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得壹元宝的相关权威资料

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是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在东都洛阳铸行的两种钱币，发行时间短，流通地域有限，因而后世收藏较少，且多为传世品。1992年，在洛阳考古发掘的一座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为该项钱币专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本文旨在公布这批考古新材料的基础上，就这两种钱币的铸行背景和时间、历代出土和研究情况等问题做一综合论述。

1992年5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洛阳劳教所餐厅基建工地，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北部、邙山南麓，发掘清理了一座编号为C8M932的古墓葬。该墓形制为“刀把形”竖穴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位于甬道北侧，在其西部，清理出一具长2.34米、宽0.54米的木棺，棺木已朽，棺痕清晰可辨，内葬一人，头北脚南，在人骨上及其附近出土了一些随葬品，主要有铜钵、铜镜、铜钱、铜饰、瓷罐和玉串饰等。

铜钱包括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等四种，共计36枚。

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在洛阳唐墓中出土，并非偶然。洛阳，在安史之乱时期屡遭劫难，多次被叛军攻占，先后两度作为安禄山、史思明所谓“大燕”政权的大本营，其盘踞时间长达四年之久。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十二月，安禄山攻陷洛阳。至德元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地武。至此，安氏父子在洛据守时间为一年零十个月。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史思明斩安庆绪。四月在范阳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以范阳为燕京，以洛阳为周京。九月史思明南下，再次攻陷洛阳。上元元年（760年），六月，铸得壹、顺天钱。上元二年（761年）正月，史思明改元应天。二月，史思明在洛阳城北邙山一带大败唐军，又乘胜向长安进犯。三月，被其子史朝义部将俘获于鹿桥驿，被杀于柳泉驿（令洛阳市宜阳县境内），并将尸首运回洛阳。史朝义称帝于洛，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史朝义以十万之师在横水（今洛阳孟津县西北）决战，大败而回，东奔汴州而去。宝应二年（763年）正月，史朝义自杀于平州石城县温泉栅。史思明父子在洛阳时间为三年零一个月。安禄山、史思明在洛盘踞四年，对河洛地区影响至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洛阳一带出土“安史之乱”时期的墓志就有13方之多，其中有安禄山“圣武”年号的9方、史思明“顺天”年号的2方、史朝义“显圣”年号的2方。这些墓志今存洛阳古代艺术馆和新安县千唐志斋。

关于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的铸行时间，我国钱币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这两种钱币开始铸行于唐乾元二年（759年），主要根据来源于《新唐书》的两条记载：

“乾元二年正月朔，（史思明）筑坛，僭称大圣周王，建元应天…。夏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一钱。”

“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又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对此我们认为，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始铸时间应为唐上元六年（760年）六月，主要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上元元年六月，“…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壹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虽然史思明在乾元二年九月攻陷洛阳，但并未入城。《通鉴》云：”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畏光弼椅其后，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筑月城于洛阳南以拒光弼。”直到第二年春局势稍有稳定，史思明才正式入洛城，即上元元年三月，“是日，史思明入东京。”胡三省注云：“《考异》曰：按去年九月，思明已入东京。”《实录》至此复云尔者，盖当时城空，李光弼在洛阳，思明还屯白马寺，不入宫阙，今移军入其城耳。”由此，志我们认为，《新唐书》年载乾元二年铸行得壹顺天钱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乾元二年九月之后，洛阳虽已被攻陷，但仍有唐军相峙于北，史思明不敢入城，驻兵于白马寺南，这一阶段尚处在战争相峙状态，思明未入东都，又怎么能铸行得壹、顺天钱呢？其二至上元元年三月，史思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河洛一带逐渐站稳脚跟，才进入洛阳城。六月，铸行得壹、顺天钱，这应符合情理的事。

至于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的废止时间，前者在史书中有所涉及：“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由此推断得壹元宝铸行、废止时间应在上元元年夏季。后一种钱的废止时间文献不详，但根据唐宝应元年（702年）十月史朝义在横水惨败逃出洛阳、宝应二年正月自杀的记载来看，顺天元宝的废止年代应不超过宝应二年（763年），其通行时间应为唐上元元年六月以后不久至宝应元年（即760-762年）。顺天元宝的流通地区主要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延及被史思明叛军攻占的广大中原地区。

