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难进清华北大的真正原因，被这篇奇文精准说透

近年来，在社会对“超级中学”的追捧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批评与反思的声音。教育界人士发现，伴随“超级中学”兴起的另一个现象，是全民教育焦虑的加剧。“超级中学”的盛行与当前的教育困境有何关系？可行的解决之道又是什么？

本文指出，教育焦虑源于县中衰弱，而县中衰弱的直接原因是“超级中学”“掐尖”。只要一个省“超级中学”横行，县中就会衰弱，教育竞争压力和择校焦虑指数就会提高，这是最近十几年出现全民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由于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尤其是在城市与县域之间，会让在县域就读的学生家长，千方百计也要将自己的子女送到省城和地市学校。要解决这一困境，高考竞争最好是以县域为层级、以县中为载体，原因有三：一是县级资源可以支撑一两所好的高中；二是乡镇学生到县城高中就学的成本相对较低，从而使农民家庭也能享受到优质的高中教育；三是高中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域的一两所优质高中，相比集中在省市的“超级中学”，教育竞争和焦虑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教育竞争的范围越小，竞争压力越小，教育焦虑越轻。

作者指出，要解决“超级中学”带来的教育焦虑，就一定要让县中培养清北生。清北生是风向标，有清北生意味着县中保持了整体较好的教育质量，不仅可以留住全县的尖子生，还能够留住中上水平的优秀学生，从而促进县中重本率和本科率的提升，整体改善县域教育水平。

为什么县中一定要有清北生？

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本文选摘自《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转自公众号文化纵横

为什么中国会陷入全民教育焦虑？

最近十几年中国已经陷入了全民教育焦虑。年轻一辈从怀孕之前就焦虑小孩出生后怎么教育，到处在新媒体上找胎教指南。小孩出生后早教班就开始学习文化知识，上幼儿园开始择校。一些幼儿园择校还考察小孩的各方面能力和家庭背景。武汉市最严重，有些小学开始就分“火箭班”与非“火箭班”，急得家长对小孩的学习从一年级起就不能懈怠，稍想到三四年级后才管已经来不及了。进不了“火箭班”就没有进重点初中、高中以及这些初高中的重点班的希望，进不了重点班就难考上好大学，甚至初中就被普职分流了。“双减”之后课外补习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隐蔽了：要么家长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要么有条件的家庭单独或几家合起来请家教。某县教育局副局长都请了有经验的教师为自己及学校领导的几个小孩“开小灶”，不是因为他反对“双减”政策，而是不放心自己在全年级成绩排名前八的小孩。教育竞争普遍从过去的高中学段下移到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学段，因精神压力过大，初、高中抑郁的学生有增多的趋势。

那么，全民教育焦虑从何而来？

网民火力比较集中的是说高考制度制造了焦虑。当前教育竞争、择校竞争最终围绕的都是高考，而21世纪以来，高考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每次改革都会制造新的矛盾、问题和焦虑，因而社会对高考制度及其改革的批判比较多。高考改革在没有经过任何政策辩论的情况下，从过去的“3+2”到“3+文综或理综”，再到“3+3”“3+1+2”，选课和考试制度愈加复杂，老师、学生、家长都看不懂，还要向“专业”人士请教，对县域高中和学生尤为不利。高考怎么改都是要考，无论怎么改选拔出来的还是那些会考的人，何苦凭空制造诸多麻烦。恢复高考以后，高考制度就存在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高考改革，但没有出现全民教育焦虑。在70后、80后高考的年代，家长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教育焦虑都不大，学生和家长也没有择校的压力。最多乡镇初中与县一中初中有差距，但是县一中初中毕竟招收的人数偏少(200人左右)，多数学生需要在乡镇初中完成初中教育，县一中的大部分学生(2000人中的1800多人)还是要从乡镇初中招收，因此，学生的择校竞争其实不大。也就是说，高考制度不是教育焦虑的制造者，而高考改革则最多是加剧了社会的教育焦虑，但不是教育焦虑的源头。

