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晸《王葆心评传》：二十八载居留地

王葆心，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方志学家，是晚清民国间荆楚大地知名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从23岁第一次到武汉至71岁回到罗田，王葆心来往于武汉48年，其中长居于武汉的时间约为28年，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武昌师范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大江学术特转发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莫晸博士新著《王葆心评传》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清道光三年(1823),湖北天门文人熊士鹏为“飘零书剑，轻狂诗酒”范锴所著的《汉口丛谈》作序。序中对范锴的才气、文笔极为赞赏。《汉口丛谈》是第一部叙述汉口城市兴衰的乡邦史书。凡是与汉口一带有关的前哲嘉言、荆楚人文、地理山川、灾异祸患、堪舆术数等，甚至读书心得、个人感悟均纳入书中。范锴以轻松写意的文学笔调娓娓叙述着汉口旧事和市民生活。由于范锴旅居汉口时留心风土人情，喜搜地方掌故，充实的内容和翔实的资料使《汉口丛谈》不仅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也是一部让人回味的文学作品。周贞亮在《汉口丛谈》跋中说：“为外人重值收去，吾乡人转不易得，得者亦不轻出示人。”就是这位周贞亮将自己抄校的《汉口丛谈》出示王葆心，王葆心后来又从徐星 槎处得此抄本，命其子王夔武写一副本藏之，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近人认为该书“虽然算不上是精心结撰的史学专著,但却称得上地方文献中的佳篇”。

第一节 二十八载居留地

光绪十七年(1891),23岁的王葆心与长兄王葆周、三兄王葆和、从兄王佑祺到武昌两湖书院学习，前后5年时间。1902年至1906年，王葆心任汉阳府学堂教习。1912年到1914年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 同时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供职。自1922年王葆心在湖北国学馆任职至1925年。1927年任武昌中山大学国文教授。1930年王葆心参与《湖北文征》编辑工作，1932年至1938年任湖北通志馆总纂。从23岁第一次到武汉至71岁回到罗田，王葆心来往于武汉48年，其中长居于武汉的时间约为28年。

作为教授，王葆心任职于武汉的数所大学；作为学者，王葆心不少著作完成于武汉；作为历史学家，王葆心编纂《湖北通志》的活动离不开武汉。在武汉，王葆心聆听师长的教诲，授业传道于后学，与其子夔强、夔武二人共同研究资料、探讨学问。在武汉长时间的居住，为王葆心提供了认识武汉、了解武汉、熟悉武汉的各种契机。虚心受纳、勤于笔耕，王葆心将所见所闻的武汉传闻轶事记录下来。在阅读范锴的《汉口丛谈》后，王葆心又阅读了孝感徐焕斗所著的《汉口小志》等记载乡土风俗的书。这些书引起了王葆心撰写与《汉口丛谈》类似书籍的创作冲动，“应新闻社之请，敷陈楚故，即广是书之旨，成《续谈》《再续》二种，携之行箧中”。

王葆心居于武汉28年，历经学生、教师、官员、学者不同身份，与社会各个阶层均有来往。王葆心为人极重道德，为学生时极尊师重 道，与同学亲近，如他在两湖书院对每位老师都十分尊重。王葆心后来的著作《艺林演雅》就有邓绎先生《云山读书记》的味道。1914年，王葆心接受汤芗铭聘请在湖南官书报局任总纂，了解到邓绎先生去世后，家人病的病、死的死，祖传产业变卖殆尽。邓绎的孙子邓伯雍人品好，书也读得不错，在生活极度困难中还不忘整理祖父的遗稿。王葆心亲自登门拜访邓伯雍，并托人解决他的工作问题，对老师可谓竭尽学生之谊。王葆心对胸怀大志、学术精深的同窗非常敬重。如童树棠以“吾学不成，何以救世”勉励自己，在学习上“凡书皆具其目，各定董治之条例，约以次第、识别、考订、抄录四者，赅其程途；以诵读、体察、精研、旁考、略观、涉猎六者究其心得”①。童树棠的学习方法对王葆心很有启发。童树棠还关心国事，对于强国治国均有独特之见解。王葆心认为，“树棠以一书生屏迹坐论空山，而已道其要于数十年前”,确实值得人敬重。童树棠去世后，王葆心亲自整理、编辑其遗著,刻印《童氏类稿》。此举对死者是追怀，对生者是慰藉，彰显了王葆心对同窗的缅怀之情。

王葆心对待师友一片诚挚，他就是以这种诚挚之心在武汉生活了28年。

一 、在汉经历与交往

尽管王葆心不善交往，不喜攀附权贵，但“人到无求品自高”,以学问、教学、事业为重的人生标准使得在王葆心身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交际圈。

