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里吃海鲜

作平按：本文写于2008年左右，原题《才子是一种有毒的花》，刊于《首座》。后收入我的随笔集《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中华书局，2012版），该书去年由湖南人民社出了新版，名为《晚明的崩溃》，现各大平台有售。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大明末帝崇祯在京师煤山自缢身死。两天后，这具披头散发、只有一只脚穿了袜子的尸首被李自成农民军找到，草草安放在东华门外的一副原本用来安葬穷人的薄皮柳木棺中。

刚刚亡国丧君的大明臣工们面对他们圣上的遗体，其表现耐人寻味：

痛哭得以头抢地的只有一个人，是一个姓刘的主事，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哭拜者三十人；礼节性地拜了几拜而无泪可洒者六十人；其余的则“睥睨过之”——斜着眼睛，晃一眼就飘过。

在占大多数的“睥睨过之”者中，最过分的当数一个叫周钟的庶吉士。此人数次从先帝遗体前经过，不仅不拜不哭，竟然连马也不下，径直打马而去。

庶吉士这个职务，隶属翰林院，品级不算高，却是皇帝近侍，即老板身边的人。明代有不少尚书和大学士，都是庶吉士出身，所以，明朝通常把庶吉士看作是国家高级领导的储备人才。

既然是皇帝近侍，照理说和崇祯多少有些亲密关系，可周钟的表现不仅令当时士民齿冷，也令后来读史者摇头。

周钟乃南直隶金坛人，生长于人文荟萃的江南，从小就被人目为才子。众所周知，复社是晚明时才子济济的大社团，周钟就曾为复社之长，是当时江南的文坛领袖。

照理说，饱读圣贤之书、以儒家道统为行事准则的才子，应该比普通民众更多一份忠诚。但在周钟身上，却恰好相反。

周钟在彼时的名气很大，连李自成的智囊牛金星对他也是深慕其名。当魏藻德等一批故明高官削尖了脑袋想在李自成新政权中混个一官半职时，牛金星主动向李自成推荐了才子周钟。

牛金星为了给新政权制造舆论，请周钟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士见危授命论》，牛揽卷读之，大为赞叹，周钟也到处吹嘘：“牛老师对我真有知遇之恩啊。”

另一篇则是给李自成上的劝进表，也就是以天下黎民代表的身份，劝李自成早日登基做皇帝。

这篇劝进表中，周钟极尽对李自成吹捧之能事，认为李自成“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

这个两个月前还被官府通缉、被称为流贼的农民领袖，在周钟看来，其文治武功已经超越了历代君王的典范——尧、舜、商汤和周武王；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两个月前他还叩头口称圣上的崇祯乃是独夫。

有人对周钟说，李自成杀人太多，恐怕难以成事。周钟轻描淡写地说，“想当年，咱们的太祖高皇帝不也是一样吗？”

这种处处维护新政权的自觉行为，自然很能搔到新政权要员们的痒处。周钟在新政权的如鱼得水，引来了昔日同僚们的艳羡和模仿。

另一位才子、中允梁兆阳在晋见李自成时，迫不及待地称尸骨未寒的崇祯“刚愎自用，君臣血脉不通，以致万民涂炭”。至于李自成这个不修边幅的粗豪汉子，梁当众吹捧说他“救民水火，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

比周钟的吹捧又进了一步，周钟认为李自成和商汤、周武王是一个级别的圣君，梁兆阳则认为商汤、周武王和李自成比起来，简直不在一个层次。

我们虽然并不认为那些在崇祯自缢之后，也跟着举家自杀的臣子真的就值得效仿，但像周钟们这样猴急地丑诋旧主子而讨新主子欢心的做法，确实让人替这些才子们感到惋惜――我们只好在才子前面加上两个字：无行。