还有种说法是现在的80后、90后家长较前辈更重视子女教育，往小孩教育上的投入增加，相互比较和竞争加强，从而加剧了教育焦虑。从调研来看，新一代父母确实更加重视教育了，过去县域城乡父母对子女教育直接管得少，放手让学校管得多，现在父母的教育责任加重，从辅导作业到预习、复习、提前学习等，父母都要亲自掌握、亲自抓。父母要教子女，首先自己得知道怎么学、怎么教，许多知识得重新学一遍，所以在“双减”之前大量存在“家长培训班”。在长沙调查时发现，许多80后父母在小孩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组织小孩学完了初中数学、背完了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的诗词。其他父母看到这种情况必然产生焦虑并加以效仿，推动加强家长对小孩教育的介入程度。但还需要讨论的是，是因为先有家长介入小孩教育，加强教育竞争，再有教育焦虑；还是因为教育竞争激烈了，家长的焦虑加重，才有了家长的重视，从而更深地介入小孩教育？几乎所有受访的父母都说不想多管小孩的教育，学校全管了最好，但是因为学校管的、教的不足以让小孩应对中考、高考竞争，因此家长必须管起来。城市双职工家庭如此思考，农村半工半耕家庭亦有此想法。

阶层分化与竞争也被认为制造了全社会教育焦虑。中国社会在加剧分化，甚至农村社会的分化也已经非常大了。在社会有阶层分化但是阶层分化又没有固化的情况下，下层、中层希望自己的子女向上流动，中上层、上层则希望通过教育保持自己的阶层位置，甚或阻止下层、中层向上流动，因此教育竞争的背后是阶层之间的竞争。阶层分化越大，竞争越激烈，教育焦虑也就越深。表现就是不同阶层的家庭都在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介入子女教育，农民工家庭年轻母亲返乡陪读，不惜牺牲一个壮劳动力的务工收入；中产阶层不仅给子女补习文化课，在综合素质上也不遗余力；上层则在保证子女应试能力的基础上，加强综合能力的培养，甚至直接更换子女竞争的赛道(如就读国际班)。不同阶层之间信息是透明的，上层、中层的行为给予了中层、下层家庭示范，刺激了教育竞争和焦虑。同样的问题是，是先有一定强度的教育竞争和焦虑，才加剧了不同阶层参与教育竞争的动力，从而有不同的行为表现，还是先有阶层之间的分化与竞争，才有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竞争行为，最后制造了全民教育焦虑？

教育研究领域更多地把全民教育焦虑归结为基础教育的非均衡性。基础教育的不均衡是事实，包括城市与县域的不均衡，省城和地市的城市化、现代化更高，集中了较多的资源，因而教育资源也较县域丰富，那么，在县域就读的学生及其家长就会产生较大的教育焦虑，并千方百计地送自己的子女到省城和地市学校就读、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还包括县域内部城乡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不均衡。县城的教育资源要比农村的教育资源丰富，经济相对发达镇的教育资源一般也要强于普通农业镇，这也会造成在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地区就读的学生及其家长有较强的教育焦虑，因而会努力向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流动。相反，在县域内城乡之间、各乡镇之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县域与省城、地市之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也就是所有高中之间、初中之间、小学之间的教育质量相对均衡，乃至所有班级都相对均衡。按照划片招生原则，每个学生在本片区学校就读就能够享受均衡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社会也就不会有教育焦虑，学生也不会舍近求远、流动到其他地区(片区)去就读。所有学校都一样，也就不存在择校和分班问题，高考竞争变成了纯粹的学生个人奋斗的问题，也就不会存在社会的教育焦虑。但问题是，高考指标是既定的，需要竞争才能获取；教育资源是稀缺的，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才能参与高考指标的竞争。那么，资源只要有集中，分配就必然存在不均衡性，就一定会有优质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区别，而优质学校的学位是有限的，也要通过竞争获取，因此一定程度上会制造教育焦虑。因此，关键不是消除教育焦虑的问题，而是将教育焦虑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问题，也就是要保证教育均衡保持在某个合理的水平上。

