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晸《王葆心评传》：《续汉口丛谈》与《再续汉口丛谈》

王葆心，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方志学家，是晚清民国间荆楚大地知名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从23岁第一次到武汉至71岁回到罗田，王葆心来往于武汉48年，其中长居于武汉的时间约为28年，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武昌师范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大江学术特转发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莫晸博士新著《王葆心评传》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在范锴《汉口丛谈》的基础上一续再续并非重梁架屋，也不是老话重谈。对比一下范锴书中的内容，就会发现王葆心循着范锴构架的路径为《汉口丛谈》带来了新的风景，攫取了时代风云，赠予汉口嫩枝新叶。即使是范锴使用过的资料，王葆心在重新使用时也进行了必要的考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删替。同是笔记，王葆心不动声色地把时代的变迁记载下来。如《再续汉口丛谈》第三卷第27则：

庚午秋，匪乱正亟，旧人多避地武汉者。于是省府诸君，约集社联吟，以遣羁旅岁月。夏君灵炳所居之湖上园，水明木瑟，即以为文宴之地。

“灵炳”就是夏斗寅，“湖上园”是位于武昌的笛湖精舍。据此可以推出庚午年为1930年，王葆心在为《待社集》作序时写道：“吾则谓今日举国皆贵人，实则举国无一福人。”点明了1930年蒋、冯、阎大战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讽刺了因争权夺利的“贵人”多，造成的“举国无一福人”的惨相。文字穆穆有容，内涵深刻无比。故而应将王葆心的《续汉口丛谈》与《再续汉口丛谈》作为乡邦文献来看。

一 、武汉沿革

《续汉口丛谈》卷一第3则至13则，记述了武汉的沿革。第3则中点明汉口镇、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为明清四大镇，王葆心著书之时，汉口已成为当时中国除上海之外最大的城市。王葆心根据史籍所载，首先用陈寿所著之《三国志》指“石阳市盛”,石阳即东晋之汉阳、今之黄陂，说明江汉之商业繁荣状况。黄初五年(224)东吴孙权围文聘于石阳，可见石阳当地在三国时候就已经有城了。在东晋时候，石阳改为汉阳，设汉阳县。根据史书，王葆心考察了当时的汉水走古水道，所以当时的军事用地是夏口，而商业繁华之地则在汉阳。

第4则记：“典午南来以后，市场应在今夏口，大江南岸，武昌文昌门外，鲇鱼套口一带。”王葆心判断梁、陈古市断不在今北岸之汉口。第5则中用唐卢纶和罗隐的诗句证明唐代汉口商铺抵汉阳南岸；又用贾至和李白的诗句证实来往于汉阳的商船从上游四川来，到下游扬州去。写到宋代的汉口事迹，以范成大和陆游的记载为准，直接引用范成大的《吴船录》:“鹦鹉洲前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闭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王葆心依据胡寅《南纪楼》诗中所言，指明宋代的市场“沿六朝唐人套口旧市之余波。厥后由南市迤北至鹦鹉洲，渐为中央聚点”。又言：“厥后斯洲以市密人稠，日以蚀削。兼之汉水入江之口，改而逼近，江流因之增高，斯洲遂沉沦。而商市乃天然移归北岸矣。”至元末明初“省城当七省冲，江夏附郭，水陆交通，百货云集。元暨明初，汇于金沙洲。崇祯间，鹦鹉洲没于江，更汇于坛角。舟车络绎，熙来攘往，号称极盛。兵燹以来，开濠清野，市廛邱墟”。“明代市场，由鹦鹉洲抵汉阳南纪门， 渐渐下延，至东门，抵铁关，为崇信坊地。”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云：“禹贡矶之旁为铁门关，商舶云集，圜匮外屏。”汉口之盛见之于明代。王葆心引用明代的《堤防考》,写明“自成化初，汉水忽于排砂口下，郭丝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由鲁山麓入江，而故道遂沦为潇湘湖、为后湖、为玉带河、为黄花地。今都归淤塞矣”。汉口得力于汉水改道，在明朝取代武昌和汉阳成为商业 重镇。

