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光：汉字传入日本与日本文字之起源与形成

摘要：古代日本文字大体经历了吸收汉字、使用汉文、以汉字标写日语特殊词汇、以日语语序书写汉文、万叶假名、平片假名、和汉混合语体等诸阶段。日本从最初没有文字到自己创造出独有的假名文字与“和汉混合”的文字体系，这个过程同时是全面引进汉字、学习使用汉字、并根据日本原有语言对它消化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从语言层面显示出日本民族自古就有乐于和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卓越才能和传统，另一方面，它也印证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价植在异域语言文字中的影响和积淀。

引言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文明史是从使用文字进行社会交往和文化承传开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日本文明的历史从它起始之初便与中国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本民族与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很早就有自己的口头语言（日语中谓之“大和言葉”<やまとことば>）。但是就日本的文字而言，它却是在中国的汉字传人日本以后才逐渐产生形成。如同思想的表达离不开语言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之形成和承传离不开文字，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影响力也首先表现于它的文字。因此，从对中国文化作自我认识的立场而言，日本文字赖汉字而得以产生形成的历史至少是古代中国文化之国际影响力的一种对象化呈示从考察中日文化之关系的立场言，则这一文字层面的影响过程理应是需要了解把握的基本方面。在日本学术界，有关这一历史过程的论著并不少见本文大部分资料即来源于此，然而在中国方面，无论是在汉语学界还是在中日比较文化等领域，以笔者管见所及，相关的论著却属不多。笔者缘此而有兴趣对该过程略作扒梳整理，本文为此概说。

一、关于汉字传入日本

关于汉字何时并以何种方式传人日本的问题，通常的说法是日本最初的汉字是从秦汉以来自中国大陆经北方的朝鲜半岛而进人日本①，这一说法因其简要而未免疏漏。下面我根据相关资料，以时间先后为序列叙早期汉字传人日本的若干事项。

日本考古学界于一九五八年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的一批陪葬物，其中有一片上面写有“汉隶”二汉字的“贝札”（贝制片状物，陪葬或祈祝时用）。这批陪葬物被推定为约公元前三世纪时入土。由此而论，则汉字早在中国的战国后期便已经进人日本。

汉语中“秦代”的“秦”字，在日语中训读为“hata”（即日语平假名“はた”之音）。这个发音在日语中的原意是指织布人。中国秦代时已经有养蚕织绢之事，据此可以推测，其时中国大陆已经有人进人日本，并且他们很可能大都以养蚕织绢谋生。由于他们来自中国秦朝，因而以“秦”为姓氏又由于从事织绢之事在日语当时口语中被称为“hata”，所以“秦”字遂有“はた”的训读。据此还可推测，当初这些秦朝时代的中国人进人日本时带去其他汉字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据说，日语中的一些读音为“hata”的姓氏或地名，诸如羽田、蟠多、波多、波田、八田等，其原初都是从秦氏子孙繁衍而来或与之有关。

汉字最初频繁进日本并得以较为普遍流传的时期大约始于东汉。根据有关资料，在日本的长崎、对马、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大阪等地的出土文物中，都发现过刻有“货泉”或“货布”之类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这些货币据考是东汉王莽公元前四五一公元二三执政时期铸造发行。这种刻有“货泉”或“货布”的中国古代货币在日本各地被出土发现的事实表明，其时在日本各地都可能曾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至少有过与大陆的交往。在这个过程中，传人日本的汉字当也不至于仅仅限于这些货币中的汉字。

此外，与此相关而最为著名的文物是一七八四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一枚金质印玺。这枚金印厘米见方，其上刻有“汉楼奴国王”五个汉字。关于这枚金玺，《后汉书》“东夷传”中有如下记载：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侨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侨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这段文字中提及光武帝赐予当时的俊奴国使臣以“印”，且其中所说奉贡朝贺者来自“楼国极南界”，其方位正与福冈县地处日本南部的地理位置相合。因而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该出土之金印正是汉光武帝所授赐。汉光武帝的“建武中元二年”为公元五七年，则该金印并上刻之汉字当是在此年传人日本。