▍最小范围竞争定律：范围越小，压力越小，焦虑越轻

教育焦虑实质上是择校压力，与教育竞争强度有关，教育竞争强度越高，教育焦虑就越重，反之则轻。在竞争指标既定的情况下，教育竞争强度又与参与教育竞争的人数有关系，人数越多，竞争强度越高，反之则低。实践中，教育竞争是以属地或片区为层级展开的，比如幼儿园进的是某村或某片区的村小，小学进的是某乡镇或某片区的初中，初中进的是高中，高中则既以属地或片区为单元，又以分数论英雄。竞争的层级越低，人数就越少，竞争的强度也就越低，竞争压力也就越小，教育焦虑也就越轻。

中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升初中不再进行升学考试，那么在基础教育阶段，有两个考试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中考和高考。

中考很重要，但是关键不是竞争这一次考试，家长们考虑的是小学生所就读的初中教学质量的情况。初中教学质量高，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学生考入县一中或进入其他高中，那么家长就愿意送小孩进入该初中，而不存在择校的问题。以县域为例，南方某县有15个乡镇，每个乡镇有1所初中，全县最好的高中是县一中，另外还有3所普通高中。如果这15所初中的教育质量相对均衡，好的好不了多少，差的差不到哪里，那么，每个乡镇的小学生只要进入本乡镇的初中就读，就有同等的机会(平均机会)进入县一中读高中或考上其他高中。实际情况是，各乡镇的初中事实上不可能均衡，城区或其他县中的初中部的教育资源要优质一些，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乡镇初中优质生源的流失。为了稳定初中生源，国家要求各县最好的高中招生有80%—85%比例的招生名额下放到各乡镇初中，乡镇中考生多则分配的名额就多，这个政策叫“指标到校”。各乡镇初中都有了既定的进县一中的指标，这些指标不参与全县竞争，只要中考在乡镇初中的排名在这个指标数以内的，都自然而然地进县一中读书。无论该县15所初中的教学质量是均衡还是不均衡，“指标到校”都意味着初中考生只要在乡域范围内(乡镇初中)竞争获胜，就能够进入县一中或考取其他高中，而不需要与其他乡镇初中的学生一同竞争县一中有限的学位。

以上是将中考竞争限制在乡域即乡镇初中内部，竞争范围小，竞争人数少，竞争压力就不大，家长也就没有什么焦虑。如果该县没有“指标到校”的政策，而15个乡镇的初中全部衰弱，只剩下县一中原来的初中部比较好，全县家长都认为“在乡镇中学就读考不上县一中，只有到县一中初中部就读才能考上县一中”，那么全县的小学毕业生就会向县一中初中部挤。家长在子女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择校的问题，学生则要通过竞争考入该校。那么，小升初竞争就不再是限定在乡域范围，而是在全县范围内，即全县小学生竞争县一中原初中部。

我们将小升初限制在乡域范围的竞争压力指数设定为10，焦虑指数也是10。现在是15个乡镇的小学生共同竞争县一中初中部的学位，竞争人数增加了15倍，竞争压力指数也就增加了15倍到150倍，家长的焦虑指数也从过去进乡镇初中的10，变成了择校县一中初中部的150。也就是说，中考从乡域竞争上升到县域竞争，竞争压力指数和择校焦虑指数都提高了15倍。进而，家长为了自己的小孩能够顺利进入县一中初中部，不仅要疏通关系，还要从小学一年级起就重视小孩的考试成绩。在乡域竞争时，因为小学直升初中，不用择校竞争，到初中二三年级要分班管理，因此到初二家长才重视小孩的成绩，但是进入县域竞争后，家长就需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重视小孩的学习成绩，教育竞争下移到小学学段。