同治年间，《汉阳县志·杂记》载唐裔潢《风水论》有云：“汉口初 亦芦洲耳。明洪武间，未有人住。至天顺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张添爵等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 有徐文高等房屋六百五十间。汉口渐盛，盖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三镇中的汉口真正成为商市应在嘉靖年间。

二、汉口盛于商，衰于火

嘉靖汉口成市，至明崇祯初年已经十分繁盛。蒲度之在其《硕迈园集》中这样记载：“惟是鄂城周遭几二十余里，长衢蜒蜿，曲巷逶迤。道上行人习习如蚁。余一盖一舆，至轵不得进。每一哄之市，而百货罗列，似游五都；璠玛夺目，若入蜃楼；宝光烛斗，洵一大都会也。迄今滔滔江汉，尚余大王之雄风焉。”这样繁华的都会是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大火之后逐渐恢复的。清初《汉阳府志》载：“万历三十六年。汉阳县。正旦。自汉口崇信坊火起，延烧东阳坊一带，至莲花堤，转入城。毁朝宗楼，及门内人户。”从明朝末年起，张献忠和左良玉及清兵南下造成的破败，到雍乾年间才得到全面恢复并取得一定发展。在嘉庆十五年(1810)武汉又遭遇了一场大火，“大火延爇，殆数万家。街市中截，弥望尽成焦土。然以货物所集之区，不难重构。一月之内，室堵齐兴，凡百贩鬻，俱复其常。其时遍地皆小鼠，长不盈咫，或白昼游行，见人亦不甚畏避”。本则信息反映了武汉已有雄厚的商业基础， 巨大的灾害之后能迅速迎来商业重建；又反映了一种怪异的情况，大火将藏身于洞穴之中的部分老鼠炙烤出洞而致“遍地皆小鼠”。

前两次大火灾还是在陆地上烧，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场大火在下新河烧起。起因是盐船上一盐丁抽吸鸦片，“一火倏腾，渐延及什物船篷，以至于焚樯竿。俄而火烛长川，船人竞起，理篙栈者、窜逸者皆自梦魂中，迷骇昏乱，不知所之。而又千船固结，仓促不可割分。上流火势剧烈，炎炎若飞炮；下流风逆，即解缆亦不得出”。

仅仅6年之后，太平军在1855年4月3日分水陆两路对武昌发起总攻，首以水路潜入鲇鱼套火烧彭玉麟水师，致清军溃败。从7月15 日至25日，胡林翼、彭玉麟与太平军大战汉口，“均用火攻，毁贼船贼营，而居民亦罹此劫也”。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和湘军对武昌的收复，留给武昌居民的是房屋破败、亲人死亡，一片生灵涂炭。给近代武 汉最大的破坏是1911年辛亥首义后，袁世凯派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自九月初九日夜(1911年10月31日),清军进据华界，即纵火焚烧，惨无人理。兹将被焚地址调查志之：一河街上至大通巷河下止。一中街至安善堂止。一后街至马路止。一下街至招商局止。一黄陂街后仅帝王宫、万寿宫两处尚存，余尽被烧。一大智门一带至新马路兴业银行旁止。统计华界房屋烧去十成之九，汉镇精华至此殆尽。”

通过对五次大火灾的记述，王葆心着重强调了防火对于武汉的重要性，并列举了关于汉口多火灾的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由于流民沿市、沿江、沿堤之棚户屯列如林，导致易发生火灾；另一说与风水有关。王葆心颇具现代意识，认为预防在先，“与今之保安水龙会用意正合”,且举汉口租界极少发生火灾为例证。

三 、地名掌故

王葆心用搜集到的大量资料来显示武汉的变迁，引用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点明南市在鹦鹉洲，并亲加按语：

汉市，宋以前之大势，六朝时在套口一带，其地外江内湖，四面环水，故业能盛。唐宋时，在鹦鹉洲左右，其地亦四面环水，故亦能盛。明成化以前，在大江之内，在玉带河并襄河之外，其水势形如带，亦四面环水，故更能盛。此历代迁徙之由，亦迁徙后必能兴盛之由也。近日有人建后湖开河环绕入江之议，亦仿此种旧市之式略复成化前之旧也。