以上谈的是得壹、顺天钱的铸行与废止时间，而有关史思明铸钱所用铜的来源，在宋人的著述中亦有反映。北宋周?在《清波杂志》卷7中引用李孝美于绍圣（1904-1097年）年间所著《历代钱谱》：得壹、顺天钱为“思明销洛佛铜所铸。贼平，无所用，复以铸佛。今所余伊洛间甚多。”南宋洪遵《泉志》引用五代时期张台所著《钱录》：“得壹、顺天钱，思明并销洛阳铜佛所铸。贼平之后，无所用焉。刀兵之家，还将铸佛，今所余伊、洛间甚多。”这两条记载一方面说明史思明销毁洛阳的铜质佛像用来铸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铸钱数量的巨大，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许多钱复以铸佛，至五代时期，伊洛地区仍留存很多。

得壹、顺天钱的铸行、流通，仅是昙花一现，便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而“还将铸佛”或湮没地下，但得壹、顺天钱在钱币史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有唐以降，得壹、顺天钱屡有发现，文献亦载，从一侧面反映出各个时期对这两种钱币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在洛阳积善坊曾出土较多的得壹、顺天钱，时人未识，该事见于多种文献典籍。《旧五代中史·庄宗本纪》：后唐同光三年三月，“振武军节度使、洛京内外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于役所得古文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壹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上之”。宋代庞元英《文昌杂录》和《太平御览》也有类似记述。庞氏说“同光三年，洛京积善坊得古文钱，曰‘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史不载何代铸钱。近见《钱氏钱谱》云：‘史思明再陷洛阳’，铸‘得一’钱，贼党以为‘得一’非佳号，乃改‘顺天’。盖史思明所铸钱也。”《太平御览》引《后唐书》“朱守殷奏于积善坊役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宝殷进纳，敕凡窥奇异，尽系休明，所获钱文，式昭玄贶，得一者伫归于一统，顺天者式契于天心，道焕一时，事光千载，殊体继出，信史必书，宜付史馆。”另外，宋代王溥《五代会要》、明代《永乐大典·唐书》、清人撰《渊鉴类函》均载此事。文中所言“积善坊”，即隋唐东都洛阳城洛水以南里坊区中，定鼎门街西从南至北数第六坊，北临洛水，南邻观德坊。这次钱币出土数量各书记载不一。《旧五代史·庄宗本纪》说“得古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文昌杂录》认为“得壹古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曰‘顺天元宝’；《太平御览》引《后唐书》“四百五十六文曰‘得壹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五代会要》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其十六文曰‘得壹元宝’，…余皆曰‘顺天元宝’”；《永乐大典·唐书·食货志》：“得钱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其十六文曰‘得壹元宝’”；《渊鉴类函》引《后唐书》：“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一十六文”。综合以上六家说法，我们认为，出土顺天元宝四百四十枚，无太大争议，既然顺天钱数量确定，那么得壹应该只有十几枚，故“得一元宝四百五十六文”是不大可能，“顺天易得，得壹难求”，得壹存世数量极少，因而积善坊出土得壹元宝十六枚、顺天元宝四百四十枚、总计四百五十六枚，应是较为合理的说法。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得壹、顺天钱也曾出土，在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这一时期，人们对得壹、顺天钱的研究较五代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不仅出现这两种钱的收藏者，而且研究也日渐深入。首次记载熙宁年间钱币出土的是沈括《梦溪笔谈》：“熙宁中，尝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一’。皆疑古元‘得一’年号，莫知何代物。予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一’钱。乃其伪年号，‘得一’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宋代王懋在其《野客丛书》卷30“得一、顺天钱”条目中，不仅收录有庞元英《文昌杂录》所记后唐同光三年洛阳积善坊的钱币出土、沈活《梦溪笔谈》所言熙宁年间的发现，而且还对得壹、顺天钱略做考订。“仆考《唐书·志》史思明据东都，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曰‘顺天元宝’。庞（元英）始疑史传无此年号，后得《钱氏钱谱》，乃知史思明铸。仆谓此见《唐书》甚明，元英其未考邪。仆家旧有‘得一元宝’钱，字文方重，如颜体，轮廓甚古，后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钱，人家往往有之。”周?《清波杂志》卷第7：元丰间（1078-1085年），庞元英“为主客郎，尝著《文昌杂录》，内一条以‘不知得一、顺天钱铸于何代’为言。书成后，又言：‘近得于朝士王仪家有《钱氏钱谱》，乃史思明所铸。初以‘得一’非长祚之兆，乃改‘顺天’。?于洪氏见二钱，文皆汉隶，径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