▍高考竞争的最佳载体是县中，县中衰弱则全民陷入教育焦虑

高考是要在全省进行竞争，县域高中的教育资源就必须有所集中。某县有三四所高中，但主要的教育资源都投入到县一中，比如县一中可以在全县“掐尖”招生(非划片)、可以从其他高中调入优秀教师。县一中还享受其他的优惠政策，比如较少的非教学型任务、较大的办学自主权、较多的财政支持、较频繁地外出考察学习深造机会等。一般一个50万人口的县的资源(生源、师源、财源)能够支撑1所较好的高中，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县则可能有2所较好的高中。将全县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这一两所高中，以使其能够在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取得好成绩，给全县学生以较大的教育出口。全县各初中都在竞争一所高中，确实会有一定的竞争压力和教育焦虑，而如果将集中的高中教育资源平均分配到其他高中，高中多了，确实可以分散竞争压力，但是由于教育资源被稀释，一所高中都办不好，那么它们在全省高考竞争中都会考不好。更极端地假设，各个乡镇都办一所高中，每所高中都差不多，乡镇初中的学生都可以直升高中，升学竞争的压力就更小，更没有择校压力。但是这些乡镇高中的教学质量就会非常之差，基本上无法参与高考竞争。过去许多乡镇都办过高中，改革开放后就取消了，原因就在于这些高中极大地稀释了教育资源。

高考竞争需要将资源集中到一定程度。集中到县域是比较合适的，原因如下。一是县级资源可以支撑一两所好的高中。二是乡镇学生到县城高中就学的成本相对较低，农民家庭也可以支持子女进城读书，即便是陪读，生活成本也不太高。如果教育资源集中到地市一级或省城，教育费用、生活成本、陪读消耗就相当大，一般只有富裕家庭才能支撑，从而造成对普通家庭子女接受优质高中教育的排斥。三是高中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域的一两所优质高中，初中生进入这一两所学校确实有压力，家长也有焦虑，但是并不太大。如果教育资源往上流动和集中，教育竞争和焦虑的指数就会十数倍地增加。

假设全市有15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有一所全力支持的县中。如果资源集中在县域，那么高中生就是以县域为层级、以县中为载体参与全省高考竞争，竞争压力指数假定为10，家长的教育焦虑指数也是10，在学生、家长和全社会都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因为全县域社会都知道，只要考上了县一中就能考上大学或比较好的大学。比如，每年有一两个或两三个清北生，有固定比例的重本率和本科率，每次考试只要在全校某个分数段内就知道能够考上什么样的大学。但是，如果将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如优质生源、优秀教师集中到地市某一两所中学，就相当于所有县一中都衰弱，全市中考生只有考进这一两所中学才有考上好大学的希望。全市家长都有这个意识，就会有较强的选择这两所学校的焦虑，学生就有考这两所学校的压力。如果考县一中的竞争压力指数是10的话，那么全市竞争一两所市级中学，竞争压力指数就会增加15倍，变成150，家长的焦虑也会猛增15倍。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能上这一两所高中，就会从小学、幼儿园乃至胎教开始抓起，教育竞争的学段就会不断下移。

最近十几年以来，各省都培育了自己的“超级中学”以及依托“超级中学”建立的教育集团，“超级中学”有的是公立的，有的是私立的，教育集团都是资本控制的。“超级中学”(及其教育集团)通过在全省范围内“掐尖”招生维持高清北生数量和重本率，从而赚取社会声誉和资本收益。一个“超级中学”起来了，无数的县中衰弱了、市中衰败了。县域、市域社会不再信任县中和市中，认为只有进了“超级中学”才能考上好的大学，进县中、市中没有前途，于是全省初中生都盯着几个“超级中学”，小学生家庭也都在为能进“超级中学”做准备。这意味着全省学生跨越了县域、市域，在全省范围内竞争少数“超级中学”。假设一个省有10个地级市(州)，以地市为层级、以市中为载体的竞争，压力指数是150，那么学生个体在全省范围内的竞争，压力指数就会增加10倍到1500，家长的择校焦虑指数也猛升至1500，是在县域以县中为载体参与竞争的150倍。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省“超级中学”横行，县中衰弱，教育竞争压力和择校焦虑指数就会提高150倍。这就是最近十几年会出现全民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来说，要考上某“超级中学”(高中)，首先需要考上它的初中或某初中，于是小学家长就要着手让自己的小孩能够进入这一少部分“特定”的初中；而要能够进入这一少部分初中，就必须进某些“特定”的小学或某些小学的重点班(武汉称为“火箭班”)，家长就得在孩子读幼儿园开始就谋划如何让自己的小孩进这些小学，以及如何才能进这些小学的重点班。这些“特定”的小学、初中的数量都十分有限，学生却很多，竞争就会聚焦到这少数几所“特定”的小学、初中上，竞争的压力就很大，家长择校的焦虑也就重。