被认为是日本最早官修史书的《日本书纪》（成书于七二〇年）记载了日本应神天皇（二七〇~三一〇）十六年（二八五年）时，由中国大陆一位叫王仁的博士从百济（朝鲜古国之一）进人日本并传人汉籍之事：

（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人名），贡良马二匹。阿直峡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乃征王仁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经典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以上引文有省略）

上引资料中百济王所遣使者阿直岐也是一位从朝鲜半岛进人日本的“能读经典”者，而他推荐的这位于经典“莫不通达”的王仁博士，据其姓名可判断，原来很可能是中国大陆本土的知识人。王仁进入日本的时间是应神天皇十六年，即公元二八五年，该年在中国为晋代第一位皇帝即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康六年。但日本辞书《广辞苑》的“王仁”条中称其为“汉高祖之裔”，其所据不详。或许他被认为是汉代宫廷派遣到朝鲜半岛的任职官员之后裔。

比《日本书纪》更早八年的日本另一本史书《古事记》（成书于七一二年）中也有与上相类的记载。其中还具体言及王仁进人日本时带去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等汉籍。在该书中，王仁之名按日语发音音变而转以汉字标写为“和迩吉”（读音为waniki，假名标写为“わにき”）。

王仁的身份是“博士”（汉代为执掌图书典籍和负责经学传授之官职），进人日本后又带入重要汉籍，并且其所教对象又是应神天皇的王子，日本史书以他为汉字的最初传入者，是在比较正统的意义上而言。实际上在王仁以前，上面引文阿直岐所能解读的已是汉字书籍。并且，如前如述，汉代以前汉字已渐人日本的证据也多有所见。

总之，根据上面所述各项史实可知，中国的汉字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进人日本，经过秦代而迄至东汉时期，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对日本的辐射，中国的货币在日本各地广泛流传，中国的典籍也被日本皇室引进，汉字由此而渗人到下至日本基层经济、上迄日本最高层文化的各领域。日本历史上也由此结束了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时代。

二、楼武王呈宋顺帝的表文

中国史籍中最早记载及日本的是班固二三一九二所撰《汉书·地理志》，其中写道：

乐浪海中有侨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其中“乐浪”指朝鲜古地名：“乐浪海”中的“倭人”，则是指与朝鲜隔海而居的日本民族。中国古代史书在隋代以前皆以“倭”指称日本。这段史料只是记载“倭人以岁时来献”，尚未言及楼王以文字上表之事。当时距王仁博士带汉籍进人日本的时间相隔约二百年，不难想象，其时日本尚没有能使用汉字汉文者，因而“以岁时来献”之际没有上表文书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魏志·楼人传》的“正始元年”记载中，则言及了日本岛上当时的统治者以汉字所写文章上表中国皇帝之事：

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隽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韲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诏恩。

“正始元年”为公元二〇四年，其时距王仁带汉籍进人日本尚有约半个世纪，倭王方面恐怕尚不会有人能使用汉字写表文。又据《日本书纪》“履中天皇”的记载：

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志。

“履中天皇”是日本历史上第十七代天皇，其执政时期大约在五世纪初。换言之，在《魏志·倭人传》中“倭王因使上表”记载的约二百年后，日本才刚刚开始在各地诸小藩邦设置掌管文字的官职。日本学者由此推测，在此以前的楼王向中国皇帝所呈表文，大致是由处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半岛上的当时中国官吏所代作。

古代日本最早的一篇文章见于中国史书《宋书·蛮夷传》的“倭国”部分，这篇文章即楼王武上给宋顺帝（在位四七七~四七九）的表文。《宋书》中引录了其中主要内容。因该表文至少在名义上是日本有史以来首次的文字表达，且对于了解中日文化关系史极为重要，故这里全文引录于下：

顺帝升明二年，倭王遣使上表曰：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衍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续，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经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雍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賨，不动兵甲，是已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

