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禹贡九州”：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又一传说成为现实

尚书，一部追述上古事迹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对应虞夏商周四代，其中夏书第一篇为“禹贡”，里面提到“九州”，即第一句话中“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以尚书记载看，大禹与夏朝已经进入“九州时代”。但问题有二：一方面，大禹时代国家疆域不大，真能划分九州？一方面，近代疑古派考证认为《禹贡》是战国著作，“九州”是战国才出现的地理概念，是托古假设，因此不管大禹存不存在，大禹时代自然也就没有“九州”概念，这一观点影响甚大，那么真相是不是这样呢？

首先：文献可追溯到西周中期

疑古派认为禹贡、九州始于战国，尽管有一些考证理由，但其实存在很多问题。而以传世与考古文献来看，“九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期。

其一，对于禹贡成书年代，不同学者结论不一，疑古派考证认为始于战国，但近代王国维却考证为成书于西周初期。

其二，禹贡中出现了很多贡品，著名学者辛树帜考证发现“多以龟为贡物”，因此论断认为必作于“宝龟年代”，成书于西周早期。因为春秋战国时代，“龟”已经不重要了。

其三，《左传》襄公四年，在引述辛甲《虞人之箴》时，明确提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可见在左传之前，已经出现了“九州”概念。据说，辛甲是商朝纣王臣子，但其人历史难以考证，《虞人之箴》是不是他的作品也难说。

其四，北宋宣和五年，即公元1123年，在青州临淄县齐国故城，偶然出土“叔夷镈”和“叔夷钟”，其中明确提到商汤灭夏之后“咸有九州，处禹之都”。叔夷钟是春秋中晚期齐灵公时的铜器，可见当时已有“九州”概念。

其五，本世纪初发现的“遂公盨”，断代为西周中期，其中虽然没有提及“九州”，但与禹贡内容高度相似，据此可以论断禹贡出现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期。

因此，“禹贡九州”最迟出现于西周中期，如果结合禹贡内容、文辞风格等来看，则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

其次：现代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周代文献中的九州，目前只能追溯到西周中期，而甲骨文中没有出现九州，因此在文献中追溯九州似乎已经很难了。但禹贡中留下了九州信息，而这一点与考古结合，就让大禹九州传说逐渐成为现实。

上个世纪80年代，社科院学者邵望平结合考古发现，重新梳理了禹贡九州风物，指出其是对黄河长江流域九个区系山川、土壤、植被、物产、手工特产、人文等的记载，反映的是黄河长江流域人文地理情况，而巧合的是，现代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圈恰恰与禹贡九州的范围大体相当。

也就是说，文献上的禹贡九州与考古学文化，可以大致对应起来，因此邵望平指出“考古学上的这种不同的现象，就是禹划分九州的根据”。关于九州划分，有说是大禹划分，有说是五帝时期已有，这一点争议无伤大雅。

对此，连顾颉刚的弟子刘起釪也认为：“古代九州的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即是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区系的划分，与禹贡九州的划分，基本符合。”

除了禹贡九州风物可与龙山文化圈大致对应之外，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发现，也可予以佐证，比如冶炼青铜材料问题。

根据禹贡记载，位于南方的扬州、荆州，位于长江中下游，最主要的贡品是铜、锡、铅。巧合的是，湖北铜矿与锡矿资源都很丰富，上古扬州区域也有很多金属资源，比如无锡古代产锡，还有考古发现的江西瑞昌商朝早期铜岭采矿遗址（该遗址表明当时已经掌握十分成熟的深井采矿技术），江西德安彭山地区商周锡矿等。

上个世纪，在湖北随州发现曾国的“曾伯桼（qī）簠（fǔ）”，铭文记载“克狄淮夷，抑燮繁汤，金道锡行，具既卑方。”其中，“金道锡行”是古人将冶炼青铜的原料从南方运往中原的特定通道。虽然“曾伯桼簠”是春秋曾国青铜器，但其记载的“金道锡行”，如今考古表明最迟应始于五帝晚期。

上图为“星球研究所”绘制的“金道锡行”路线图，其中周朝“宗周”应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而非在西安。

迄今，北方发现的最早铜矿开采遗址，是山西绛县西吴壁冶炼遗址，为商代早期，更早的铜矿遗存尚未见到。但在五帝时期，中原已有中国风格的青铜器，而南方铜矿、锡矿等资源较多，考古也发现不少早期采矿遗址，制陶业发达又带来足够的炉温基础，因此结合“金道锡行”的历史，不难看到五帝夏商周时大量南方铜料通过“随枣走廊”运输到中原。

随枣走廊连接中原与江汉平原，如今考古已有许多发现：位于湖北的石家河文化突然衰亡，里面又突然出现大量洛阳王湾三期文化因素，应与尧舜禹征三苗历史相关，位于河南南阳的八里桥遗址是夏朝重要诸侯遗址，位于武汉的盘龙城遗址是商朝中期之前遗址，位于湖北随州的有周朝南宫曾国。因此，夏商周是高度重视随枣走廊，分派重要诸侯坐镇此处，以确保“金道锡行”畅通。

也就是说，从禹贡的贡品角度出发，可以看到在五帝大禹时代，扬州荆州地区是被高度关注的，由此也就有了将之划区管理的基础；而鉴于铜料的重要性，将之划分管理显然势在必行。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提：

首先，大禹或尧舜划分九州，肯定不可能像后世划分的那么具体细致，但他们划分若干不同区块，或是为了征税、或是为了管理，显然是可信的，并非战国时的托古伪作。既然禹贡九州已从传说变为现实，那么史书上的尧舜、大禹、夏朝，还会是周朝人虚构的吗？

其次，禹贡也存在与时代不合的问题，其中提到“梁州贡铁、银”，显然就不太可能是大禹时代的，而应是后世添加的，这也是疑古派认为禹贡始于战国时的证据之一。不过，先秦文献中这种现象并不太多，且汉代之后，一般使用“注释”，而不是在原文上直接添加或修改。相比之下，欧洲文献上这种现象极其常见，最终写作时代彻底被搞乱。

第三，关于中国青铜技术来源，如今“西来说”比较盛行，但屈家岭与石家河文化所在区域，要铜锡资源有资源，要炉温有炉温，且考古也发现铜料、铜锈、铜片和冶炼遗存，以及后续高超的青铜技术来看，说明此地早已掌握了青铜技术。再结合禹贡贡品、九州划分、蚩尤“以金为兵”等来看，中原青铜技术极有可能源于南方。

参考资料：《尚书》、《左传》、《方辉：九州时代的长江文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