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和珅涉藏对驻藏大臣选任的影响有哪些？

和珅与涉藏事务

在涉藏事务上，和珅主要在接待六世班禅、以及廓尔喀战役中奏章文移的翻译和军需调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方面，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至四十五年（1780）九月，六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至北京途中。由时任领侍卫内大臣、兵部尚书、管理理藩院尚书事务的福隆安，负责主持接待工作。和珅当时任户部侍郎、署理理藩院尚书事务，除了负责班禅额尔德尼与清廷的文书翻译工作外，还办理有寄信转谕西宁办事大臣赐予班禅赏物，改修热河须弥福寿寺等庙仪仗等事务。

和珅还参与了鄂辉等奏巴勒布侵占藏地全行收复现在设誓定界善后事宜的《藏内善后章程十九条》的议复，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议奏有《遵议后藏善后事宜十九条》一折。该章程为后来《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制定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和珅对驻藏大臣选任的影响

通过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人名权威-人物传记资料库”检索普福、和珅的个人履历可知，普福在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五十年一直在理藩院任职，先后担任过蒙古员外郎、郎中、署理右侍郎，乾隆五十一年担任西宁办事大臣，后来普福因替换巴忠任职驻藏帮办大臣，后又擢职为驻藏办事大臣以补舒濂革职之缺；和珅除长期担任在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外，还曾长期任职户部、吏部和刑部尚书，以及兼署理藩院和兵部尚书等职位。

因此从普福选任时间与和珅资历来看，和珅作为军机大臣、大学士兼署理藩院事务，保举普福任驻藏大臣是符合规制的。

和珅对和琳选任的影响

和珅对福康安的打击始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时任湖广道御史和琳（和珅之弟）弹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为福康安运木材一案。此案后，和琳获得乾隆帝的青睐，“帝嘉和琳伉直，下部议叙，由是遂见擢用。自吏部给事中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但该案的真相一直到嘉庆四年（1799）和珅倒台之后，才得以揭发，即和琳参劾福康安是受和珅背后的指使。并且，嘉庆帝又对此后和琳随同福康安清剿湖南苗匪时的掣肘行为，也做出了揭示。并提到了大学士苏凌阿的任职既与和琳的姻亲关系有关，也与和珅借助苏凌阿的年老昏聩来显示才能有关。

正是因为和珅同和琳的亲属关系，以及和珅军机大臣身份的敏感性，再加上先前和琳参劾福康安后的接连擢升，很难不让朝臣舆论怀疑和琳选任驻藏大臣（1792.-1794）亦有和珅的干预。此后乾隆帝在《清实录》中特意进行“澄清”，即强调和琳的选任与和珅无关而是特简任命。相比之下，惠龄同样是被特简任用，但乾隆帝却并非采用否认的措辞来作为选任理由，而是以惠龄为纳延泰（1762，乾隆时期担任军机大臣与理藩院尚书）之子的名门出身身份、以及其为四川总督呼应较重这两点正向反馈作为选任理由。

此外，廓尔喀战役结束后，在福康安的封赏方面，乾隆帝曾宣扬对外戚持平任用的言论。此举显示出在面临军机处、部院重臣老龄化严重的前提下，皇帝只能优先任用八旗贵族世家出身的大臣或军功崛起的外戚，以及像和珅般的亲密内臣。因此才会考虑外界舆论影响而故意加恩避嫌，如乾隆五十三年正月（1788.2）福康安偏袒福州将军桓瑞案和七月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为福康安运木材案被弹劾两案。

对此两案，乾隆帝没有从严处置，因此在福康安平定廓尔喀事捷后，才有加恩外戚与后族避嫌以平衡宗室王公内部（上三旗与下五旗）与民间舆论（外戚专权）的系列说辞。以上诸方面，至少从反面映射了当时和珅在军机处处理民族事务方面的影响力、自笔帖式入仕部院堂官与地方藩臬道台的选任来源的重要占比、以及皇帝对于朝廷选官避嫌舆论的重视。

和珅对松筠选任的影响

《续碑传集》中有松筠因受和珅弄权，久留西藏的记载。那么和珅为何要对松筠给予压制呢，这就需要从乾隆朝末年朝廷以阿桂和和珅为首的党争说起。和珅通过威逼利诱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群体，如同僚孙士毅与福长安（曾保送福长安之妻弟湛露为广信府知府）等、亲戚如其弟和琳以及舅父明宝等人。同时，以阿桂为首，联合纪昀、刘墉、毕沅、管世铭、海兰察、福康安、松筠、御史曹锡宝和谢振定等人组成了反对派。由此形成了阿桂和和珅为代表的两大阵营。

在两大党派斗争的势力变化方面，陈连营先生认为，乾隆三十八年后，因当时军机处汉人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刘纶等人）和满人军机大臣（舒赫德、阿桂等）普遍年龄偏大，因此特别提拔了一批年轻的满族大臣入值军机处，如福隆安（1768）、庆桂（1771）、和珅（1776）、福康安（1776）与明亮（1776）。

乾隆三十五年（1771）开始，随着军机处一些年老军机大臣的去世，新任军机大臣又经验不足，面临着老龄化与断代的危机。因此乾隆后期一直以阿桂作为首席军机大臣来监督与指导。但阿桂年龄已大，实际上自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二年（1787-1797）主要由位居军机大臣次席的和珅主事。

因此，在重要事务奏报与文书呈递上，和珅经常隐匿奏折与引见履历名单以致贻误军情，堵塞政情通顺。如在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中压搁军报，专擅军务，以致各路军营不敢据实入奏，贻误军事行动。又有嘉庆四年，和珅隐匿叶尔羌大臣寄给军机处的请停由叶尔羌运输京城之玉石事务的奏折。在京城与地方重要武职人员的军机大臣带领引见上，和珅竟将记名内头等侍卫富敏泰待题总兵的履历单隐匿，扰乱正常的人事调动。

再者，和珅借助在户部长期任职的职务便利，暗中指使甘肃布政使景安断绝福康安入藏粮草。《啸亭杂录》记有和珅暗中指使布政使欲断绝福康安入藏粮饷一事。但未明言该布政使为何人。经研究，该布政使为甘肃布政使景安（乾隆 56 年-乾隆 58 年），亦为钮钴禄氏，且为和珅族孙。

由此可知，有关松筠被和珅压制而久留西藏的传闻应为属实，但具体原因除了党争以外，应另有具体细节，尚待进一步探究。综合以上三点可知，和珅借助长期把持军机处、内阁以及户部、吏部等部院的权力，既影响到普福、和琳以及松筠的选任或任职，又曾直接影响到福康安的入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