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仁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这篇表文的大意是楼国王经历艰辛征战，先后征服平定了毛人众夷等许多小邦，才建立了统一国家。此后历代都归崇中国天朝，并事进贡，但是在前来朝贡途中，却时常遭受句骊（朝鲜古国）人的抢劫堵截，难以顺利如愿贡献。现愿练甲治兵以讨伐高骊，并望宋顺帝能俯允垂恩，鼎力相助，并授相应官职称号。

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篇表文的形式本身，它不仅全用汉字表达，而且具有六朝骈体文的风格：文辞华丽、音节铿锵，基本上都用四字句，且对仗严整、气脉酣畅。据上引《宋书》中所言，这篇表文呈于宋顺帝昇明二年即公元四七八年。其时距王仁进入日本已有近两个世纪，因而日本方面已有能使用汉字写文章者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由于骈文本身所需要的特殊技巧，一般认为，这篇文章未必是日本人自己所写，至少它是经过了《宋书》作者沈约的加工修饰。无论如何，这篇骈文表明，在日本尚未有自己的假名文字时，他们是用汉字、汉文进行书写记录和国事交往等活动的。由此还可以推测，在其他各种需要用文字书写表达的场合，当然也只能使用汉字汉文。并且，由于掌握汉字汉文技巧的难度，早期的作者，大致也是那些直接受过中国文化培养熏陶、具有较深厚汉学素养的大陆人。

三、汉字在早期日语记录中的表音功能

日本早先虽无文字，却有口语另一方面，汉字汉文毕竟也不可能完全替代表达日本社会中本有口语的意义。例如，最显然的是那些日本特有的人名和地名，在尚未产生口语表音假名字的早期日本社会中，标写人名地名之类就只能借助于读音相近的汉字。汉字输人日本以后，也确实曾被以标音的方式来记录表现这些特殊的词汇和称名，而这些被用以标音的汉字的字义则完全与人名地名无关。这种用汉字标音的方法，可以说就是日本表音的假名文字产生的萌芽。

且以日本出土文物中被鉴定为公元五世纪中叶的一把刀上的铭文为例。这把刀出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中，据考该刀大约作于楼王珍时代约公元四三八年。刀上铭文中有显然不属汉语词汇的字组。铭文如下：

治天下复口口口齿大王世，奉为典曹人，名无利工。八月中，用大绮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六十上好口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三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加。书者，张安也。（引文中标点另加，字形与原资料略有出入。下引同此）

虽然这篇铭文中有些字已难以辩认，但其大意还是可以把握。它的结构基本上属于汉语文法，结尾处注明了“书者张安”，可见作者当是进人日本的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首句的“复口口口”、次句的“无利工”、最后第二句的“伊太加”，这些皆为指称人名的汉字，它们都是用于标记当时日本口语语音的音读字。其中“伊太加”据考就是日本历史上第十八代天皇即反正天皇。

晚些以后，在日本绮玉县稻荷山出土的铁剑铭文中，用汉字表音的方法更为明显。该剑的正反两面都有铭文，正面铭文如下：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诡，其儿名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弓已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弓比。

反面的铭文为：

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役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囱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佐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源也。

这篇铭文虽然句法结构、文字表现都是用汉字汉文，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汉字都只是起表音作用。全部一百十五字中有四十九字表音，除了反面铭文中的“斯鬼宫”之“斯鬼”表地名外，其余皆表人名，它们分别为“乎获居臣”、“意富比诡”、“多加利足尼”、“弓已加利获居”、“多加披次获居”、“多沙鬼获居”、“半弓比”、“加差披余”、“乎获居臣”、“获加多支卤”。这些人名分别是作刀者九代祖先的姓名。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其中作刀者“获加多支卤”五个汉字，就是日语口语“为力、赴汁丙”的汉字表音其人也就是日本历史上第21代天皇、在中国史书《宋书·楼国传》中被称为“倭王武”的雄略天皇。