在武汉，王葆心的交际圈首先是对他有过教诲之恩的师长圈，如梁鼎芬、易顺鼎、杨锐、王康年、姚晋圻、沈曾植、邓绎、周树模、陈三立、周锡恩、杨守敬等。这些师长不仅在学习上引导王葆心，在待人接物上也为他进入社会提供了借鉴。其次两湖书院的同学及经心书院的同学，有郑邦骥、哈汉章、吴元泽、王锦芳、权亮、黄兴、陈英才、李书城、李步青、周泽春等人。尽管王葆心不利用同学的关系来追求自己升迁，但同窗之谊使他在志书编纂和《湖北文征》资料搜集中得到帮助。再次王葆心在教育界的同事，像黄福、帅畏斋、黄侃等人。这些人不仅学术精通，且具备“不媚俗、不媚权、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高尚品德。以黄侃为例，黄侃对王葆心主持湖北国学馆积极支持。他赞成王葆心继承宋明书院传统，师生朝夕共处言行互见，精神与情感互通，融教书育人于一体。有这样的同事不仅可在学术上相互研讨，也可在精神上互相安慰。

王葆心的社交圈最重要的应该是他的学生圈。以在湖北国学馆时的学生为例，较有名的学生就有徐复观、闻聪、闻惕生；在国学讲习会的函授学生有谈瀛。就拿徐复观与王葆心之间的交往来说，徐复观1924年在湖北国学馆招生考试中与闻聪、闻惕生并列第一，王葆心知道徐复观家庭贫困后，主动为他提供生活费用；知道他没钱买书，就主动为他借书或买书送给他。总之，王葆心对徐复观关照爱护有加，徐复 观也始终不忘他的关怀和教诲。

1930年，王葆心、甘鹏云、龚耕庐共同主持《湖北文征》的资料搜集和编纂工作。元明两朝的资料搜集和编纂由王葆心和甘鹏云共同 责。甘鹏云逝世后，《湖北文征》的原稿仍存甘宅，甘鹏云的孙子甘厚甫撰其祖父行状，谓甘鹏云：“近年以来用力最勤，视为身心性命之事，刻不容缓者，厥惟《湖北文征》。先已成之明文二百五十卷，凡遗事轶闻，有见于群书者，悉加甄采，附诸小传之次。拟续诸清文三百卷。赞助者为石丈蒽年，已写定目录二十卷，犹未敢以为定本也。”王葆心见到甘厚甫写的行状非常气愤，因为甘厚甫在其祖父的行状中只尽力描绘甘鹏云在搜集《湖北文征》资料中的作用，未能将王葆心与甘鹏云在搜集资料和《文征》编纂上的合作状况写明。王葆心及精庐同仁认为甘厚甫是有意抹杀王葆心的全部努力，也是对精庐同仁为纂成《湖北文征》所付出辛勤劳动的否认。为此，精庐同仁中有人写了一封气势咄咄逼人的信函给甘厚甫，对此函甘厚甫置之未理。故而，楚学精庐的同仁认为甘厚甫是想独占书稿。

1946年4月，徐复观听说此事，趁来京之便带同士兵亲自到甘宅论理，甘厚甫才将元明两朝《湖北文征》书稿全部交出。事后徐复观在 同乡会上报告索稿经过说：“我能报师恩于万一，心里也得到一点安慰。”

除以上四个社交圈外，王葆心通过家人、亲属也建立起了一个了解社会的社交圈。街坊邻里尽管来往不密切，街头巷尾之议往往有反映社会之作用。如《再续汉口丛谈》卷二中“今日汉市，物值无不昂于二十年前十倍有奇，较二百年前更不可臆计”。这种物价信息多来自街坊之谈吐。

融于武汉的生活为王葆心续写《汉口丛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汉口丛谈》的启迪

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卷一即将自己所作与范锴的《汉口丛谈》做了这样的比较：“范君生盛世，意主发抒性情；我生值危乱，意在网罗放矢。故范书爱文藻，此作重见闻。”《续汉口丛谈》共六卷，八万余字；《再续汉口丛谈》四卷，六万余字。这两部书除分卷外没有分篇目，也没有小标题，信手而书，性至笔至，显得没有头绪、缺乏条理。但从资料的来源来看，《续汉口丛谈》与《再续汉口丛谈》并非无章可循。

例如《续汉口丛谈》卷三中，记述据喻石农所言乾嘉中汉阳藏书家黄氏，家中有好的抄本500多种，“愚谷、云素、根石次第传抄”,“根石”即《知不足斋丛书》刻录的《泣蕲录》中之王根石。其后一则又介绍了王根石擅长书法，并用喻石农对王根石的评价来表明王根石的学术地位，后文王葆心又写出“余兄文伯曾以示汉阳关季华先生棠，先生甚赏之。尤爱帖中《化度寺碑》一种，今尚藏舍侄处”,以示王根石的影响。继之第8则中又以喻石农引出了寒香老人段嘉梅。第9则用《喻石农诗话》引出叶廷芳和胡绍鼎。第10则记喻石农作诗咏叹孝妇冤死、榴花复生记述汉阳西门外一石榴花塔来历。第11则用喻石农的谈话点明寄轩的来历，并引出汉阳知府纪淑曾。第12则用喻石农、陈愚谷引出孙琬。据此可以看出，第三卷有7则与喻石农有关。

