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看“中国同盟会”创立完整过程

“合成一个大党”——中国同盟会成立

1905年孙中山第三次赴日。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在东京神乐阪凤乐园会晤，商讨革命问题，并提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图革命大业。黄兴深表赞同。

宫崎寅藏

7月28日，孙中山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磋商联合问题。

据宋教仁记载，孙中山是这样论述革命联合的必要性的：

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黄兴

7月29日，宋教仁、陈天华同至黄兴寓所，商讨与孙中山联合的问题。黄兴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陈天华主张以华兴会团体与孙中山联合。宋教仁则说，既然有入会与不入会两种意见，那么应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间关系如何处理。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中山的组织。华兴会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同意与孙中山联合，问题便基本解决。华兴会会员在留日学生中占有优势，该会赞同联合，则组建同盟会便不成问题。

由众多革命小组织“合成一个大党”，这是20世纪最初几年革命风潮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大党”不是创建于国内，而是出现于中国留学生及流亡者群集的日本东京，也有其必然性。当时留日学生提倡革命者甚多，几达万人以上，而内地革命失败之同志，复纷然来集。

同盟会成立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约集各省在日本的革命分子，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会议。到会者除孙中山外，还有黄兴、张继、陈天华、胡汉民、冯自由等，计73人，大部分为留日学生。与会者分属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

同盟会成立

孙中山在会上演讲了三民主义，及革命须团结之理由，呼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结成新的统一组织的必要。

关于组织名称，有人提议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解释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他提议用“中国革命同盟会”；另有人主张此为秘密组织，以不明用“革命”二字为好。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关于组织宗旨，孙中山提议采用以下16字作为同盟会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虽有数人对“平均地权”持有异议，经孙中山解释后，仍获通过。

随后，黄兴建议赞成者“书立誓约”，当由孙中山起草盟书，黄兴、陈天华稍加润色，制订誓约：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孙中山带领众人举行宣誓加盟仪式毕，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草拟同盟会总章，交付成立大会讨论。

同盟会成立

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在麴町区富士见经楼召开了欢迎孙中山大会。1000多人前来赴会。东京自有中国留学生以来，留学生集会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样人数多、秩序好，真是盛况空前。

孙中山说：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

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本珍弥子爵（众议院议员）宅第召开，约有一二百人与会。日本友好人士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亦列席。革命精英，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

会期3天，会议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并推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同盟会成立合影

在中国国民党历史发展进程中，它进入第二个阶段——由兴中会发展成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总部成立后，孙中山紧接着派人到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及各省成立同盟会分会，积极发展革命组织。

中国同盟会的特点

经过合并与改组，兴中会发展成同盟会，在中国国民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件重大的事。以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组织章程与兴中会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政治纲领更完整。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是同盟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1906年秋冬间，由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在日本制定。1908年河口起义后，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在新加坡修订此件，增加了《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两个文件。

修订后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13篇，供各地同盟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时作指导。其中《军政府宣言》是纲领性文件。

《军政府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同盟会的革命不同于元末朱元璋起义及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

唯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

《军政府宣言》对同盟会的宗旨——“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作了如下的阐释。

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创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以上谓之“四纲”。实施步骤有三：“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约法之治”共6年，期满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除权力，国民公举大总统，一国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基本精神是“循序以进”，使国民“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在此基础上实行“宪法之治”。

同盟会宗旨已具备三民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民族主义之中心，“创立民国”已有民权主义之内容，“平均地权”为民生主义思想之重要表现。同盟会已具备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兴中会与它不能同日而语。

（二）党内民主化的目标更明确

《中国同盟会总章》原有30条。现今看到的是1906年5月16日的修订本，共24条。《总章》规定，同盟会最高领导是总理，总理对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内有执行事务之权。总理4年更迭1次，可获连任。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以体现党内民主监督之精神。

另外，在同盟会成立时发生的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当时有人突然起立，诘问孙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孙先生要当皇帝，还是要民主？请孙先生明确回答。”据说孙中山和黄兴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程家柽急中生智，回答说：革命是中国人大家的事情，孙先生可能当皇帝，还是可能要民主，由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决定；如果我们都不想当皇帝手下的大臣，不羡慕“从龙之荣”，那么，君主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会议，只当讨论清朝应当不应当革除，而不应当用当皇帝还是要民主这样的问题来问孙中山。

程家柽

实际上，那位提问者提的问题，对革命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党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以后，能否代之以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革命党人推倒帝王，能不能铲除自己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能否不贪恋权位？这样的问题，革命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尤其在革命胜利后，是不能不考虑的。因此，不能说与会议的主旨无关。

从后来孙中山的一系列谈话看，他对于坚持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帝王思想，是很重视的。他曾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洪秀全等人有帝王思想：

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

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发表演说，谆谆告诫革命党人：

唯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三）参加同盟会的人数更多、素质更高

孙中山多次高度评价同盟会成员。1905年9月30日在《复陈楚楠函》中说：

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现已各人分门认担一事，有立即起程赴内地各省，以联络同志及考察各情者……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

陈楚楠

他又说：

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遂为中国革命之中枢，分设支部于国外各处，尤以美洲及南洋为盛。而国内各省，亦由会员分往，秘密组织机关部，于是同盟会之会员，凡学界、工界、商界、军人、政客、会党无不有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

同盟会成立后。虽然孙中山做了很多宣传阐释工作，但是，同盟会成员中还有很多人对该会纲领的理解不深，流于表面，各有侧重。

孙中山说：

当初同盟会还只明白民族主义，拼命去做；至于民权、民生两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至于我主张的五权宪法，那时不懂的更多。

《剑桥中国晚清史》有一段分析很形象。他说，

同盟会实现了“革命运动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它“成立的头一年内约有1000人入会，大多数是来自学生团体”“联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开始破裂了”“虽然它在1910年重新恢复起来，但在1911年各地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同盟会会员不足1万人”。

该书最后说：

“1905年建立的同盟会把革命运动带到一个新阶段，但同盟会此时与其说是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对于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个伞形组织，这把伞容纳不下这个过于多样和过于广泛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