京师的无行才子们举措若此，远在千里之外的陪都南京的才子们，其情其景，也相差无几。

当时，南京城里最负才华——他们的才华和对后世的影响，远在周钟和梁兆阳之上N倍——当数阮大铖和钱谦益，以及王铎。

阮大铖是著名的戏曲家，不但创作了多个精彩的剧本，在表演方面也相当老练。与阮誓不两立的东林子弟们曾在观看阮创作的戏曲时，一面赞叹其才华，一面大骂其人品。

这有点像小时候读《三国》，很不爽的是武功最高的竟然是人品低下的吕布。

阮大铖因早年曾是魏忠贤的小兄弟而被东林党人狠咬不放，罢官多年。当大明倾覆，史可法等人在南京建立南明偏安小朝廷时，他得到铁哥们马士英的力荐，得以复出做官。

值此金瓯残缺、君父横死的国难之际，新上台的阮大铖要干的不是励精图治，而是打击报复当年修理过他的东林党人及其子弟。

于是乎，拥有半壁江山的弘光政权在这种内耗之下，竟然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即宣告倒台。

这其中，无行才子们的折腾功不可没——得以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清军真应该感谢他们。

阮大铖在南京陷落后向清军投降，在清方的庆功宴上，他亲自粉墨登场，博得清军将领们哄堂大笑，这个才子也乐不可支。

至于钱谦益，那是晚明时期公认的全国文坛领袖。黄宗羲曾认为，钱谦益乃是王世贞之后明代最伟大的学者。

有一年，他家的藏书楼遭遇火灾，他望着大火大喊：“你能烧掉我楼上藏的书，烧不掉我肚子里藏的书。”他那个红颜伴白发的老婆，就是大名鼎鼎的柳如是。

阮大铖把持弘光朝政柄后，钱谦益利用柳如是与阮大铖早年的关系，谋得礼部尚书之职。南京城破，柳如是劝丈夫自尽殉国，钱谦益“谢以不能”。

柳如是再三劝说，钱谦益才咬咬牙跳入水池。只一会儿功夫，他又爬上岸来说池水太冷。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才子龚鼎孳，甲申之变后，他逢人便称：“我本打算殉国，无奈我的小妾不同意。”

此后不久，豫王多铎下江南，令全国剃发，一时间群情汹汹。一日，众人座议剃发事，钱谦益忽然站起来说，“我的头皮痒得很。”

众人都以为他梳头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时，众人才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已经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剃掉了自己的头发，脑袋后面拖着一根花白的长辫子。

入清后，钱谦益曾任《明史》副总裁，用他深厚的文字功底，为新政权效命。耐人寻味的是，在乾隆时期编撰的深具贬意的《贰臣传》中，他也榜上有名。

与励精图治却不幸亡国横死的崇祯相比，南京小朝廷的继承者弘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色之徒，只知道喝酒看戏搞女人。

有一年，他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令大学士、也是至今还影响甚巨的大书法家王铎书写，这副对联写道：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

假如这副对联出自落拓无行的文人，我们庶几可以付之一笑，然而出自身负中兴大任的君王，我们即便想笑也笑不出来了。

晚明的中国，天下并不缺才华与机智，但这种才华与机智皆不过是为一己之私而谋的小才华与小机智，缺的是高屋建瓴的为国谋为天下谋的大才华与大机智。

在利益的笑脸与杀戮的屠刀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新政权高压下，小才华与小机智不但于救亡图存毫不相干，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在了自己的官帽、自己的私欲之上，甚至，它还加速了残汤剩水的小朝廷的覆灭进程。

从周钟到阮大铖，从钱谦益到王铎，他们都是晚明最杰出的才子，但这些才子类似罂粟——好看，但有毒。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才华与人品之间没有成正比的函数关系，才华出众并不意味着人品相对高尚。

第二，如同河豚味美、罂粟入药一样，去掉了才子身上的人品道德，他们的才还是值得我们欣赏的。不过，联想到他们的为人，总有种在厕所里吃海鲜的古怪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