通过按语将后来汉水入江之口改道，导致古鹦鹉洲沉沦，因而南市的商户们不得不逐渐迁徙至北岸的原因表明。南宋陆游《入蜀记》中记载 “市邑雄富，列肆繁错……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足以证明在南宋中期的都城杭州和建康的繁荣也没有超过武昌，而武昌的繁荣就是通过南市显示出来的。汉水的改道将南市的繁华转移到江北。公安派文人袁中道《由草市至汉口周中》诗云：“陵谷十年变，川原未可分。长湖百里水，中有楚王坟。”写出了地形变化给城市带来的改变。汉水改道是武汉三镇形成的原因。

随着居民增加，商贾云集，汉口成为楚中“第一繁盛”之地。明朝设巡检司，清初分为仁义、礼智两司，至通商后设江汉关监督于大智门坊。此时汉口已形成四个居民区，顺汉水而下依次分为居仁坊、由义坊、循礼坊、大智坊，全长约为7.5公里。

汉口租界设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最后确定位置，基本形成了汉口上至硫口下延直至谌家矶的规模。

汉口许多地名形成于明代。因明武宗无子，宁献王世子从钟祥取道汉口进京，故而在汉口留下銮舆遗迹，并因此产生了与明世宗相关的地名。进入清朝后，以讹传讹，由音变发展到意变。如接驾嘴码头后变为薛家嘴，进入民国后变为集家嘴；报驾巷变为鲍家巷；送驾墩后变为宋家墩。回龙寺在大智坊，明世宗亲临该寺，赐名为回龙寺，清咸丰年间战乱后寺已无存。

王葆心对武汉龟、蛇山的名称的沿革进行了阐述：蛇山延至江边的矶石称为黄鹄矶，故蛇山也被称为黄鹄山。黄鹄山的名称从六朝使用到唐代；宋代时被改称为石城山，因将随州大洪山的佛足移到蛇山供养， 蛇山又有了洪山之称；元朝将洪山改名为高冠山，王葆心认为可能是源于郦道元《水经注》中的“高观枕流”,“观”讹为“冠”;明代楚昭王朱桢更名为长春山，接着又改名为金华山，典故出自朱元璋在黄鹤楼将陈友谅所藏金花赏于士卒的故事；进入清朝后，因陆游《入蜀记》中有石城山袅绕如蛇状”的描述，本地士绅才定名为蛇山。龟山在屈原的作品中称为“大坟”。唐代以后不少学者主张龟山应是古代的大别山。王葆心不赞成这一说法。他认为大别山应是在今天罗田、麻城、英山一带。

王葆心对武汉不少地名或列举或考校，为研究武汉城市史研究者提供了资料。

四 、园林建筑

建筑物是凝固的城市历史，园林建筑则是中国城市建筑物中文人雅趣兴味的体现。因其借景造意、移步换景，师自然之造化，将设计者匠心融诗情画意于一体。王葆心记载了明季有名的水明楼，引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坐王章甫水明楼(汉阳)》云：“峦光设色浅深间，万瓦鳞鳞鉴碧湾。孤塔自来当沔口，高僧相过说庐山。常时杯底沈黄鹤，每就堂中乳白鸿。南北精蓝青比比，蒲团才得个人闲。”首联说出了水明楼依山而建，山色变化映照着它，一湾碧水像镜子一样反映着水明楼的屋顶。后王章甫转让了水明楼，在距离城西关外两里路的地方建起了葵园。葵园北眺古琴台，南望鹦鹉洲，顺江观下游之景，蛇山之下黄鹄矶头，白云悠悠嬉戏于黄鹤楼；龟山之侧流花湖畔，波涛声声敲击于晴川阁。四周开阔之景，葵园幽静之处，使画师得天然之色，诗人有会心之吟。袁宏道来到葵园，写下了《汉阳过王章甫葵园和二仲韵》:“户外郎遥岭，寒香渐出林。增池缘亩阔，疏竹为庭荫。烟雪裁为句，风泉写入琴。欲知桐性老，火里试蕉音。”“烟雪裁为句，风泉写入琴”足以证明葵园将自然与人融为一体。在葵园中有一奇石“绉透殊伦”,被命名为“翠微峰”。在这块奇石旁凿有一井——“翠微古井”。清顺治年间王氏 家道中落、难以为继，汉川张存恭以270两白银将葵园买了。几位佛教 信众集资从张家手中购回葵园。白光明、主峰兄弟游历至汉阳，经信众邀请和捐赠，在葵园修建归元寺。《归元禅寺碑记》中这样描述：“风动葵园，葵本无目，向日而繁，焦本无耳，闻雷而荪，无根树子，盖世如云……”文人的风雅、葵园的幽静被青灯古佛代替了。