南宋洪遵所著《泉志》十五卷，成书于绍兴十九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钱币学著作，保存有不少旧谱资料，对得壹、顺天钱的直径、重量等，均留下珍贵记录，“旧谱曰：得壹钱径寸三分，重十三铢。余按：此钱重十二铢六参。旧谱曰：顺天钱径寸五分，重十五铢…。李孝美曰：二钱大小如一，但顺天重而得壹轻耳。余按：此钱重十三铢二参。”

到了清代，关于得壹、顺天钱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嘉时期著名钱币学家翁树培，在其《古泉汇考》中对两种大钱的钱文风格、直径、重量和版别等均做以详细地描述：

“二钱质地厚重，自右旋读，‘元宝’二字仿开元钱，重四钱九分。得一钱径寸，背穿上有仰月，壹字大书作‘壹’。顺天钱有径寸一分强者，有径寸一分者，重七钱，有径寸强者，重四钱八分，有径寸者，‘顺’字末二笔亦作隶体。背穿上有仰月，又有穿下偃月者，有背上下并无月痕者。穿下偃月者，恐系谱中倒粘耳。”李佐贤所著《古泉汇》，作为清代又一部重要的钱币学著作，堪称钱币学普本巨制之一，书中收录得壹元宝3枚、顺天元宝2枚。

1959年冬至1965年春 隋唐东都洛阳城宫城廊房建筑遗址 出土开元通宝7枚、顺天元宝1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纪》，《考古》1978年6期。

1965年春 上述廊房建筑南面长条形残基 出土开元通宝4枚、顺天元宝1枚 同上

1990年春 隋唐洛阳含嘉仓德猷门遗址 在门址南侧路面上出土乾元重宝10枚、顺天元宝30枚，串在一起 洛阳博物馆：《隋唐洛阳含嘉仓城猷门遗址的发掘》，《中原文物》1982年2期

1982年夏 隋唐东都宫城殿亭遗址 出土开元通宝、顺天元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年洛阳唐城队：《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8年3期

1991年初春 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钱币窖藏 出土得壹元宝、顺天元宝二百余枚。 霍宏伟、范振安：《洛阳发现得壹元宝、顺天元宝钱币窖藏》，洛阳市钱币学会1996年年会论文

1992年5月 洛阳市劳教所餐厅工地唐墓 出土开元通宝10枚、乾元重宝16枚、得壹元宝3枚、顺天元宝7枚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资料

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科学发掘出土的顺天元宝有四批：

（1）1959年冬-1965年春，在隋唐洛阳城宫城廊房遗址发掘中，出土开元通宝7枚、顺天元宝1枚；

（2）1965年春，在上述廊房建筑南面长条形残基中，出土开元通宝4枚、顺天元宝1枚；

（3）1980年5月-8月，在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南侧路土中，发掘出乾元重宝10枚（图二：5）、顺天元宝30枚（图二：6），用物穿在一起；

（4）1982年夏，在隋唐宫城殿亭遗址中出土有开元通宝、顺天元宝等。

唐代墓葬中出土的有：（1）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扬州市东北城郊东风砖瓦厂一座唐代砖室残墓中，出土铜器、铜钱和瓷器等16枚，均属采集品。铜钱18枚，其中开元通宝15枚、花边开元钱、乾元重宝和得壹元宝各1枚。得壹元宝钱径3.6、穿径0.8厘米，背上月一仰月(图二:7);(2)1992年5月,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北郊发掘的一座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墓葬中，出土得壹元宝３枚，顺天元宝７枚，前文已有详述。这是我国首次经科学发掘发现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同时出土于一墓之中。

窖藏出土得壹、顺天钱的数量较大，版别相对丰富。主要有两批：（１）1987年四月，在洛阳地区以东的荥阳县广武乡，农民在掘土时，于地表以下约1米处发现一灰色陶罐，内装钱币196枚，其中得壹元宝64枚、顺天元宝132枚。这批钱质地厚重，呈黄色铜质，属未流通的新钱，在陶罐中放置整齐，排列有序。两种钱均为背穿上有仰月。这批钱币出土后，已流散民间。

（2）1991年初春，在洛阳玻璃厂浮法生产钱基建工地，即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内出土二百余枚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其数量之多，版别之繁为近年出土之罕见，多被民间收藏。

此外，1996年5月，笔者在洛宁县进行古钱币调查时，于洛宁县文管会发现1枚得壹元宝，另有乾元重宝、乾元重宝重轮钱各1枚，从锈色上分析，应为在洛宁县境内同时出土的一批钱币。据史书记载，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的军队曾驻扎在洛宁一带，史思明被其子部将就俘于洛宁县境内的鹿桥驿。