喻石农，即喻文鳌，是乾嘉道年间的读书人，与蕲州的陈诗(愚谷)、汉阳的叶云素并称为“汉上三杰”,为清代文学史上性灵派代表诗 人之一，号称“光黄一大家”,诗名隆著,播及塞外，“高丽人尤重其 诗”。对王葆心而言喻文整是乡贤、是前辈，喻家后辈与王葆心的家族 有所往来，故凡与喻文整有关之记载要么来自于喻文鳌的著作，要么来自于后人对喻文整的回忆与记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王葆心在写《续 汉口丛谈》与《再续汉口丛谈》时，对资料的审定十分严格，虽不能说 “无一字无来历”,但确实做到了“无一事无所本”。

既“无一事无所本”,就可看出范锴的《汉口丛谈》引发了王葆心撰写乡土里俗之书的写作动机，王葆心又根据生活的社会环境之异，确定了与前书不同的写作重点。比较不难发现二书均采用笔记体，均重视武汉的沿革，且都能根据时代变革写明武汉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状况，从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经济交通、地名掌故、园林建筑、寺庙楼阁、名人名作、地方物产来记述武汉一隅。更为难得的是王葆心有过撰写蕲黄四十八寨农民起义和元末徐寿辉起义史的经历，故而可见其掌握的从元末直至清道光年间湖北农民起义的资料较多。总而言之，王葆心的《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从多方面受到范锴《汉口丛谈》的启迪，但王葆心以资料之翔实、观点之新颖突破了《汉口丛谈》一书的限制。

王葆心多年来搜集湖北地方志和乡邦文献，范围之广人所罕及。他擅长于对资料的鉴别使用，仅《续汉口丛谈》卷一之第3则叙江汉大市场的起源即引用了《三国志 ·吴志 · 陆逊传》、《三国志 ·魏志》、唐李吉甫所编《元和郡县图志》和清代所编《黄陂县志》诸书。通过引用阐明了江汉大市场的历史沿革，显示出该市场因“舟楫成市”的特征。如非对这些资料了如指掌，焉能利用资料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大篇文章。

三 、传闻逸事的搜集甄别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言：“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王葆心在其从事学术生涯的活动中，从不轻视从各个方面搜集而来的资料，基于他知识之广博和见解之高明、使用资料的技巧之娴熟，不仅不轻弃“匹夫之思”，且能从街谈巷说中发掘出风雅之旨。

例如《续汉口丛谈》第5则，从《浙江巡抚许公神道碑铭》中记载 许兆椿任松江知府时“游击杨天相诬拿海商张茅等十七人为盗，提镇铺 张入奏，杨升擢参将，弁员皆迁。案下，制府转檄公，讯得实，立平反之，谳成，十七人得不死”。王葆心通过其他的资料和诗文，证明了 “此书事不确，且变易是非”。王葆心引用包安吴在《齐民四术 ·书三案 始末》中所言：“天相之祸，起于提督陈大用欲擅功单奏，不会总督苏 凌阿衔。”洪亮吉在《上成亲王书》中称：“参将杨天相有功骈首，降盗某等漏网安居，皆由总督苏凌阿贪赃散法。至今人民言之痛心切齿，而洋盗则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事所酿成也。”在后文中，王葆心引用了沈学渊所著《楼船行》一诗：

楼船将军今杨仆，同人先笑后号哭。将军执手擒盗渠，俘囚晨向军门缚。……尚书宝帐宿醒醒，怒气直上排天扉。自从去年节钺至，海疆已报销烽燧。如何缚此狂奴来，将弁无乃不解事。呼盗与坐问盗因，盗言非盗皆良民。良民诬盗罪无赦，大车槛槛征将军。将军欲诉不得剖，三字风波莫须有。……妇竖云屯泣送君。独有渠魁齐拍手……将军一去大树倾，谁复入海鞭长鲸。……古来黑白类如此，今见武官不惜死。呜呼!奈何独有武官不惜死!

在引用这首诗后，王葆心加上按语：“此诗即指杨天相……天相就戮吴淞，观者万人，皆持纸钱也。”一桩冤案，王葆心借他人文字述清始末，澄清事实；又借杨天相同时代人所作的诗歌，写明苏凌阿与盗贼勾结造成了杨天相冤狱。通过诗中的“莫须有”反映了“古来黑白类如 此”的社会黑暗，最后用老百姓“万人皆持纸钱”表明是非自在人心， 从而反映出王葆心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对蒙冤者的同情。

《续汉口丛谈》并非王葆心精心撰著的史学著作，但这类笔记因作者学养颇深，故信笔写来文中自有褒贬，也有“借他人杯酒，浇自家块垒”的寄托。正如曹植在《与杨德祖书》最后所言：“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王葆心确实做到了。

来源：《王葆心评传》之第十章《武汉史料钩沉》，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莫晸，湖南桃源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文化史和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承担湖北省社科项目“国学大师王葆心名人文化资源研究”，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革命家家风》。出版《物阜汇通——长江流域的商品与集散》《拳剑纵横——长江流域的武林与流派》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