《续汉口丛谈》中还记载了光绪十五年(1889)归元寺长老恩普禅师募建五百尊罗汉，设罗汉堂，另在罗汉堂前建一放生池，时人以投食池中龟为乐。

在当时，明代万历年间萧丁泰所修建的吸江亭为江汉园林之最，是黄鹤楼、晴川阁之外最适宜于眺望江景的景点。

王葆心纠正了长春观修于南宋年间的记载。《江夏旧志》云：“宋淳熙八年，仙师王重阳偕真人邱长春师徒，捻纸塑太上像，神情肃穆，须眉如生。后有群盗疑像为金，窃之不能举，盗愈疑。又一日，复持刀来刮金，刀甫行，太上视窃人一笑，盗惊遁去。”王葆心认为淳熙是宋孝宗年号，宋、金为敌国，王重阳、邱长春为北方人，生平从未涉足江汉，故《江夏旧志》中所载纯属虚妄。所以长春观的修建应不早于元朝。民国年间的长春观是官文任湖广总督时，李世忠修建的。古琴台，王葆心认为北宋已有之。关于琴台的位置，《汉阳府志》说在大别山 (龟山)尾，嘉庆《湖北通志》云：“平塘渡在汉口西十里，一名琴台。”《汉阳县识》说：“据城五十里汉阴山，一名马鞍山，下有集贤村，传为钟子期故里。”王葆心认为嘉庆年间，毕沅任湖广总督时，在月湖西修建了亭台楼榭，名为古琴台，由当时著名学者汪容甫代毕沅写了铭文，将月湖旁的古琴台饰为名迹。

王葆心对晴川阁的毁修做了详细记述：晴川阁最早是明代汉阳知府范志坚修建，隆庆六年(1572)重建。雍正年间经多次修缮，乾隆五十二年(1787)知府杨芳春重修。咸丰年间，太平军焚毁晴川阁。同治三年(1864)钟钧谦重新建。

王葆心还对汉口的淮园、怡园、白园、豫家园、蔼园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和记述。通过对园林建筑的叙述，王葆心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汉口地区社会风貌和文人心态。

五 、神凌八表黄鹤楼

黄鹤楼是武汉的历史标志，在江南四大名楼中修建最早，修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223)。最早是“置戍而楼兴”,经东晋及南朝的修整，其军事用途逐渐消失，到唐代成为登高赏景的佳处。崔颢题诗在当时影响不大，李白见崔颢所题之诗后搁笔，在金陵凤凰台拟崔颢之诗题咏。李白之诗使崔颢的诗名益显。黄鹤楼也成为游人必至，诗人必然品题的景点。李白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等诗，诗作流传极广，使黄鹤楼更为世人所知。

唐永泰元年(765)闫伯瑾在《黄鹤楼记》中云：“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江西城西南角，因矶为楼，名为黄鹤楼。”唐朝文献的两种记叙，足以证明唐朝黄鹤楼址和清朝光绪年间黄鹤楼址吻合。到了宋代，唐黄鹤楼已不存在了。陆游在《入蜀记》中说黄鹤楼为天下绝景，今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陆游向当地老吏询问，老吏云：“在石镜亭南楼之间，正对鹦鹉洲。”宋代黄鹤楼址与清代的黄鹤楼址不在一处。