从唐上元元年（760年），即史思明顺天二年，铸行得壹元宝、顺天元宝，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两种钱的著录和研究，千百年来多依赖于传世品，缺乏准确的出土时地点和翔实的钱币出土记录。在许多钱谱中著录的钱币版别虽多种多样式，但真伪难辨，给这项钱币专题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近十几年来，洛阳地区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得壹、顺天钱，尤其是1992年5月隋唐洛阳城遗址北部一座唐墓中出土的这批得壹、顺天钱，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有关得壹元宝的“得壹”之争，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引起小的争论，笔者谨就若干问题谈一点看法。

1983年初，有人提出“得壹元宝”应为年号钱的观点。认为“由于《唐书》本传在年号与国号方面都未载及‘得壹’，所以得壹元宝究竟根源何在，迄今泉界尚未属疑窦”，并经过一番推断，得出了“得壹原是史思明曾经采用过的年号，为《唐书》本传所失载”的结论。

就此问题，又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得一”之词义，《辞源》即有解。一为数之始，又为数之极。得一，纯正之意。《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天下为正。”钱名“得一”，即取此义，本为佳号，但若以字面上理解，‘得一’亦可被嘲作“只得一年”，故史思明谓“得一”非佳号，乃循旧例，即以年号为钱文，改为“顺天”。“恶得一非长祚之兆”，就是说钱名“得一”不是国统长久的好兆，不必将‘得一’理解为年号。

我们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即得壹元宝非年号钱。但该文在引用《辞源》以及<辞源》引用《老子》原文时，稍有疏漏，略述一二。其一，作者在文中引《辞源》释义“一为数之始，又为数之极”时有误，应为“一为数之始，又为物之极”；其二，文中用《辞源》所引《老子》“侯王得一以天下为正”句，笔者经查《辞源》“得一”条目及《老子》原文，发现《辞源》引文有误，今将《老子》第三十九章前段抄录于下，以便求证：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河上与景龙碑本如此。“侯王”，傅、范、龙兴碑作“王侯”。“正”，傅、范、开元与诸皆作“贞”。范注：“贞、正也。一本作正，后人避讳也。”马王堆汉墓帛书甲本均作“正”，皆无“万物”句；“侯王”句，本同今本，甲本句中多一“而”字，无“天下”二字，作“而以为正”，“而”字上三字损掩。严遵、敦煌二本，亦无“万物”句。从以上诸家版本的《老子》来看，《辞源》所谓“侯王得一以天下为正”句是错误的，应是“候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老子的这段文中先是谈其宇宙论，后过渡到政治论。他称“道（即宇宙本体）为一，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天、地、神、谷、万物，都是得到“一”才能存在的，否则将无法生存。最后谈到政治，指出侯王只有得到“一”（即遵循道的自然规律），才能做君长。“侯王得一，才能做天下的君长（即皇帝）”，正是史思明以“得一”为钱名的真正目的。

早在西晋之初，已有裴楷引《老子》这段文字，为晋武帝司马炎登基提供理论根据。“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裴）楷正容仪，和其声气，从容进曰：‘臣闻得一以清，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因当时司马炎以晋王而登帝位，正与侯王得一、天下归心之语相符。史思明曾受唐肃宗归义王之封，取得壹为钱文正是沿袭司马炎的典故，欲以侯王而登帝位。

本文以1992年洛阳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批得壹元宝、顺天元宝作为引子，在对其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仅就这两种钱币的铸行背景、始铸和废止时间、历代发现与研究状况，以及“得一”名称的考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本文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对得壹、顺天钱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也有了一些认识。我们认为，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的性质应是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割据政权行于东都洛阳一带的军事货币。其特点是钱形和钱文风格直接模仿乾元重宝重轮钱，质地厚重，制作较为精整；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作用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搜刮社会财富，从而巩固史思明割据政权，保证以军事战争为目的的后勤补给供应。主要流通于史思明军事占领区范围内，即以洛阳为中收的河洛地区。史思明在铸行钱币半年之后，便在洛阳城北邙山一带大败唐军，除其他多种因素之外，新币制的推行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对于巩固史思明割据政权、加强军队后勤供应，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由于“以一当开元钱之百”大钱的盛行，给河洛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造成“物价尤贵”的结果。（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李运兴先生提供了量具，程永建先生帮助打制钱币拓片，在此谨致谢意。）

——《摘自中国钱币论文集》

安史之乱1

顺天元宝1

得壹元宝1

听泉鉴宝19

钱币收藏65

素材来源官方媒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