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东汉末年权臣，董卓为何没能像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末年，随着土地兼并越加尖锐，地方豪族势力逐渐壮大、纷纷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加之当时的中枢朝廷正处于宦官、外戚和世家反复权力拉锯之中，政治黑暗、皇权虚弱，对地方掌控力下降，从而造成了群雄割据、流民四起的动乱景象。

因天下大旱、颗粒无收，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们在巨鹿人张角的率领下揭竿而起，因他们头扎黄巾，因此史称“黄巾之乱”。黄巾军起义对东汉朝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各地拥兵自重的迹象更加明显，最终出现了起义失败、军阀割据，汉朝衰微的局面。后来，大将军何进与宦官十常侍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最终招致外兵入京的举动，并相继引发董卓、曹操等人挟持皇帝、操控百官的现象。然而，相较于后来曹操成功地挟天子以令诸侯，董卓对朝局的控制却始终乏力，这是为什么呢？

汉室秩序的差异

董卓进京是因为受到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所召，准备率军进京讨伐十常侍。此举导致何进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且再无回旋余地，并最终促使十常侍诱杀何进。然而何进虽死，包括袁隗、袁绍、袁术在内，以汝南袁氏为核心的世家子弟却依旧控制着京畿朝局和军队，并迅速剿灭了宦官势力。换言之，当董卓以武力进入洛阳之时，其所面对的是一个汉室秩序尚且完备的官僚机器。即便后来董卓迅速收拢了京畿周边和应召前来的其他外兵，也依然缺乏彻底打乱原有秩序的实力。

相较于董卓，曹操迎接汉献帝之时，汉室历经数次劫难，甚至皇帝本身就处于逃亡途中，朝不保夕。至于献帝刘协身边的董承、韩暹、杨奉等人也各怀鬼胎，并不受天子完全信赖。在天子的昭告之下，曹操迎接汉献帝，并且重塑朝纲，结束了先前朝堂混乱的局面，算得上是上承天心、下应民意，符合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当然，如果细化到曹操的具体措施层面，那就另当别论了。但至少相较于董卓，曹操所面对的“既得利益集团”阻力要小得多。

双方家世背景的差异

除了把持朝政所面临的阻力不同以外，董卓与曹操的家世背景也导致他们在天下士林心目中的形象差异。董卓成长于凉州，自幼行事豪放，作战粗猛有谋、力建战功，在征讨羌人的大小百余战中逐渐聚集了一股自己的势力。他先后担任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在汉朝西北地区脉络甚广。然而即便如此，以边地武人身份入仕的董卓并不为天下士族所容纳，加上他权倾朝野后控制朝堂的行为，很容易招致大臣们的反感和厌恶。此后，董卓一方面倒行逆施、自绝于人，另一方面却又为了巩固权势而拉拢收买大臣，然而效果不佳。由此可见，董卓的出身和品行在士族子弟中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后来关东袁绍、袁术等人起兵讨伐董卓，他对中原人士就更加不信任了，愈加倚重于凉州、并州等边地人士。

相较而言，曹操中州名士的身份显然更方便与人打交道，而他迁都、立宗庙社稷等举措本身就起到了巩固朝局、稳定天下的作用，自然吸引了包括颍川、河东等中原士子的投奔效力。虽说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汉相曹参之后）的养子，然而即便是颍川陈氏、汝南袁氏等顶级名门也都曾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袁氏宗族成员袁赦甚至位列中常侍。更何况从利益角度来说，曹操的行事风格更符合世家士族们的利益。

政治素养和个人能力的差距

受制于现有的朝廷结构，以及世家士族对自己的排斥，董卓并不能很好地将自己的嫡系安插在中枢要职上，进而导致恩信未施、大臣不附的局面。同时武人出身的董卓，身边除了李儒一人外，再无可堪一用的谋士，其自身又未能从边地军阀转变为中枢权臣，这或许正是董卓屡屡对朝臣拉拢的缘由所在。如此恶性循环，最终难免顾此失彼、手忙脚乱。至于曹操，在他迎接献帝的时候，朝臣天子可谓是穷途末路，并无足够强劲的力量和曹操对抗。另外，曹操凭借麾下忠心将士以及原有的文臣班子迅速充实至朝堂公卿各处，能够凭借武力和政令霸府治事，也是董卓所不能及的。

另外，作为武人出身的董卓，他甚至未能妥善处理好麾下凉、并两大派系之间的纷争。自董卓进京之后，很快收编了洛阳周边驻军，唯有并州刺史丁原势力犹在，且公然与董卓叫板，直至董卓拉拢吕布刺杀了丁原，并州军随即遭到兼并。只是伴随着董卓与吕布的走近，凉州和并州相互之间却愈发不顺眼了。前者嫉妒董卓对吕布的宠信，后者同样对凉州人的阴狠感到不服。双方彼此猜忌，以至于影响到了战局。后来董卓与吕布失和，双方势同水火，吕布也就顺势倒向了同为并州人的王允（太原王氏）一方了。最终吕布诛杀董卓，凉州军团很快也开始清洗军中的并州人数，双方火并。

综上所述，基于董卓、曹操两个人的家世背景、政治素养和个人才能的不同，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汉室现存秩序的差异，二人把持朝政的难度和阻力也大不相同。中州名士曹操（曾得过许邵评语）既能获得世家士族的支持，又能够凭借麾下文臣猛将做到令行禁止，从而完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