王葆心引用潘耒的《黄鹤楼》诗“武昌三面临江水，横山如屏亘城里。西峰蜿蜒欲入江，压以高楼半天咫。三层迥与三霄齐，八面平当八风起。遥看缥缈接蜃楼，近睇峥嵘叠霞绮”,叙述了黄鹤楼的位置、形制、外观及从不同距离对黄鹤楼的观感。对黄鹤楼的兴废，王葆心根据沈棠溪的《游记》叙述了黄鹤楼在清代修建的历史。

顺治间，楚督蔡毓荣镇鄂，购良材，招良匠建之。时有黄鹤楼高九丈之谣。嘉庆中重建，求大木不可得，将增石础以益之。发其址，则四十余础，皆中穿贯以铁索。若旗布绮交，虽万牛不能撼。制府百文敏公闻之曰：“此磐石不拔之基，不能易，亦不能益。”于是惩贪吏，平盐价，减库息，士民感之。为悬“三月楚治”之额于楼上。至咸丰乙卯，粤寇一炬，委诸荆砾。凡十年，制府官文恭爵相倡捐修茸，因而修采木材，偏及荆巫。越两载，乙卯告成。此清代兴废大端也。

光绪十年(1884)农历八月初四，“汉阳门外董家坡民房起火，延烧黄鹤楼”。这次黄鹤楼被焚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重建。

光绪十年被焚之后世人多次呼吁重修，1932年时夏斗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倡议重修黄鹤楼，为筹集资金邀请王葆心写了《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该文1700字，叙写了有关黄鹤楼的神话传说，铺陈了文人墨客吟唱黄鹤楼的诗文及登楼逸事，记录了在清朝“火经三发，工届八兴”的兴废历程。在此基础上点明了重修黄鹤楼的意义为“今日再造此楼，是即以存十七朝之文献故迹也……是即以长泰东西中华之声价也……是即以增中外游眺之清旷也”。遗憾的是，王葆心未能在有生之年目睹黄鹤楼之再现。

六 、武汉三业

王葆心对地方经济向来重视。奇怪的是，《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中并未谈到武汉的茶业、盐业、手工业。这可能是由于王葆心来武汉，无论求学、教书均居住在武昌，且所交游的对象大多为读书人。此时武汉的茶业多在租界，盐业在汉正街淮盐巷一带，手工业多在前、后花楼街，他接触不多，故而了解不深。《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中王葆心只讨论了武汉的烟业、布业和水上交通业。

王葆心最初不了解烟店门市牌面书写“社塘衡烟”之意，在阅读了同治《衡阳县志·货殖传》,知道“塘”字乃“坛”字之讹。从明朝后期开始，“社坛衡烟”在海内流行，“社坛”是城北旧坛地，“四方求烟草者，得真衡产，一爇即辨，种烟草者相望。近五六十载，福建所产盛行，衡烟易绌”。王葆心指出了《衡阳县志》中的错误：“福建烟草之利，实开自明季由南洋输来。某说部曾载崇祯中禁烟极严，犯者至死。 有闽省举子不知新令，挟带入都，为崇文门所获，其仆乃出代死。 而 《带经堂诗话》《两般秋雨庵随笔》所称引，皆称闽产擅胜，其来已旧。 ”指明衡阳产烟不仅在福建之后，而且时间较短。

王葆心对武汉的布业也做了考证。在西洋布未在武汉流行时，武汉市面上的布店多挂着“苏松布匹”的匾额。其来源是许元仲《三异笔谈》中的记载：

沪渎梭布，衣被天下，良贾起家。张少司马之太翁以此致富巨万，五更篝灯，收布千匹，运售阊门，匹可赢五十文，计一晨可五十金，所谓鸡鸣布也。曼园既贵，托其妹子赵公主其事，某年横云山人假归，以五十万金属为其营运。后十年，王赵与曼园获利皆相埒，赵临终嘱其二子收业，置产万亩。后新安朱泰源、金陵李宏升，均折阅而去，盖逆知布业之将衰矣。货殖之才，诚能亿中， 异哉!

