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喆隽：言不厌精，思不厌细

孔子对弟子们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指的是食物处理得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紧接着，他又提出了“八不食”的原则。崇尚养身的人如今也延续了类似的想法，对自己每日入口的食物、食材进行溯源。然而讽刺的是，我们对入自己脑和出自己口的思想内容却很少采取如此认真的态度。只要睁开眼、打开手机，每天我们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摄入”海量的内容，其中大部分是碎片化的信息，其余则是大量似是而非的看法与意见，极少能够达到知识的层面。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似乎成为一个信息的“回收站”甚至是“垃圾桶”。

还有人笑言，每个人手机上的各个App分别代表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七宗罪”中的一项——饕餮、淫欲、暴怒、贪婪、傲慢等，不一而足。换言之，人们看似是在上网，其实是在假借网络宣泄自己的特定情绪。网络的确具有极大的“情绪价值”，但很多时候也是负面情绪的来源。它沦为了信息“粪坑”和舆论“修罗场”。每个人要么蜗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抱团取暖，要么从自己的舒适区探出半个身子来开怼喷人。不仅如此，各种社交网络和平台上充斥着海量的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有些是商业营销，有些是为了博人眼球。虚假信息甚至已经被“武器化”，用来操控选举和干预政治决策，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我们能识别虚假信息吗？还能相互好好说话吗？我们能不能稍微修改一下孔子的话，做到“言不厌精，思不厌细”呢？这些不仅是涉及人品的私德问题，更是社会公共伦理的“基础设施”之一。为了做到这一点，不得不提到“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虽然这个概念来到中国时间已经不短了，但远未深入人心。它大致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说话“技巧”，近乎“巧言令色”。在人类各大文明里，其实都有关于如何讲话、提出论证、据理力争的学问。在西方，批判性思维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讨论和辩论中得到了系统化的总结与表述，后来又经过新教一些派别内部管理制度的洗礼，从而在现代形成了一个学问的门类，大体放在逻辑学之下，因而又和哲学密切相关。批判性思维之所以被人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实用性，它可以运用于辩论、谈判和公共交往中。从学院派专业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它至多是基础研究的一种准备性工作，能够为有效论证打好基础。不过，倘若从当下的现实来看，批判性思维还具有学术之外的社会效用，即识别谬误、澄清思维、净化讨论。对个人而言，它也是一件“傍身护体”的利器。

虽然此前国内出版界已经引进翻译了不少批判性思维的图书，不过摆在面前的这本《批判性思维》（原书第4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本书的第一作者理查德·保罗博士可谓批判性思维在美国的一位领军人物和开拓者；第二作者琳达·埃尔德博士是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她对思维与情绪、认知与情绪的关系特别感兴趣。两位合作可谓珠联璧合，一人侧重理性，一人关注情绪，将论证的形式化内容与个人心智成长结合起来，也很好地平衡了批判性思维背后“私己”与“公共”两方面的追求。以往批判性思维的图书大多仅仅看重训练个体的思维，而这本书的长处在于加入了一个认知提升的维度，为个人心智的成长提供了循序渐进的标准，也运用大量图表、问题与案例给出了自检自查的步骤。

为什么说在当下的处境之中，于公于私都急需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呢？

于私，这首先和人类的思维有关。很多人将思维和视觉进行类比：眼睛看不到自己，却可以观察世界。不过如果一个人眼睛本身有问题，那么又会看到怎样的世界呢？不过这种类比存在一个误区——和眼睛不同的是，思维具有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自指（self-reference）。思维不仅可以考察外部世界，也可

以自我审视。眼睛就不具备这种能力，它不能直接看到自己。因而这本书的作者明确地提出批判性思维包含了三个相互交织的阶段：分析思维、评估思维和改进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接受批判性思维训练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掌声与鲜花，而是需要时刻“刀口向内”⸺_它主要不是针对别人，而是用来“折腾”自己的。人为什么要折腾自己呢？不难发现，身边不少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未曾检视过自己的思维和语言。很多时候与其说是你讲出了一句话，还不如说是一句话通过你表达了出来。“我”这个人称代词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绝大多数思想内容并非“我”原创，而是别人的发明并在社会中流通的。遗憾的是，一些人的头脑是混乱的“跑马场”、群兽撕咬的“丛林”。他越是义正词严，就越会陷入“自欺欺人”的状态。现代人呈现出一个矛盾：一方面很多人极度自私自利，总在计算自己的利弊得失；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他头脑的观念、价值和思想却未经检查。于是才会出现“我相信它，所以它是真的”这样一种非理性信念。

