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在资本、市场、人才诸要素中，只有人才是可以真正穿越产业起伏周期，是保持产业兴旺的最核心资产。

他在文中还举了一个例子，2023年8月，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因熟练装机人才不足导致量产时程推迟，为此想为大约500名台湾地区劳工办理签证赴美却被当地工会阻挠而作罢。根据美国规定，从台湾地区赴美的台积电员工，需要EB-2签证才能合法入境工作。对此，Ozimek谏言，如果搞一个为避开漫长而艰难的签证程序的特殊人才绿色通道，既可以保证“芯片法案”项目顺利落地，又可以扩大半导体行业的产业附加值（1个半导体岗位可以带动6个其他周边产业的岗位），何乐而不为？

H-1B与白宫风暴

Adam Ozimek的这份芯片版的“谏逐客书”在白宫眼里却书生气十足。

H-1B签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支持与反对都无法准确划分党派站位。共和党的美国本土人才本位主义和限制过度移民的政策导向，反对扩大开放签证额度，综合美国国会和白宫方面人事变迁的动向来看，所谓的“芯片特殊人才签证计划”很难得到通过。

“芯片法案”强有力的政治附加因素本身就涂抹着某种地缘政治保护的反全球化色彩，而且就“半导体”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看，也很难界定何种人才算得上半导体人才。

特朗普在10月份竞选期间就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芯片法案”是一招臭棋，上台后有可能将其废除，这毫无疑问将给美国未来四年的芯片人才战略注入了大量不可知因素。

如果说共和党偏右的立场对革新H-1B签证方面持保守态度，民主党派全球人才战略与高科技人才福利制度方面，在H-1B问题上也面临着两难选择。

在硅谷大佬整体出现偏右转的趋势下，民主党阵营中的智库媒体近年来开始连番发问所谓STEM人才短缺到底是一种事实存在还是虚构的叙事——通过此种质疑，部分层面上瓦解了西海岸高科技人才招募神话。

阿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乔治城、密歇根等多名高校研究所和智库自2022年发布报告，结合高科技企业裁员、五年后应届毕业生的二次流动，以及互联网、AI、云计算服务商和半导体行业的平均薪酬变化，表示“没有实证数据STEM毕业生短缺”的说法，计算机软件行业的人才缺口更是充满着各种虚假的数据诠释和扭曲的实施重构。

更有甚者，即便是对H-1B最宽容的公众群体，也无法否认该签证政策带有对“国际高科技奴工”的盘剥性质。

如前所述，H-1B 签证意味着双重意图，即允许临时非移民获得雇主赞助的绿卡，非移民临时客籍工人和有意移民的人都在争夺H-1B签证，雇主和雇工之间由于绿卡博弈问题会导致严重的不公，让初次获得H-1B签证者为了优化自身签证成本，不得不忍受额外的薪水盘剥和欺压。

H-1B排名前几名的雇佣者，很多都有印度背景（@华尔街日报）

这就给了特朗普阵营（大部分都反对松动H-1B签证额度）以口实，认为互联网、半导体行业海外招工不但让H-1B申请者内卷薪水，还对美国本土人才造成了变相歧视。这一点连主导H-1B政策的美国国土资源部也毫不讳言，2020年该部门曾发布报告，显示60%的H-1B职位低于当地的平均工资。在华盛顿特区，雇用1级入门级 H-1B软件开发人员的公司可获得36%的税费折扣，即41746美元，对于2级工人，公司可获得18%的折扣。

以上种种，让H-1B越来越褪去“为国养士”的光环，成为驴象斗争之大移民政策下的暴风漩涡点。

我们可以预见，H-1B在2025年以及之后的或进或退，或左或右，都会越来越偏离为高科技产业周期服务的目的，是一种服务政客随性起舞的水袖。

结语：作为变量的马斯克

去年12月28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以激烈的口吻发帖：

“我之所以来到美国，与众多创建SpaceX、特斯拉以及其他数百家让美国变得强大的公司的关键人士一起，就是因为H-1B.......我将在这个你们不可能理解的问题上发动战争。”

根据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NFAP）最新数据显示，过去几年，特斯拉虽然被互联网公司稳压一头，未能跻身H-1B签证雇主TOP 25，但目前排名第16，而且去年获批了742份初次就业H-1B申请，较2023年的328份增长超一倍。

毫无疑问，马斯克是H-1B签证的积极拥护者，也是全球化人才流动的受益者，特斯拉的中国工厂让他意识到，一个高素质的海外制造业群体对企业发展是多么的关键，但他的态度在特朗普团队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马斯克的这番言论立即遭到《纽约时报》编委会的反击，他们指出，目前H-1B签证持有者流入的前三大公司 Infosys，Tata和Cognizant都带有浓重的印度色彩，不但盘剥外来劳工，而且是签证材料欺诈的重灾区，而且《纽约时报》编委会还告诫马斯克，如果细细追查每一位等待H-1B签证的申请者，就会发现接近七成的人的工作性质基本和高科技制造业关联不大，此外，《纽约时报》还质问，马斯克在2024年解雇了16000名特斯拉工人，却又嚷嚷扩大H-1B签证规模，如何看待离岸外包与支持制造业回流在行为逻辑上的自洽？

伯尼·桑德斯回击马斯克：H-1B签证不是汇聚高科技人才的利器，而是百万富翁们薪水成本控制的法宝

目前，马斯克会是白宫执政团队中的“黑天鹅”吗？虽然目前判断还为时过早，但马斯克必须直面质疑者，需要将DOGE（政府效率部）一部分精力用来化解H-1B的实操与舆论风险。

总之，2025年，来自中国大陆的H-1B的申请者数量以及从业流向，将是一个观察中美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生态链要素流动的重要窗口，马斯克在特朗普团队中的角色定位，也将在本月20日之后给外界释放更清晰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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