在调研中，我一直有个疑惑未解答，即“超级中学”除“掐尖”和极化应试教育之外，没有任何超越普通县中的先进经验；各省也不会因为培育了“超级中学”而获得国家更多的高考招生指标；“超级中学”的“掐尖”却让县中一溃千里，让全社会陷入教育焦虑。那么，为什么各省教育部门还要培育、支持、宣传“超级中学”，以有“超级中学”为荣？

▍县中一定要有清北生

从以上叙述可知，如果中考竞争限制在乡域、高考竞争限制在县域，或者中考竞争以乡域为层级、以乡校为载体，高考竞争以县域为层级、以县中为载体，教育的竞争压力和择校焦虑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遏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中国基础教育竞争格局，基本上是这个格局：乡镇中小学有活力、有希望，每个县的县中每年都能够考上少则一两个多则两三个清北生，以及一定比例的重本率，有时一两年没有清北生，县域社会也不会怀疑县中的教育质量。教育竞争被限制在县域范围，县域学生的竞争压力不大，家长的择校焦虑不重。

当前政策部门也意识到了乡校和县中的重要性，它们主要是从教育均衡角度考虑。其中，“指标到校”政策为的是实现义务教育在各乡镇的均衡，将一定比例、不用全县竞争的指标固定下来发放给各个乡镇，乡镇初中如果掌握这些指标的分配权，就不仅可以留住本乡镇优秀的小学毕业生，还能够吸引进城就读的初中生返乡就读。这样乡镇初中不仅有优质生源，还能够保证一定数量的生源，乡镇初中就可以限制竞争和降低择校压力。国家也在提“强县中”“县中提升”计划，比如清北的“强基计划”“逐梦计划”，就是主要面向边远、贫困、少数民族等地区县级市及县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的招生政策。两校每年在正常招生计划外，依据各省人数单独制订计划，将一些具有天赋的学生筛选出来，服务国家各个专业的战略建设。一些地方也在实施县中的帮带计划，例如建设某些教育集团托管县中。还有一些地方出台政策明令禁止“超级中学”跨地区“掐尖”招生——尽管“超级中学”还有自己“掐尖”招生的策略。

做强县中，使县中每年都有清北生非常重要。县中有清北生，背后就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重本率，以及较大比例的本科率。清北生是风向标，有清北生意味着县中保持了整体较好的教育质量，不仅可以留住全县的尖子生，还能够留住中上水平的优秀学生，从而形成尖子生带动优等生，形成鼓舞中等生、中下学生的传帮带的整体氛围，促进高中生整体成绩的提升。这样重本率和本科率都会上去。如果几年不出清北生，县域中考尖子生就会流动到其他县市或“超级中学”，造成中上水平的优秀学生缺榜样、竞争氛围和学习的新方式、方法，从而无法提升自己，这部分学生也可能为了提高成绩、考上更好学校而流失。在没有尖子生、优等生少的情况下，年级、班级的整体氛围和动力就上不去，中等生的成绩也难提高，还可能被后进生拖垮，这样重本率和本科率也会随之下降，进而造成生源进一步流失，县中就会进一步衰弱。

县中的尖子生可以为县中带来声誉，带动和提升其他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县中发展的顶梁柱，值得县中花重金打造。县中则是县域教育体系的定海神针。县中发展了，县域教育体系才能够维系得住；县中坍塌了，县域教育体系就会崩溃。其基本逻辑是，尖子生被“掐尖”，县中没有了清北生，县域优秀中考生也会随之流失，县中会更差；县中差了，不再受家长信任，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小孩能够考上地市、省城“超级中学”，就会从小升初开始将小孩送到更能考上这些学校的初中就读，县域初中也就失去了优质生源，初中也陷入衰败；初中衰败了，县域家长看不到希望，从子女读小学开始就将他们送到能进地市、省城好的初中的小学读书，县域教育体系就此崩溃。