笔者将另一种类似的现象叫作“思维短路”：很多人的思维和情绪是可以被预期的——当看到关键词A的时候，他必然产生B（回答/情绪/反应）。就像一台机器被按下开关后，它就必定会做出特定的动作。这意味着，此人是很容易被操纵的。他很少会去进行语境化的（二阶）思考——为何在此时此地有人抛出了关键词A？以及A在其他时间和场合是否可能具有其他含义？无论是不自知的自欺，还是“思维短路”，都可能会让当事人产生某种真理在握的自大感受，但终将受到因果律的“制裁”。

于公，澄清认知和舆论是这个时代稀缺的道德责任。二战时期德国著名的神学家朋霍费尔在纳粹的监狱中写道：“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论愚蠢”，《狱中书简》）讲理不仅是个人的素质，而且还是好公民的义务。这几年，伴随着社交互联网的崛起，线上和线下部落主义、民粹主义盛行，盲从权威、“帮亲不帮理”等现象回潮。每个人都尝试去维护自己越来越小的“圈子”，寻求莫名其妙的身份认同；有时会聚拢成为一些不可控的力量，打击异己，“社死”他人。虽然科技突飞猛进，但每个社会都有重回“丛林”的危险。这本书也让我们认识到，小圈子甚至整个社会都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无论是“地平论”（flat earth theory）还是“达克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都提醒我们，需要时刻对个人的以自我为中心和以社群为中心的倾向保持警惕。人的伟大和荒谬之处可能都源于一点：“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对此给出了一个大众心理的解释：“人倾向于坚持自我信念。”换言之，人特别会固执己见，甚至可能为了捍卫自己的错误观念而不惜伤害他人。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你是否曾经为了融入一个特殊的团体，而说过假话或者言不由衷呢？你是否为了获得团体归属感，而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能力呢？批判性思维就是时常自问，我以为的“理所当然”真的就那么理所当然吗？一个社会中的“天经地义”真的就那么天经地义吗？我们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什么？它究竟是信念还是认识呢？不讲理很可能源于自己深层的不安全感。在此意义上，批判性思维可以通过澄清信念，来揭示并克服那种不安全感。

和情绪化的出路相比，批判性思维是一个高成本的解决方案。讲理的人成本比较高，因为你不能不讲理。它要求将论证的责任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换言之，每个人成为自己的权威。这与启蒙的核心要求“自主性”（autonomy）是高度契合的。这在一个尊重传统权威的文化环境中更加困难。这本书中高频出现的一个词是“独立”——这并不意味着任性妄为，而是要求每个人尽量好好说话，给出有效的理据，也要好好听别人说话；当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判断产生分歧时，是否还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即在不诉诸暴力的前提下说服对方，进而达成一致或者谅解？每个人都要时刻准备接受更好的论证，乃至改变自己原先的立场。正如美剧《波士顿法律》（Boston Legal，2004）中主角艾伦·肖的一句口头禅：“我可能是错的。”其实这与“虚己”和“慎独”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身处这样一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人类最终还需要真相吗？笔者认为，人不可能全然采取一种知识上的犬儒态度，否则将陷入流沙。用脑思考，还是用肠子、肾上腺或性器官做出决定？这是一个问题。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是错误的，他是能够使用理性的动物（rationis capax）。在此，“能够”是一个奇妙的词。哪怕是那些最为理性的人，也很少动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而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动用的都是那些非理性能力，例如激情、冲动、血气等。我们终究要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理性是一种稀缺而少见的潜能。持续接受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或许可以将这种潜能发挥出来。在谨言慎思之后才是行动，而不是倒过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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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宗教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