同类的文物还可举日本和歌山县隅田八惜宫所藏的人物画像圆镜中的铭文。铭文如下：

癸未年八月日十大王年，男弟王，在意柴沙加宫时，斯麻，念长奉，遣开中费值秽人今州利二人等，所白上同二百旱，所此镜。

日本有学者认为，根据该铭文中“癸未年”推断，此人物画像镜当是公元四四三年或五三年的用品而其中“意柴沙加”、“斯麻”、“今州利”则分别是用以表示口语中地名和人名之发音的假借汉字。

四、“变体汉文”和“宣命体”

大约在公元七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文字记载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变体汉文”的现象。其特征是虽然总体形式仍是汉文，但是其中却夹杂了日语的语法和词汇。例如下面的碑文（上野国山名村碑”，作于六八一年）

辛已岁集月三日记。位野三家定赐健守命孙黑壳刀自，此新川臣儿斯多多弥足尼孙大儿臣娶生儿长利僧，母为记定文也。放光寺僧。

该碑文译成日语为：

辛已の岁，集月三日记す。佐野の三家を定あ赐ひし健守の命の孙、黑壳の刀自、此れ新川の臣の儿、斯多多弥の足尼の孙，大儿の臣に娶ぎて生める儿、长利僧、母の为めに记乚定む为文也。放光寺僧。⑫

将上面两段文句相互对照可以看出，下段文句中除了加人一些助词の、に、て、以及一些训读假名外，在语顺方面与上段文句并无差别。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佐野三家定赐”的组合结构，按照典型的汉语语法应为“定赐佐野三家”，即“动词＋宾语”的顺序；但是在上引原文中却为“宾语动词”的顺序，这种顺序显然是受日语佐野の三家を定め赐ひ乚”语序的影响而来。又同文后面“母为记定文也”句中的“母为”，按汉语语序当作“为母”，这种倒置显然也是由于日语对该句作“母の为めに记し定む为文也”的训读而来。日本有研究者因此认为，变体汉文这种按日语顺序书写的文体，与其说是日本的汉文，不如说是使用汉字而作成的日语。

再如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老夫与老女二人在而，童女置中而泣。（《古事记》须佐之田之命、大蛇退之条）

译成日语为：

老夫と老女と二人在りて、童女を中に置きで泣く。

上下两段文字的语序显然相同。但是上段汉文语顺中的“童女置中而泣”，按汉语语顺写的话，严格应为“置童女于中而泣”，即动词“置”，应在宾语“童女”前面，而引文中的“置”却是在“童女”后面，这种变化无疑也是按日语语顺书写的结果。

《古事记》中下面一段也能说明变体汉文的特征：

自其地发，到当艺野上之时，诏者吾心恒念自虚翔行，然今吾足不得步，成当艺当艺斯玖，故号其地为当艺也。自其地，差少幸行，因甚疲，冲御杖稍步。故号其地为仗冲坂也。到坐尾津前一松之许，先御食之时，所忘其地御刀，不失犹有。（《古事纪》祝词）

《古事记》通篇基本上都是摹仿中国古代文言文的形式写成，这段文字也是同样。不过与中国古文仍有不同。例如末句“所忘其地御刀，不失犹有”，读来总令人觉得不是道地的古文言句子。又“诏者:吾心恒念自虚翔行”句，倘若在中国古文人笔下，恐怕一般会写成“上曰:吾心时念自虚翔行”。这些还属次要，今天日本的汉语专家汉语文章也不免会有类似情况。重要的是文中的“当艺当艺斯玖”，这五个字其实不是汉语词汇，而是以汉字标写当时日语口语词“たぎたぎしく”之音的结果，其意为形容疲劳后脚下无力、举步蹒跚状。再看日语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宣命体。它是与上述变体汉文循同一方向而演变形成。所谓宣命体是当时日本天皇颁发诏敕、即向庶民百姓官告皇命、以及祭神祝词中所用的一种文体。一般认为该文体出现于大约七世纪末。宣命体的特征是不仅行文中的汉字基本按日语语顺排列，而且将日语语法中特有的活用词尾及表示句子结构的助词之类以小写的汉字参夹表示。兹举日本史书《续日本记》卷一所载日本文武天皇的即位诏书为例:

现御神止大八鸠国所知天皇大命良麻止诏大命乎集侍皇子等、王等、百官等、天下公民诸闻食止诏。

上引文中的汉字出现大小两种，大的仍用汉字原意，但读日语音;小的(带点部分)汉字只作为一个符号表示一个日语字母或音节，文中小字“止”、“乎”分别表示“と”与“を”的发音，它们属于日语中表示句子结构的助词。“良麻止”表示“らまと”一词，即日语“旨”的口语音。这段文字译成汉语的大致意思是:

现御神御宇大和国天皇降诏于集侍御前诸皇子、诸亲王以及百官、庶民曰。

宣命体被认为是日语发展史上所谓“和汉混杂”文体的雏形，它的出现表明日文的表现形式已初具规模。汉字在其中被赋予另一种功能，即不仅充当假名以表音，而且还被用以表现日语的语法结构。

五、万叶假名的出现

现代日语中的假名为平假名与片假名，而在此之前日本历史上另有过“万叶假名”。万叶假名可谓是日本现在所用假名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介阶段。

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输人，中国的诗歌也开始在日本朝野流行，由此产生了作诗的时尚。大约在八世纪中叶，日本出现了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与和歌集《万叶集》。前者收录的是日本人摹仿中国六朝诗歌而写的作品;后者收录有自日本仁德天皇(第十六代，应神天皇之子)至淳仁天皇(第四十七代，在位七五八~七六四年)各时期的计四千五百余首和歌，作者包括天皇至各阶层有汉学修养的人士。《怀风藻》因是汉诗集，其汉字汉文的性质自不必言;《万叶集》也是用汉字写成。但是不同而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所用汉字却大都丧失其原来的意义，它们只是被作为一种符号来表示日语语音。例如春、秋在日语当时口语中训读为 han(はる)、aki(あき)，而该书中则被按训读音标写为“波流”、“阿伎”。又如今天日语中的“怀かしい”,(なっかしい，意为怀念)，在该书中则被标写为“名津蚊为”，原因是这四个汉字在当时日语中分别可训读为 na(な)、ú(っ)、ka(か)、shi(L)，因而被以这四个汉字来表示该词。这种标音方法以前并非完全没有(例如前述人命地名的标写方法)，但是至《万叶集》时代才大量使用，所以后来将这种以汉字标读日语发音的方法体系称为“万叶假名”。顺便指出，正如严绍先生所言,《万叶集》的诗集名称与中国古典语文的影响有关:中国古典中的“万叶”一词有千秋万代和诗文众多繁茂之意，日本人当是兼此二意而取“万叶”为诗集名的。

关于万叶假名在日本和歌中的具体用法，且以《万叶集》卷五第七九三首的一诗为例。相传此诗作者名为大伴旅人(六六五~七三一。《万叶集》中多有他的作品)，该诗如下:

余能奈可波 牟奈之伎母乃等 志流等伎子 伊与余麻须万须 加奈之可利家理

该诗计有三十一个汉字(日本和歌通常为三十一个音节)，全文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谓完全不知所云。即使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除非研究过《万叶集》，一般也会如堕云雾。将这些万叶假名转换成今日的日语平假名，并以相应的万叶假名及罗马字标音对照，则为:

よのなかは むなしきものと しるときし いよよますます かなしかりけり

余能奈可波 牟标之伎母乃等 志流等伎子 伊与余麻须万须 加奈之可利家理

yononakawa munashikimonoto shirutokshi yiyoyomasumasu kanashikarikeri

上引万叶假名的汉字在当时日语中的读音与现代汉语的发音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今天我们即便以现代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也仍然可依稀感觉到它们与上列的日语平假名的发音有着读音上的对应假借关系。倘若将这首诗进一步转换为现代日语和歌体的话，则为:

世の中は 空(むな)しきものと 知る时し いよよますます 悲しかりけり⑰

该歌的大意是说:人世实在是无常空虚，而切身感知此理时，益发使人悲伤不已。据说作者是因妻子去世，悲痛欲绝而作此歌。不过，这里我们主要注意的不是该歌辞的内容,而是汉字在原歌中的所起的作用。

