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疑问？生产队时那么穷、那么苦、为什么每家还生几个孩子

　　编辑|t

　　引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夜晚，经常是热闹非凡。一大家子人围在炕头，火盆边的孩子们叽叽喳喳，有人剥着玉米，有人纳着鞋底。

　　但在这幸福的背后，家里的长辈却时常愁眉不展。特别是到了年底，生产队一算账，“人均口粮是保住了，欠队里的钱还得慢慢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你可能想不到，生了越多的孩子，有时竟成了一种“稳赚不赔”的选择。

　　“多子多福”的背后——乡村家庭的选择难题

　　话说过去，农村的生育观念用四句话就能概括：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这可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深埋在乡村生活中的“生存逻辑”。

　　家里人多意味着什么？那可是有说不尽的好处！比如，干活时人多力量大，逢年过节族人聚在一起，人多也有底气。可这背后，生孩子不是为了情感需求，而更像是在“算账”。

　　举个例子吧，安徽一个村里的张大爷，他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说：“男孩是金，女孩是泥。”为啥这么偏心？因为男孩子将来是种地的主力，得靠他们挑起全家的重担。

　　而且一到干旱年头，水源可是村里最大的矛盾。谁家男丁多，谁在争水时就更有底气。可见，“人多”不仅是家里的事，还跟村里资源的分配挂上了钩。

　　可话又说回来，生得多不代表养得起。那些日子，可没有今天这条件，妇女在家带孩子，男人下地干活。可就是这样，大家还是想法设法“多子多福”。

　　背后的动力何在？一方面，是传承家族的“面子工程”，另一方面，是要解决养老的“里子问题”。毕竟那时，没有社保、没有养老金，养儿防老几乎是唯一出路。

　　集体化经济的隐性推手——孩子是财富还是负担？

　　可别以为农民只知道多生孩子没计划，那时候还有国家政策在“助力”。解放后搞土地改革，土改分田到户，很多人头一次当上了“土地主人”。

　　后来农业合作化搞起来了，生产队开始统一分配粮食和收益。但是这里的分配，可是有门道的，需要人们好好合计。

　　张大爷家八口人，算上劳动力两个，队里按比例给口粮。分粮是按人头算的，劳动力再多，只要人多粮就多。按张大爷的话说：“就算老大衣服给老二穿，饭总得每个人有份。”孩子多了，反而“划算”。

　　秋天，粮仓前堆满了一垛垛黄灿灿的稻谷，村里人忙了一整年的粮食，总算收上来了。这天，张家队里开分粮大会。

　　队长拿着账本站在仓口吆喝：“张大爷家，八口人，三劳力，分200斤粮，记账！”张大爷背着个破麻袋，听完脸上堆起笑：“还行，够吃。”麻袋一装满，他扛着就往家走。

　　生产队还有个特殊现象：每年年终一算账，发现家里人多的，粮食是保住了，可账上常年欠队里的钱。

　　这些人家到底图啥？原来，队里粮食是先给后算。年年账上亏，但有口粮吃，这日子也算稳当。

　　更绝的是，农村流传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家里衣服鞋子都不浪费，这种养娃方式可算得上是“物尽其用”了。

　　甚至在婚嫁方面，生女儿还有经济效益——姑娘出嫁时，聘礼能顶一大笔开销。张大爷的大女儿出嫁那年，收了人家四百斤粮、两头猪，还抵了家里半年的开支。

　　张家不是特例。那时的农村家庭，生孩子不只是情感需求，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保障。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家里多一份粮，干活的人手还可能多一双。特别是对张大爷这样的家庭来说，孩子多不光是面子问题，更是生存的“保障”。

　　生育潮的“代价”——幸福背后的不堪一面

　　不过，生得多就真是福吗？到六七十年代，这个问题开始显现了。那些年，张大爷一家日子过得紧巴巴，八个孩子一个接一个长大。

　　老大要娶媳妇了，得先盖房；老二出嫁，得置办嫁妆；老三还在学校，每学期交学费都愁得不行。家里连一头猪都没钱养，可一到冬天，亲戚还得帮衬点吃的。

　　老张家因为多子女的事，和邻居争过地，抢过水。听说村东头一个姓赵的，家里孩子多，田埂边还多种了几棵树，结果被旁边家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

　　村长劝不住，只能放话：“你家生的娃再多，地界也不能动啊！”还有更扎心的，孩子多，能养得了也就算了，可家里条件差，那就愁上加愁。

　　老张家二儿子因为盖不起房子，一直单着，村里人嘲笑他“穷得连媳妇都娶不起”，弄得张大爷脸上挂不住。于是，他咬牙去借钱。可这债一背，就是五年还不完。

　　为了攒钱，张大爷的媳妇整天帮人洗衣服，连自家猪圈里的猪粪都不舍得丢，统统攒起来卖给人家当肥料。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年“倒插门”成了村里的热门话题。家里孩子多，条件差，很多小伙子娶不起媳妇，只能上别人村当“上门女婿”。

　　可即便这样，也得看人家女方愿不愿意接纳。张大爷的三儿子，为了找媳妇，跑了十几个村，最后勉强找了个条件差不多的女方成了亲。

　　那时候大家的日子，像一根绷紧的线，稍一用力就可能断。等到了七十年代，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一家生俩孩子已经是政策允许的“极限”，多一个，就得罚款或其他处罚。

　　政策背后有其现实考虑——粮食、土地和社会资源有限，人口增长过快势必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推广开来，也结束了农村家庭“生得越多越好”的传统时代。

　　那些年，孩子多还是孩子少？张大爷苦笑着说：“不多不行啊，可多了又愁。”可不管怎么说，那些日子过去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或许会发现，那是一场关于生存与幸福的博弈。

　　参考资料：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