对于《三异笔谈》中所言“吴人赖布以自殖，南宋以来已著”,王葆心根据《松江府志》进行了驳斥。《松江府志》称：

番布出上海乌泥泾。元元贞间有黄道婆者，自压州来，始教制 杆弹纺织之具。至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明成化间，贡于大内，馈于贵近。

王葆心认为元末以后因技术与工具的进步，苏松地区布业得以兴盛。他还介绍了府布即流行于汉口的府河口之布，但随着“洋庄灌入，年盛一年，而土货之利尽被蚀矣”,客观地反映了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入后中国本土商业所受到的冲击。

对武汉的水上交通，王葆心引用嘉靖《湖北通志》:“洋子江渡，由汉阳门以达汉口，由平湖门以达汉阳。明万历二年，左布政使陈瑞置巨舰八只，由江夏县岁补水手十二名，募渡人领之，后仍民渡。”关于汉口的渡船，王葆心记载了一则趣话：“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一人而荡两桨，左右相交，力均势等，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两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

以汉口为代表的武汉地区经济、商业日益兴盛，往来贸易不绝，第二次鸦片战争武汉被迫开埠，1861年后英国的轮船开进了汉口。

七、记载节孝，崇尚教化

经多年传统教育，王葆心深受理学家道德伦理的熏陶，在《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中记载了不少孝子、节妇的事迹，其中俨然 有教化劝善之意。

王葆心引用《江夏志·人物》云：

明李之茂，事母郭氏至孝。母亡，甫敛，适献逆陷城。举家避去，独茂留殡侧。贼诘之。曰：“不忍舍母耳!”贼曰：“孝子也。”留蠢于门而去。邻人多匿其室获免者。今犹名孝子巷。巷在正觉寺侧。

从王葆心对张献忠的叙述来看，对其评价极低，但即使是张献忠军队中的暴掠之徒也懂得尊重孝子。孝在王葆心心中不仅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维护社会风俗的重要力量。

在《再续汉口丛谈》卷一中，王葆心记载了“省城有孝子巷，其名至可风世”。《汉口小志·艺文》又记载了黄金阶、黄仪父子两代孝子的事迹。在黄氏孝子的事迹后，王葆心又引用了《汉阳县志》中所载的孝子李延梓和李约的事迹。李延梓在严父嫡母逝世后，寻找生母张氏，遍历湘南江右，最后在宜昌的尼姑庵中认母，迎回家中奉养18年。这可 能是楚剧《庵堂认母》的原型。他还记述了一个卖鱼的人李约，30年如一日地赡养眼盲的母亲。李约不仅在物质上保障母亲生活，在精神上也竭尽所能，“夜篝灯诵暇词小说，或述昼间闻见新奇事状，甚且臆造傅会，以博母欢娱”。更为奇特的是，李约在母亲死后一恸而绝。王葆心认为，人们记住孝子是因为名教风尚之笃厚，后人为孝子立名，“亦见古道之不没也”。

在《再续汉口丛谈》卷二中，王葆心记载了汉阳门外褒扬衡阳烈女徐青鸾事迹的诗碑，对江夏马烈女和在长沙听刘克鲁向他讲述的武昌府烈妇的事迹也进行了叙述。三位烈妇恪守封建道德，在面临生死关头都表现了不屈服于恶势力、义不受辱的刚烈秉性。即使从捍卫尊严的角度着眼，同样值得今天的人钦佩。

王葆心在此卷中还记录了吕石素的《马烈女歌》,最后几句点明作者对马烈女的钦佩。“人生长短谁不死，刀锯水火从所是。粉黛能张礼义维，却愧须眉号男子。”显然，王葆心赞同吕石素的看法。

另外，从王葆心认为明末遗臣之女杜小英“正命于武汉”,言：“此种文而且节之事，岂可不一昭揭，以光耀吾土!”足见王葆心认为烈女能为地方带来荣誉。故而，王葆心在这一点上颇有遗老遗少之风。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莫晸，湖南桃源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文化史和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承担湖北省社科项目“国学大师王葆心名人文化资源研究”，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革命家家风》。出版《物阜汇通——长江流域的商品与集散》《拳剑纵横——长江流域的武林与流派》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