再举同卷第八〇三、作者为山上忆良(六六〇~七三三，日本文学史上著名歌人，曾作为遣唐使到过中国)的一首:

银母金母玉母 奈尔世武尔、麻佐礼留多可良 古尔斯迦米夜母

用平假名与和汉混合体标写则为:

しろか权もくがれもたまも なにせむに まされ为たから こにしかめやむ

银毛、金も、玉も、 何せむに、 胜れ为 宝 子に及かめやむ。

此歌大意是说:金子也罢，银子也罢，玉也罢，皆不足为贵，稀世珍宝比不上自己子女。顺便一提，日语中有“万の藏より子が宝”的谚语(万宝不如子女贵)，据说其所出便是此歌。

从上面所引两首和歌的标写方式可见，所谓“万叶假名”的汉字，基本上已不具有汉字原来的意义，而主要充当表示日语语音的符号功能。

同五十音图的现代日语相比，古代日语的语音数量虽然稍多些，但是据考大约也不过是八十七种。但是万叶假名中所用的汉字却纷繁众多，据统计达九七三。表音用的万叶假名汉字为什么数量如此之多?这是因为汉语中的字有许多同音或近似音的缘故。当时和歌的作者们在以汉字作假名表音时，由于尚未约定成俗和未有统一规定，会选用不同形而同音、近音的字。因此同一个日语音节，常常会被几个、十几个，乃至更多的汉字来标写。例如，根据《日本语学大辞典》所附“主要万叶假名表”,“kì”(き)这个音在当时曾被三十四个汉字标写。其中27个作音读，它们分别为:

支、吉、岐、伎、弃、枳、企、耆、妓、祗、祁、贵、纪、幾、奇、骑、寄、气、记、机、已、忌、绮、归、基、既、规

另外七个作训读的是:

寸、杵、来、服、城、木、树

在万叶假名中，不仅不同的汉字可以标注同一个音，而且同一个汉字也可以标注不同的日语音。例如日语“nu”(&)与“no”(の)这两个音曾分别被“努”、“怒”、“奴”等汉字标注。这种纷繁杂乱的情况表明，万叶假名尚待进一步向规范化发展。

六、平假名与片假名的形成

日语中“假名”一词的起源，最初是缘“真名”而来。“真名”指名副其实的形、声、义兼有的汉字;“假名”则顾名思义，指假借汉字作日语音符。万叶假名在意思上是假汉字,但是在字形上是真汉字，因此它又曾被称为“真假名”。

平假名与片假名都是大致于日本平安时代在万叶假名即表音汉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的。它们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中介过程。如前所说，万叶假名在标注同一个日语音时，可以有几个乃至几十个音近的汉字，并且同一个汉字在不同作者笔下，会表示不同的日语音。这种纷繁交杂的现象使读者难以辨别读识文义，因而势必被进一步改进。不难推想，在这个改进过程中，经过反复实践运用，标音的汉字逐渐趋于一致，亦即一个日语音渐由一、二个比较固定的汉字标写。简而言之，平假名与片假名便是在这些已经基本固定了的表音汉字的基础上形成。

今天的日语为什么会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形式?通常的解释是，因汉字书写有正楷与草体之分，平安时代的男子和僧侣们在学习汉文时多用毕恭毕敬的正楷体书写;在阅读汉文时，日本人通常又要将之转换成日语来理解，为此就必须把文章中的汉字作为日语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的词干，而再添加一些古汉语通常省略或没有的语法助词(如てにをは之类)或者是日语特有的活用词尾、以及必要的训读标记等，这种解读方式需要经常在汉文的相关部分附加一些记号或简明夹注之类。为求迅捷简便，已经相对固定化了的万叶假名的汉字便被以偏旁或简略的笔画取代标写，由此而形成了片假名。与此同时，官廷中女子在写作和歌、随笔、情书之类时则一般喜欢用曲线条的柔和草体抒写表达。草体本身具有省略简写性质，因而不必再将字分割省略，由此形成片假名。总之，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日语中的平假名与片假名都是从万叶假名中那些经过长期使用而渐趋固定、最终约定成俗了的相关汉字变异脱胎而来。

