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往事如烟,随风飘远,有时候,遗忘也是一种幸福,忘记曾经的烦恼,它让我们不再为往事所累。可有一些往事,就像镌刻了在我们记忆里,永远都无法忘记。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下乡插队当知青的那段人生经历,至今我还记忆深刻,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清晰。当年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长对女知青图谋不轨,我贴出了三张大字报,那位民兵连长再也不敢对女知青有非分之想了。
事情的详细经过,听我慢慢给大家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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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下旬,我们上百名知青乘车离开了郑州,开启了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我们同行的大多数都是十六七岁的初中毕业生,那年我十八岁,算是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因为我上高中时正赶上了停课闹革命,我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连半年都不到,白白浪费了一年多的大好时光。
满载郑州知青的汽车行驶了一上午,把我们拉到了距离郑州近三百里路远的峡县。最终,六十七名郑州知青被分派在一个叫杨家庄的小山村,我们十一名知青分在了杨家庄三队,王队长安排我们住在了队部院子里那三间破旧的土坯房子里,指派我担任知青小组的组长,并安排了一位年轻大嫂临时帮我们做饭。
杨家庄大队共有六个生产小队,总人口一千一百多人,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我们三队的队长叫王成梁,当年四十多岁,头上包着一块白毛巾,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武工队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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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冬季农闲,队里也没什么要紧的农活,王队长就带领社员给越冬麦田追肥,垒砌地堰,到牛棚起牛粪垫牛圈,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零活,基本就是干半天歇半天。天冷的时候,王队长就不让我们出工劳动了,让我们在家歇着,他说我们刚来插队落户,要慢慢适应农村的生活。
不出工劳动的时候,大队干部就让我们知青到大队部开会学习,说是开会学习,实际上就读报纸,念语录,喊喊口号啥的。
负责管理我们知青的不是大队书记,是大队民兵连长杨建国,杨建国当过兵,有文化,大队书记很器重他。起初是大队书记亲自组织我们知青开会学习,后来就让民兵连长代劳了,大队书记连会场也不来了。
除了开会学习,民兵连长还把我们各生产队的知青集合起来进行军训,走正步喊口号,弄得挺像那么回事。因为杨建国平时比较严肃,我们知青都有点惧怕他。
等春节过后春耕备耕生产开始以后,地里的农活忙了,杨建国也就不组织我们知青搞军训了,连开会学习也取消了。但早晚的时间,杨建国经常到我们知青居住的地方来看看,问我们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忙。看他对我们知青挺关心的,我们知青挺感激他的。
1971年冬季,好像上级有什么指示,我们大队已解散两年的基干民兵连又组建起来,还是杨建国担任民兵连长,我和其他生产队的两名郑州知青担任排长,排长下面还有班长,公社武装部还给我们大队民兵连配发了枪支弹药,我们所有的民兵都参加过实弹射击训练。
在杨家庄插队落户生活了三年,我们都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身体也强壮了很多。特别是我们知青小组的女知青李海英,已从一个黄毛丫头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因为她在公社文艺宣传队排演节目时担任过李铁梅的角色,我们知青点的知青都喊她“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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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长得漂亮原本是好事,可李海英却因为自己长得漂亮而心生烦恼。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大队民兵连长杨建国总是找她谈话,还说让她入团入党,让她成为大队革委会成员。起初李海英挺感激杨建国的,以为他这是在帮助她。
有一次杨建国和李海英谈完话,杨建国色眯眯地盯着李海英说:“你长得真好看,不赖别人都叫你‘铁梅’,你比‘铁梅’还漂亮三分。”杨建国说完,竟然用手摸了一下李海英的脸蛋。当时李海英特别害怕,赶忙跑回了知青点。
一天晚饭后,我们知青在大队部开完会就都回知青点了,杨建国把李海英叫住了,说有事跟她说。我们刚回到知青点,李海英就慌慌张张跑回了知青点。我看她脸色不对,就问她连长找她有啥事?李海英沉默了好一会子,才哽咽着说:“杨建国是个流氓,他说难听话还动手动脚……”
其实,我们大伙早就觉察出了杨建国不是个正经人,只是大家没抓到他的把柄更没什么证据。之前就听一名女生说过杨建国下贱的话,可我们都没往心里去,这回李海英亲口说杨建国是个流氓,大伙心里啥都明白了。几名女生簇拥着李海英进屋安慰她去了,我们几名男生也赶忙回到房间,大家开始商量对策,杨建国胆敢打女知青的主意,我们岂能坐视不管。
我们合计了半天,也没想出更好的办法来,我就提议写几张大字报,贴到大队部一张,贴到村口的大槐树上一张,再贴到杨建国家大门口一张。大家虽不赞同这个方法,但也没人反对,只是大家都不愿亲手写大字报,怕杨建国查出来报复。
上学习时我学写过仿宋体字,左右手都会写字,刚好当时我们买了红纸和墨汁,准备过年时写春联。
大家都不想写这样的大字报,就是担心杨建国以后会打击报复。我是知青小组的组长,我就不能再推脱了。
说写就写,我打了一个腹稿,一位知青把红纸铺在桌子上,我拿出毛笔,用左手写仿宋体字,就算杨建国想查找写大字报的人,也得费一些周折。
大约一个小时,我写好了三张大字报,内容如下:
尊敬的大队领导、敬爱的父老乡亲:
我们是下乡插队的革命知青,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感谢父老乡亲对我们的关爱和照顾。最近有个别图谋不轨的人,竟然想打我们女知青的坏主意。我们警告你悬崖勒马,不然你会很难堪!破坏毛主席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反革命!就是死路一条!
写好大字报以后,我们用白面熬了浆糊,分别把三份大字报贴在大队部的大门上一张,村口六队知青点的院门口一张,最后一张贴在了杨建国家的胡同口,没敢贴到他家的大门口,一是担心被他碰上,二是给他留面子,让他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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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大字报的内容就在村子里传开了,有的老乡还让我们知青帮着念大字报。到了第三天早晨,我们贴出去的那三份大字报全都不见了,我们看到杨建国的时候,他的表情明显不自然了,笑容特别僵硬,说话的口气也比以前柔和了很多。
第三天上午,大队书记亲自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在大会上,杨书记大声说道:“知青下乡插队是国家的大方针,谁要是敢对省城来的知青图谋不轨、有非分之想,那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我就要他的好看,就让他去蹲笆篱子,我不管你是谁。”
自那以后,杨建国再也没找李海英谈过话,也没见他找其他女生谈过话。他倒是找过我几次,让我跟他一起用石灰水在村子里写宣传标语,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他说我们知青有困难,大队一定帮忙解决。乡亲们对我省城来的知青也特别关爱,经常有老乡给我们送蔬菜送鸡蛋,乡亲们谁家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我们知青。
1974年春天,我们大队得到了几个招工名额,我们生产队的李海英和一名叫王玉玲的女知青到国棉厂当了纺纱工人。李海英离开杨家庄的时候,她很感动地对我们男知青说:“谢谢你们的帮助和关心,谢谢你们为我们女生充当保护神。”
那年冬季,我们知青点后面张吉旺家的媳妇难产,张吉旺说他家没钱,不想去公社卫生院。听村里的接生婆说不去卫生院就有生命危险,我们几名知青急忙凑了几十块钱,第一时间帮着张吉旺把他媳妇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医生说幸亏及时来卫生院,要不然大人孩子都保不住。最终母子平安,张吉旺感动的要给我们下跪。
一晃就到了1977年冬季,当时我们知青点还剩下两名男知青,其他人都招工进城了。因为我是组长,我多次把招工进城的机会让给了其他知青,到了最后我还没回城。李伟是因为挑肥拣瘦,不好的招工单位他不去,所以也迟迟没能进城。李伟反倒说是为了给我作伴,自愿留下来的。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郑州工学院,李伟考上了农学院,我俩一起离开了杨家庄。离开杨家庄的前一天,我俩把余下的口粮和用不着的生活用品都分给了乡亲们,我们喂的鸡和狗送给了王队长家。离开杨家庄那天,乡亲们都来为我俩送行,大队书记和杨建国也来为我俩送行,王队长一直把我俩送到汽车站,看着我俩坐上了去郑州的客车,他才和我俩挥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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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就是半个世纪。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多往事都以随风飘远,唯独当年到杨家庄插队落户的那段知青岁月我还记忆犹新。今天把曾经的知青经历写出来分享给大家,也算是对那段知青岁月的一个回忆吧。现如今我们知青一代都成了白发老人,到了这个年龄也没什么奢望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愿景。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赵允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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