现代日语所谓五十音图中实际有四十六个音项，这里不妨列出它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之字源所出。平假名的字源：

あ—安 い—以 う—宇 え—衣 お—於

か—加 き—几 く—久 け—计 こ—己

さ—左 し—之 す—寸 せ—世 そ—曾

た—太 ち—知 つ—川 て—天 と-止

な—奈 に—仁 ぬ—奴 ね—称 の—乃

は—波 ひ—比 ふ—不 へ—部 ほ—保

ま—末 み—美 む—武 め—女 も—毛

片假名的字源:

ア—阿 イ—伊 ウ—字 エ—江 オ—於

カ—加 キ—几 ク—久 ケ—介 コ—己

サ—世 シ—之 ス—须 セ—世 ソ—曾

タ—多 チ—千 ツ—州 テ—天 卜—止

ナ—奈 ニ—二 ヌ—奴 ネ—称 ノ—乃

ハ—八 ヒ—比 フ—不 ヘ—部 ホ—保

マ—末 ミ—三 ム—牟 メ—女 モ—毛

ヤ—也 ユ—由 ヨ—与

ラ—良 リ—利 ル—流 レ—礼 ロ—吕

ワ—和 ヴ—乎

ン(未详)

将平假名与片假名两表相互对照可见，两者的汉字字源并非完全相同。同音而字源不同者有十六对:安一阿、以一伊、衣一江、计一介、左一散、寸一须、太一多、知一千、川一州、仁-二、波一八、美一三、武一牟、留一流、远一乎、无一(未详)。其余三十对则相同，相同者占大半。这一现象一方面表明，当时万叶假名的汉字在过渡到平、片假名时，其所用汉字已相当集中固定，另一方面也表明，平假名与片假名是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过来的，因此相互之间才会有部分字源的差异。

平假名与片假名的形成标志着日本文字的正式成立。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平假名与片假名是日本独创和特有之文字;另一方面，有平假名和片假名，日本文字才既有汉字的表意符号，又有假名这种名副其实的表音符号，并因此才真正能够形成延续至今的那种将汉字与假名混合使用的所谓“和汉混合体”的文字体系。

七、余论

日本从最初没有文字到自己创造出独有的假名文字与“和汉混合”的文字体系，这个过程同时是全面引进汉字、熟悉使用汉字、并根据日本原有语言对它消化和再创造的过程。无疑，这一历史过程首先显示出的是日本民族乐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独特而卓越之才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当时地处孤岛的日本没有机会和中国及周边国家交往日本民族使用文字的历史无疑会大大延迟。进而言之，假如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相对于日本没有显著优势的话，那么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之表征的汉字对于日本民族也决不会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具有吸引力。属于象形文字的汉字较之于非象形的表音文字明显具有难度如果说这种难度对于中国本民族的大多数人也曾造成过学习困难的话，那么对于完全使用别一种语言的日本民族而言，它的难度就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难度，从一个侧面更凸显出古代日本民族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努力和执着。一般而言，一种文字体系的难度对于学习者是某种消极因素，但是当这种文字体系代表着某种特殊价值的时候，尤其是当这种文字体系成为获取这种特殊价值所必需的方式和途径时，那么其难度就会被其所代表的价值之魅力消解，甚至适成其价值之特殊性和超越性的表征。就此而言可以说，具有特殊难度的汉字在古代日本之所以受崇敬，之所以被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引进消化，乃至被转化再造成日本民族自己的文字，最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所代表的价值对于当时日本民族的魅力。没有这种魅力，日本民族在语言上的创造力极可能会向别一方向发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出现的“限制汉字”甚至“取消汉字”而代以使用罗马字的思潮印证了这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民族吸收汉字而创造本民族文字体系的过程，也同时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魅力在日本语言文字领域展现和积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